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决定重修本草
细来累累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李时珍
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一帮人吵吵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
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叫道：“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家伙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我去找他算账，他硬说药方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给看看。”
说着把给父亲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喏，这就是药渣。”
李时珍抓起药渣，一一仔细闻过，又放在嘴里嚼嚼，自言自语道：“这是虎掌啊！”
那江湖郎中一听虎掌，慌忙分辩说：“我绝对没有开过这味药！”
“那肯定是药铺弄错了！”
年轻人说着，就要往门外冲。
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就以《日华本草》的记载来说，就把漏篮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了！”
“对，我开的是漏篮子！”江湖郎中急急地插了一句。
“是啊，药铺有医书为据，打官司也没用。”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
通过这一件事，李时珍深深地感到，由于医书记载的混乱，即使医生的医术高明，处方再好也治不了病，反而会害人。他内心里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担任起一项艰巨的工作，编写出新的《本草》来，不过他还有点不能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
无论在采药、读书，还是看病时，李时珍每每遇到一件有关药材的事，都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编一部超过《证类本草》的书呢？
李时珍是一个好寻根究底的人，在参阅对照前人的著作时，一方面敬佩先辈们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在理论上、观察上存在一些错误，需要补充和纠正。
另外，书本在传抄刻印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错误的地方，需要校勘和整理。
有一次，李时珍到黄州城的书市上看看有没有新近刊出的书籍。回家时，路过官医局的门前，看到一位农村老汉提着一包药匆匆走出官医局的大门。
这时，从门内出来一位医师，高声地对老农说：“老丈，你在煎这剂药时，等到水开了3次之后，一定要放一块锡进去，轻轻搅拌一下，再等药沸腾一会儿药才算煎成了，千万不要忘记啊！”
李时珍在旁边听了这话，不禁大为诧异。他心想：我看过不少药书，还没有见过有如此煎药的方法。
于是，李时珍走上前去，对那位医师拱了拱手，说：“老先生，您吩咐那位老丈，叫他在汤药中放进一块锡，不知是治的什么病？”
老医官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恭敬的年轻人，就微笑着说：“小老弟，你是不放心还是对这味药感兴趣呀？老朽我虽然无能，但开处方时总是根据古人的成法，半点也不敢胡来。”
说完，老医官从左边的衣服袖口内抽出一卷书来，递给李时珍，说：“你看看这本书上的记载就明白了。”
李时珍接过那本书，在老医官指点的那一面上，看到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本药煎至三滚后，投锡一块”几个大字。
李时珍困惑不解地对老医官问道：“锡在这剂药中起什么作用呢？”
老医官又笑了笑说：“医者，意也。在这里古人的深意我猜度不了。老朽学识浅薄，未能深究到底，但是，既然书上是这样写的，我想自然有它的妙用吧。”
说完，老医官拿回书拱拱手就走进了官医局。
李时珍在回家的路上，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锡与那剂药毫无联系。
一到家，李时珍马上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李言闻，他说：“父亲，我今天在官医局门口看到一个奇怪的投药方法：汤药煎到三滚后要投进一块锡。而且，在老医官拿的一本医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李时珍接着说：“父亲，您见过这样的方剂吗？”
李言闻听了，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马上转身从自己藏书的地方取下一本书，翻了几页，指着上面说：“是这个处方吗？”
李时珍接过来一看，上面写了十多味药，一个字也不差，与老医官的书上记载的完全一样，并且在末行也有“投锡一块”几个字。
只是在紧接着，有一行小字批注道：“这里的‘锡’应为‘饧’字误刊，应根据顾府所藏明初刻本改正。”
原来，当时称用粮食熬成的糖为“饧”，处方上“投锡一块”不过是说在药煎好之后，放进一块饧糖。把“饧”误刊成“锡”，就变成了连老医官也不懂的“古人妙用”。虽然这样不会对药用本身有较大的影响，但却显得极其滑稽荒谬。
