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勇敢承担罪责
富兰克林自1764年出使英国后，一直在伦敦待了十年，没有回过殖民地。在英国，富兰克林结识了许多科学界的朋友。其中既有英国的，也有欧洲大陆的。
英国当权者早已下定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那就是1773年至1774年的时候，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并不是赫金森一个人所写，它指的是1767年至1769年间由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写的六封信，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写的四封信。这些信的收信人都是一个人，即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
赫金森和奥利佛都是美洲民众的敌人，他们身为马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
在1765年至1766年公开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毁坏了赫金森和奥利佛家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写了这些密信，他们在信中建议英国官方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高压政策。
这就证实了殖民地内部的高官中，存在与英国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而这正是殖民地民众所深恶痛绝的。
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这些信落到其他一些人的手里。后来，这些人又把信件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是这些写信的人误导了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才会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富兰克林觉得应该让马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
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
1772年12月2日，富兰克林将十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个时候，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却越来越不满，他们的愤怒情绪需要表达。
特别是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这时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税，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
很快，在纽约、新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驻军，等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公开冲突日益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它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富兰克林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
而在这时，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一场莫大麻烦已经近在咫尺。原来，马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
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受到了舆论谴责。
威廉·惠特利怀疑约翰·坦普尔拿走了这些信，并把他传播了出去，所以他非常生气，就找那个坦普尔进行决斗。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认为该是自己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富兰克林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富兰克林选定在圣诞节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在声明上富兰克林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
富兰克林说，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它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富兰克林的登报表明了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
在伦敦的哪几个人给了他这些信，一直是个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儿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774年1月8日，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
1月10日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准备提出意见。
富兰克林由此得知，现在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证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威多博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
在宣读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
这样，会议延期两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其间，听证会的事早已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疯传。
不过消息来源于何处，没人能说得清。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辩论时的逆境。
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而又拒绝披露其过程，那他只能忍受一切的指责了。
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
关于这次听证会的安排，可以看做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让富兰克林名声扫地，来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1月29日，第二次听证会正式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
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尔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朋友。
双方都准备好后，听证会开始了。
首先，有人把富兰克林写给多德摩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
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只是在向国王请求撤销州长们的职，以平息不安定的局面。
听到这里，威多博开始为州长辩护了。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针对富兰克林的攻击谩骂中，威多博接近疯狂。不过最后他还不忘大肆颂扬州长们一番，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
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富兰克林的目光中只有冷静。
富兰克林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两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谁也不会想到，此情此景，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并不是眼前，他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就这样，富兰克林怀着一种愤怒和绝望，以自己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威多博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威多博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2月16日，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富兰克林决定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富兰克林在文中表示：
对那些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
富兰克林却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自信，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一切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而且自己也不会失去真正的朋友。
的确，威多博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击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
在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威多博愤愤不平。他的朋友柏克认为威多博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施布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
特别是朴里斯·德里更是气愤到了极点，后来在接待室里当威多博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
特别是听证会的消息传到马萨诸塞，所有对富兰克林的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
敌对者的谩骂攻击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并没有出现他们预料的树倒猢狲散的情景，这是那些政敌们始料不及的。
恢复平民身份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马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继任者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一如既往地处理州议会在伦敦方面的事务。
英国当权者早已下定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那就是1773年至1774年的时候，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并不是赫金森一个人所写，它指的是1767年至1769年间由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写的六封信，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写的四封信。这些信的收信人都是一个人，即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
赫金森和奥利佛都是美洲民众的敌人，他们身为马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
在1765年至1766年公开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毁坏了赫金森和奥利佛家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写了这些密信，他们在信中建议英国官方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高压政策。
这就证实了殖民地内部的高官中，存在与英国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而这正是殖民地民众所深恶痛绝的。
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这些信落到其他一些人的手里。后来，这些人又把信件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是这些写信的人误导了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才会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富兰克林觉得应该让马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
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
1772年12月2日，富兰克林将十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个时候，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却越来越不满，他们的愤怒情绪需要表达。
特别是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这时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税，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
很快，在纽约、新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驻军，等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公开冲突日益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它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富兰克林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
而在这时，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一场莫大麻烦已经近在咫尺。原来，马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
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受到了舆论谴责。
威廉·惠特利怀疑约翰·坦普尔拿走了这些信，并把他传播了出去，所以他非常生气，就找那个坦普尔进行决斗。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认为该是自己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富兰克林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富兰克林选定在圣诞节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在声明上富兰克林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
富兰克林说，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它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富兰克林的登报表明了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
在伦敦的哪几个人给了他这些信，一直是个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儿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774年1月8日，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
1月10日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准备提出意见。
富兰克林由此得知，现在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证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威多博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
在宣读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
这样，会议延期两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其间，听证会的事早已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疯传。
不过消息来源于何处，没人能说得清。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辩论时的逆境。
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而又拒绝披露其过程，那他只能忍受一切的指责了。
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
关于这次听证会的安排，可以看做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让富兰克林名声扫地，来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1月29日，第二次听证会正式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
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尔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朋友。
双方都准备好后，听证会开始了。
首先，有人把富兰克林写给多德摩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
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只是在向国王请求撤销州长们的职，以平息不安定的局面。
听到这里，威多博开始为州长辩护了。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针对富兰克林的攻击谩骂中，威多博接近疯狂。不过最后他还不忘大肆颂扬州长们一番，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
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富兰克林的目光中只有冷静。
富兰克林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两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谁也不会想到，此情此景，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并不是眼前，他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就这样，富兰克林怀着一种愤怒和绝望，以自己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威多博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威多博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2月16日，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富兰克林决定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富兰克林在文中表示：
对那些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
富兰克林却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自信，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一切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而且自己也不会失去真正的朋友。
的确，威多博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击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
在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威多博愤愤不平。他的朋友柏克认为威多博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施布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
特别是朴里斯·德里更是气愤到了极点，后来在接待室里当威多博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
特别是听证会的消息传到马萨诸塞，所有对富兰克林的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
敌对者的谩骂攻击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并没有出现他们预料的树倒猢狲散的情景，这是那些政敌们始料不及的。
恢复平民身份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马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继任者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一如既往地处理州议会在伦敦方面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