曹雪芹在右翼宗学的岁月是他长大成人后生活最稳定的阶段,随着一些变故发生,也行将结束了。乾隆十五年,内务府对右翼宗学实行改组,不但人事方面要进行调整,校址也将迁到宣武门内绒线胡同新址。
曹雪芹与敦氏兄弟们日日剪烛快谈、联吟结社的事,终于引起了宗学的注意。试想,一个当差的内务勤杂人员,竟吸引了那么多位学生在他周围,对他钦服、崇拜,这岂不是跟宗学的正统教育分庭抗礼吗?再说,皇室子弟崇拜一个包衣奴才成何体统。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曹雪芹孤傲狂放,他的诗文谈吐,确比不少有功名、头衔的教师高明得多,这样下去,教师们还会有脸面吗?如此种种,宗学终于借了个因由,把曹雪芹扫地出门了。
曹雪芹失业了,没有了正当的职业,就意味着没有饭吃了。曹雪芹从此进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流浪的时期,这种处境也是他后半生的基本状况。
他是一个公子哥儿出身的人,不懂得生计的事,也无经营之门路,甚至连衣食也不能自理,是需人服侍的废物。这就是他自谓的天下无能第一了。
他很快就陷入了缺衣少食、举目无援的困境。在极端的困窘折磨着他的时候,他发出了“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感慨。
当时潦倒的曹雪芹,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求亲告友,忍辱负重地求一个寄食借住之地,暂且勉强苟活。
平郡王府是第一处可以托身寄命的所在。姑母会疼怜他,收容他。平郡王府里多了一个半个吃闲饭的穷亲戚,原算不得一回事。有些难堪之言,遭受下边人的白眼,难听的话……这些世态炎凉的人间相,他领会了。
不幸的是平郡王福彭只活到乾隆十三年便去世了。福彭一死,府中情况随之大变了,曹雪芹看情形无法再住下去,只好向姑母辞行,只好来到了岳父母家。
然而他在岳父母家的经历并不很愉快。也许就有些像小说中封肃这个人对待他的女婿甄士隐那样:“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
这种局面自然不能久长,渐渐便与岳父母家断绝了来往。在无亲友可投时,曹雪芹不得不住在庙院里,此时的情况可真是每况愈下了。曹雪芹小时去过的古庙卧佛寺,那时是赏景,如今成了贫无可归的曹雪芹的寄居处。
住处是勉强有了,可是三餐没着落。于是曹雪芹就靠写小说来维持生计。可是写小说是要用纸的,而他连纸也无钱去买。他就把旧历书拆开,翻转了页子作为稿纸,每夜一个人挑灯写作。
比寄食生涯略为强一些的,是他后来有了在富贵人家做西宾,也就是当家庭教师的机会。由于人人都知道他才学最富,罕与之匹,于是被“明相国”府请去做了西宾。
明府的主人明亮本人是通文墨的,能作小诗句,还能画几笔墨竹。但他对曹雪芹这样放荡不拘的人,未必喜欢,再加上旁人的嫉妒和诬谤,给曹雪芹加上了一个有文无行的罪状。不久,明亮就把曹雪芹辞掉了。
被相府辞退了的曹雪芹,声名大坏,没人再敢请他了。曹雪芹在北京城内已无立足容身之地。曹雪芹做西宾时继续写人人皆知的《石头记》,不少人爱看他的书稿,及至看不到下文时,就来催促他快些接写下去。
曹雪芹每当此时,就对催书的人说:“你给我弄来南酒、烧鸭,我吃饱喝足,就给你续写下一回!”
虽然生活惨淡,但他却性格诙谐,善谈,能令听者终日忘倦。曹雪芹在无衣无食之际,自然也曾忍耻求告过自己的骨肉同胞和至亲近戚。但是他得到的是辱骂多于帮助。
一时间,曹雪芹真是举足无定,走投无路。不错,京城里还有几家有身份的亲朋尚未求到,但是,那寄人篱下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这条路决不能再走。他不禁想起了杜甫在困厄时,沉痛吟出的悲凉诗句: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