不久，又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一桩桩、一件件药物误人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李时珍知道，《本草》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他想认真地对《本草》进行一下全面研究。
《本草》是我国古代专门讲药物的书，所谓本草就是中药材的代名词。中药材的种类极为繁多，鸟、兽、虫、鱼、金、石、草、木，很多都可以入药，其中以草本类植物占多数，所以称中药材为本草，将介绍中药材的书称为《本草》。
我国流传最早的药书是汉代的《神农草本经》，它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人研究药物的成果，记载了365种药物。
从那以后到明代的一千多年里，本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掌握的可以治病的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日趋严密。
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了本《名医别录》，在《本草》原有基础上，补充了魏晋时期治病常用的药物365种。
唐朝的李勋、苏恭等人，奉皇帝旨意，参照前人的《本草》，又增添新药114种。
宋朝的刘翰、马志编著的《开宝本草》，掌禹锡、林忆编著的《嘉祐本草》，均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其他如《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救荒本草》《食物本草》《海药本草》等，都从不同方面有所增益。
特别是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采古今单方，收入经、史、百家中有关药物达1558种，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以前最完备的药书。
但是，即使是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这本在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仍然瑕疵不少。
如《证类本草》将葳蕤说成是女萎，其实，这是两种形态、药性都不同的植物。
葳蕤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叶子很像竹叶，绿白色的小花生长在叶柄间，像一个个吊着的小铃。入药用它的根，可治虚劳寒热等证，代替党参、黄芪作补药。
女萎是藤本科植物，茎长10米左右，也称为万年藤，叶对生，开小白花。根、茎、藤都可以作为药，主要作用是解毒，可以治疗霍乱、痢疾，能排脓、消水肿等。
然而唐慎微在书中却说葳蕤就是女萎，这是一个不应当有的错误。认真负责的李时珍，看到这些地方，不免要摇头了。
同样在《证类本草》中，提到了一种叫虎掌的植物。它的根有拳头或鸡蛋那么大，四边有圆牙，像虎的脚掌，便叫虎掌。
唐朝人根据虎掌又圆又白，像明亮的老人星的特点，又将它叫做天南星。唐慎微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关系，竟把同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当做两种植物记载下来。
再有，兰花与兰草，前者属于兰科，只供观赏，后者属于菊科，可当药用，而前人有人做《本草》时没有认真观察植物，光看到兰字相同，便想当然地把它们合为一体。
李时珍越研究，越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想，由于药物上的混乱，即使药方开得很好，药弄错了，仍然达不到治病的目的。弄得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这些重大错误，非纠正不可。
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将旋复花当做山姜。冠中爽的《本草衍义》中，把卷丹和百合混为一谈。
有一次，一个医生给癫狂病人开了一服药，其中用了一味药叫防葵，没料到病人吃了很快就死了。
又有一次，有个医生给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开了味叫黄精的补药，病人吃了也死了。
李时珍对这两件事很感兴趣，于是作了深入研究，后来发现有本药书上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勾吻搞混了。狼毒和勾吻都是毒性很大的药，把它当成补药，还能不死人！
还有泽泻这种药，是不能久用的，但有的药书上都说：“久服面生光，能行水上”，“泽泻久服身轻，日行五百里”。这种骗人鬼话竟被收进医书里，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
毫无疑问，古医药书籍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若不及早订正，医药界以它们为凭，以讹传讹，轻者会耽误治病，重者要害人性命啊！
另外，从《证类本草》问世到李时珍时代，已过了400多年。在这400多年中，药物知识有很大发展，医生和民间都发现了许多新药。
另外，由于矿业生产的发展，还出现了许多矿物新药。
同时，由于明代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从国外传来许多新药，叫做“番药”。这些新药在一些杂书上有零星记载，但错误百出，需要审定。
李时珍想，《本草》的混乱，造成药物的混乱，即使我们的药方开得再好，药抓错了，也照样给病人造成危害。看来，重修《本草》的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
特别是漏篮子事件，使李时珍更是非常激动。
一天晚上，李时珍想来想去，睡不着觉，就跑去敲父亲的房门。李时珍想把存在心里很长时间的问题和父亲谈一谈。
李言闻被叫醒了，他点上蜡烛，披着衣服走了出来。
这时已经是深夜，只见月光如水，烛光摇曳，李时珍和父亲在灯下倾心而谈。
李时珍等父亲坐下，不好意思地说：“爸爸，我有一件事情一直闹不明白，我想问问您。本草既然有好几百年没有修过，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修一部新的？”
李言闻笑着说：“你就是为这个把我喊起来的吗？”
李时珍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不起，爸爸。可是我心里实在很着急。爸爸，药方上又老是出毛病，《本草》不重编是不行了。”
父亲问道：“你的意思是怎样？”
“依我说，应该赶快修一部新的，把我们见识到的东西都给添上去，把前人讲错的都给改正过来。”
听了儿子的一番宏论，李言闻思考良久，最后他这样说：“修《本草》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工程太浩大了。”
“只要努力，多花些时间和工夫也就是了，难道天下还有办不成的事情吗？”李时珍坚定地说。
李言闻笑笑，说：“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编一部《本草》，必须把全国出产的药物，都重新查访过，那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谁有那么大的力量！”
李时珍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那么，唐朝人、宋朝人又是怎么干的？”
李言闻打断儿子的话，说：“你难道不知道，那是朝廷修的吗？只有朝廷才有这个力量。”
李时珍兴奋地说：“那我们也去请朝廷修。”
听了李时珍的话，父亲沉吟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要重新编一部新《本草》，不仅要把历代《本草》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研究透彻，还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一一重新考察清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历代《本草》的修订，大多是朝廷出面修的。黄帝命令岐伯调查百草药效，修订《本草经》，写作《神农本草经》。编著《名医别录》的陶弘景，原来就做过官，后来退隐深山，但仍和梁武帝交往密切。
“唐高宗命令大臣李勋，组织苏恭等人，在《名医别录》等药书的基础上，将《本草》从三卷增加到七卷方成《唐本草》。宋太祖命令医官刘翰重新详校《本草》，宋仁宗再下诏令补注《本草》，这才有了《开宝本草》《嘉祜本草》。”
所以，最后父亲告诉李时珍：“只有朝廷出面，才有重修《本草》必需的人力、财力、权力。有的人虽是以个人名义修《本草》，那也是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得到朝廷扶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修成《本草》的。而且现在我们家，谁能与朝廷说上话，你还是我？”
李时珍听了父亲的话，更清楚了修《本草》的艰辛，这可能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难很多倍。
但是，李时珍想重修《本草》，想给从古至今的药物学作一次伟大总结的愿望，并没有因此打消，相反却更加坚决了。
李时珍想：“前人可以请求朝廷帮助修《本草》，我们也可以找机会上奏朝廷。即使朝廷不支持，我也仍然要重修《本草》，事在人为，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回到自己房间后，李时珍又进行了思考，他最后认为：这既然是一件对医学、对老百姓都有好处的事情，就不能因为朝廷不管而谁都不管。而且，就算是朝廷修，也总得有人力、有一班人干，那自己就先准备做这件事吧！
现在的李时珍已经隐隐地把这个责任担负了起来。他在行医和读书时，更加留心一切和《本草》有关的材料，随时把它们记录下来。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李时珍33岁，他立下了雄心壮志，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一定要重修《本草》。
李时珍深深懂得，要实现重修《本草》的宏伟志愿，依靠现有学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熟了。
李时珍决心要苦读10年书。从“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的现有典籍中积累知识。
另外，还要广采四方，漫游天下，增长见闻。
从猎户那里学习有关野兽的知识，从樵夫那里学习有关山野植物的知识，从农民那里学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从游方铃医那里学习有关防病治病的单方验方。
李时珍相信，真正的医学在民间，他决心从民间吸取医学的真谛，开创重修《本草》的伟大工程。
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一帮人吵吵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
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叫道：“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家伙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我去找他算账，他硬说药方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给看看。”
说着把给父亲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喏，这就是药渣。”
李时珍抓起药渣，一一仔细闻过，又放在嘴里嚼嚼，自言自语道：“这是虎掌啊！”
那江湖郎中一听虎掌，慌忙分辩说：“我绝对没有开过这味药！”
“那肯定是药铺弄错了！”
年轻人说着，就要往门外冲。
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就以《日华本草》的记载来说，就把漏篮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了！”
“对，我开的是漏篮子！”江湖郎中急急地插了一句。
“是啊，药铺有医书为据，打官司也没用。”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
通过这一件事，李时珍深深地感到，由于医书记载的混乱，即使医生的医术高明，处方再好也治不了病，反而会害人。他内心里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担任起一项艰巨的工作，编写出新的《本草》来，不过他还有点不能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
无论在采药、读书，还是看病时，李时珍每每遇到一件有关药材的事，都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编一部超过《证类本草》的书呢？
李时珍是一个好寻根究底的人，在参阅对照前人的著作时，一方面敬佩先辈们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在理论上、观察上存在一些错误，需要补充和纠正。
另外，书本在传抄刻印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错误的地方，需要校勘和整理。
有一次，李时珍到黄州城的书市上看看有没有新近刊出的书籍。回家时，路过官医局的门前，看到一位农村老汉提着一包药匆匆走出官医局的大门。
这时，从门内出来一位医师，高声地对老农说：“老丈，你在煎这剂药时，等到水开了3次之后，一定要放一块锡进去，轻轻搅拌一下，再等药沸腾一会儿药才算煎成了，千万不要忘记啊！”
李时珍在旁边听了这话，不禁大为诧异。他心想：我看过不少药书，还没有见过有如此煎药的方法。
于是，李时珍走上前去，对那位医师拱了拱手，说：“老先生，您吩咐那位老丈，叫他在汤药中放进一块锡，不知是治的什么病？”
老医官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恭敬的年轻人，就微笑着说：“小老弟，你是不放心还是对这味药感兴趣呀？老朽我虽然无能，但开处方时总是根据古人的成法，半点也不敢胡来。”
说完，老医官从左边的衣服袖口内抽出一卷书来，递给李时珍，说：“你看看这本书上的记载就明白了。”
李时珍接过那本书，在老医官指点的那一面上，看到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本药煎至三滚后，投锡一块”几个大字。
李时珍困惑不解地对老医官问道：“锡在这剂药中起什么作用呢？”
老医官又笑了笑说：“医者，意也。在这里古人的深意我猜度不了。老朽学识浅薄，未能深究到底，但是，既然书上是这样写的，我想自然有它的妙用吧。”
说完，老医官拿回书拱拱手就走进了官医局。
李时珍在回家的路上，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锡与那剂药毫无联系。
一到家，李时珍马上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李言闻，他说：“父亲，我今天在官医局门口看到一个奇怪的投药方法：汤药煎到三滚后要投进一块锡。而且，在老医官拿的一本医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李时珍接着说：“父亲，您见过这样的方剂吗？”
李言闻听了，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马上转身从自己藏书的地方取下一本书，翻了几页，指着上面说：“是这个处方吗？”
李时珍接过来一看，上面写了十多味药，一个字也不差，与老医官的书上记载的完全一样，并且在末行也有“投锡一块”几个字。
只是在紧接着，有一行小字批注道：“这里的‘锡’应为‘饧’字误刊，应根据顾府所藏明初刻本改正。”
原来，当时称用粮食熬成的糖为“饧”，处方上“投锡一块”不过是说在药煎好之后，放进一块饧糖。把“饧”误刊成“锡”，就变成了连老医官也不懂的“古人妙用”。虽然这样不会对药用本身有较大的影响，但却显得极其滑稽荒谬。
不久，又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一桩桩、一件件药物误人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李时珍知道，《本草》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他想认真地对《本草》进行一下全面研究。
《本草》是我国古代专门讲药物的书，所谓本草就是中药材的代名词。中药材的种类极为繁多，鸟、兽、虫、鱼、金、石、草、木，很多都可以入药，其中以草本类植物占多数，所以称中药材为本草，将介绍中药材的书称为《本草》。
我国流传最早的药书是汉代的《神农草本经》，它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人研究药物的成果，记载了365种药物。
从那以后到明代的一千多年里，本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掌握的可以治病的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日趋严密。
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了本《名医别录》，在《本草》原有基础上，补充了魏晋时期治病常用的药物365种。
唐朝的李勋、苏恭等人，奉皇帝旨意，参照前人的《本草》，又增添新药114种。
宋朝的刘翰、马志编著的《开宝本草》，掌禹锡、林忆编著的《嘉祐本草》，均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其他如《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救荒本草》《食物本草》《海药本草》等，都从不同方面有所增益。
特别是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采古今单方，收入经、史、百家中有关药物达1558种，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以前最完备的药书。
但是，即使是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这本在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仍然瑕疵不少。
如《证类本草》将葳蕤说成是女萎，其实，这是两种形态、药性都不同的植物。
葳蕤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叶子很像竹叶，绿白色的小花生长在叶柄间，像一个个吊着的小铃。入药用它的根，可治虚劳寒热等证，代替党参、黄芪作补药。
女萎是藤本科植物，茎长10米左右，也称为万年藤，叶对生，开小白花。根、茎、藤都可以作为药，主要作用是解毒，可以治疗霍乱、痢疾，能排脓、消水肿等。
然而唐慎微在书中却说葳蕤就是女萎，这是一个不应当有的错误。认真负责的李时珍，看到这些地方，不免要摇头了。
同样在《证类本草》中，提到了一种叫虎掌的植物。它的根有拳头或鸡蛋那么大，四边有圆牙，像虎的脚掌，便叫虎掌。
唐朝人根据虎掌又圆又白，像明亮的老人星的特点，又将它叫做天南星。唐慎微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关系，竟把同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当做两种植物记载下来。
再有，兰花与兰草，前者属于兰科，只供观赏，后者属于菊科，可当药用，而前人有人做《本草》时没有认真观察植物，光看到兰字相同，便想当然地把它们合为一体。
李时珍越研究，越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想，由于药物上的混乱，即使药方开得很好，药弄错了，仍然达不到治病的目的。弄得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这些重大错误，非纠正不可。
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将旋复花当做山姜。冠中爽的《本草衍义》中，把卷丹和百合混为一谈。
有一次，一个医生给癫狂病人开了一服药，其中用了一味药叫防葵，没料到病人吃了很快就死了。
又有一次，有个医生给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开了味叫黄精的补药，病人吃了也死了。
李时珍对这两件事很感兴趣，于是作了深入研究，后来发现有本药书上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勾吻搞混了。狼毒和勾吻都是毒性很大的药，把它当成补药，还能不死人！
还有泽泻这种药，是不能久用的，但有的药书上都说：“久服面生光，能行水上”，“泽泻久服身轻，日行五百里”。这种骗人鬼话竟被收进医书里，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
毫无疑问，古医药书籍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若不及早订正，医药界以它们为凭，以讹传讹，轻者会耽误治病，重者要害人性命啊！
另外，从《证类本草》问世到李时珍时代，已过了400多年。在这400多年中，药物知识有很大发展，医生和民间都发现了许多新药。
另外，由于矿业生产的发展，还出现了许多矿物新药。
同时，由于明代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从国外传来许多新药，叫做“番药”。这些新药在一些杂书上有零星记载，但错误百出，需要审定。
李时珍想，《本草》的混乱，造成药物的混乱，即使我们的药方开得再好，药抓错了，也照样给病人造成危害。看来，重修《本草》的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
特别是漏篮子事件，使李时珍更是非常激动。
一天晚上，李时珍想来想去，睡不着觉，就跑去敲父亲的房门。李时珍想把存在心里很长时间的问题和父亲谈一谈。
李言闻被叫醒了，他点上蜡烛，披着衣服走了出来。
这时已经是深夜，只见月光如水，烛光摇曳，李时珍和父亲在灯下倾心而谈。
李时珍等父亲坐下，不好意思地说：“爸爸，我有一件事情一直闹不明白，我想问问您。本草既然有好几百年没有修过，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修一部新的？”
李言闻笑着说：“你就是为这个把我喊起来的吗？”
李时珍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不起，爸爸。可是我心里实在很着急。爸爸，药方上又老是出毛病，《本草》不重编是不行了。”
父亲问道：“你的意思是怎样？”
“依我说，应该赶快修一部新的，把我们见识到的东西都给添上去，把前人讲错的都给改正过来。”
听了儿子的一番宏论，李言闻思考良久，最后他这样说：“修《本草》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工程太浩大了。”
“只要努力，多花些时间和工夫也就是了，难道天下还有办不成的事情吗？”李时珍坚定地说。
李言闻笑笑，说：“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编一部《本草》，必须把全国出产的药物，都重新查访过，那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谁有那么大的力量！”
李时珍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那么，唐朝人、宋朝人又是怎么干的？”
李言闻打断儿子的话，说：“你难道不知道，那是朝廷修的吗？只有朝廷才有这个力量。”
李时珍兴奋地说：“那我们也去请朝廷修。”
听了李时珍的话，父亲沉吟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要重新编一部新《本草》，不仅要把历代《本草》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研究透彻，还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一一重新考察清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历代《本草》的修订，大多是朝廷出面修的。黄帝命令岐伯调查百草药效，修订《本草经》，写作《神农本草经》。编著《名医别录》的陶弘景，原来就做过官，后来退隐深山，但仍和梁武帝交往密切。
“唐高宗命令大臣李勋，组织苏恭等人，在《名医别录》等药书的基础上，将《本草》从三卷增加到七卷方成《唐本草》。宋太祖命令医官刘翰重新详校《本草》，宋仁宗再下诏令补注《本草》，这才有了《开宝本草》《嘉祜本草》。”
所以，最后父亲告诉李时珍：“只有朝廷出面，才有重修《本草》必需的人力、财力、权力。有的人虽是以个人名义修《本草》，那也是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得到朝廷扶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修成《本草》的。而且现在我们家，谁能与朝廷说上话，你还是我？”
李时珍听了父亲的话，更清楚了修《本草》的艰辛，这可能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难很多倍。
但是，李时珍想重修《本草》，想给从古至今的药物学作一次伟大总结的愿望，并没有因此打消，相反却更加坚决了。
李时珍想：“前人可以请求朝廷帮助修《本草》，我们也可以找机会上奏朝廷。即使朝廷不支持，我也仍然要重修《本草》，事在人为，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回到自己房间后，李时珍又进行了思考，他最后认为：这既然是一件对医学、对老百姓都有好处的事情，就不能因为朝廷不管而谁都不管。而且，就算是朝廷修，也总得有人力、有一班人干，那自己就先准备做这件事吧！
现在的李时珍已经隐隐地把这个责任担负了起来。他在行医和读书时，更加留心一切和《本草》有关的材料，随时把它们记录下来。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李时珍33岁，他立下了雄心壮志，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一定要重修《本草》。
李时珍深深懂得，要实现重修《本草》的宏伟志愿，依靠现有学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熟了。
李时珍决心要苦读10年书。从“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的现有典籍中积累知识。
另外，还要广采四方，漫游天下，增长见闻。
从猎户那里学习有关野兽的知识，从樵夫那里学习有关山野植物的知识，从农民那里学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从游方铃医那里学习有关防病治病的单方验方。
李时珍相信，真正的医学在民间，他决心从民间吸取医学的真谛，开创重修《本草》的伟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