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真随父学医
弃儒从医，成了李时珍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他的“脑为元神之府”之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脑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器官，从而改变了人们心中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说法。
后来，李时珍把他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思想，成功载入了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中。也就是在这一年，神仙方士的活动也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皇帝朱厚熜最初登基时，确实是有所作为的，可是到这个时候，开始常年痴于修道炼丹，疏于政务了。
有时，皇帝甚至不理朝政，在宫中设立用作祭祖祈祷的醮坛和炼金所，整天和一批方士鬼混在一起。
嘉靖帝是位个性极强的人，他认定的事别人大多难以改易。于是，更多的人便一味地逢迎和巴结，致使朝政一塌糊涂。
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求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凡是尊道的人都开始升官发财了，凡是敢于进言劝谏的人，轻则被削职为民或枷禁狱中，重则被当场杖死。
嘉靖帝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等数职，这种术士道士在朝廷中担任要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其实皇帝这样做，是想提高方士陶仲文的政治地位，使朝臣和老百姓都不敢轻视方士。于是，设坛扶觇的风气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这种歪风邪气的笼罩和刺激下，李时珍早已失去了步入仕途的信心，他也不指望在灰暗的官府能有多么美好的前途了。
一想到残酷的现实，他就更加坚定了弃文从医的信念。
一旦脱离了科举的桎梏，李时珍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内心也平静了许多。
他不再有那些烦躁不安的情绪了，他现在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地阅读以前从来不敢看的闲书、于科举无用的杂览，上至孔孟之学，下至诸子百家，当然也少不了医书。
李时珍在他的一生中，在医药事业领域，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因为他能有幸遇到了两位恩重如山的老师。一位是对他进行医学启蒙的父亲，一位是博学多识，家藏万卷书的顾问。
先说第一位恩师，也就是李时珍的启蒙老师，父亲李言闻。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曾经在当地的玄妙观坐堂行医。他在医案旁设了一个座位，是他给收为徒弟的儿子专门设下的。
李言闻每当看完病诊完脉后，都要口授药方，让李时珍笔录药方，按方抓药，同时向儿子传授不同方剂药物的匹配用量情况、药物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如何抑制药物的毒性等。
父亲告诉李时珍说：
每个药方的用药，都是按‘君、臣、佐、使’的配合规则。君药是方剂中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根据需要可以用一味或者几味。臣药是协助主药的，用来加强其功效，是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协助主药治疗，或者抑制主药的毒性和剧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药物。使药是引导各药直达疾病所在或有调和各药的作用。
“一般小病，开一个处方，抓几剂药即可治疗好。大病或重病则需有步骤地进行治疗，先怎么处方，用哪些主副药物，病情见好后再换处方，改换用药，直到病情痊愈为止。”
李时珍跟随父亲从开方和抓药学起，不仅认识了许多草药，还进一步了解到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特征。
所谓“四气”，就是指寒、热、温、凉四种药性，药性的寒凉和温热是与病症性质即热性病症、寒性病症相对而言的。
李时珍了解到，能够治疗热性病症的药物，属于寒性或凉性，如黄连是寒药，治热病泻痢；因陈蒿微寒，即是凉药，治黄疸身热。
能治寒性病症的药物，属于热性或温性。如附子是热药，能治因大汗而阳气衰竭、四肢寒冷等；草果是温药，能治因胸腹冷病而发冷较重的疾病。
药物还有辛、甘、酸、苦、咸五种味道。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泻能燥；咸味能软坚润下；还有淡味能渗湿利小便。
药物作用的趋势又被分为升降浮沉。
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是发散上行，沉是泻痢下行。
升药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沉降药下行而向内，有升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泻下等作用。父亲还常常结合一桩桩鲜活的医案，将治病救人的道理讲给李时珍听。
没有多久，两人便把李时珍因科场失利造成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了。
父亲仔细热心地传授医道，儿子认真踏实地学习，父子俩情投意合，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有了初步的基础之后，李言闻向李时珍进一步讲解了中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道理。
李言闻说：
所谓‘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进而探求病变的性质和转机，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
东汉有一个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辨证施治的医疗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治疗外感病及其他杂病的医学理论和方法。
“张仲景在多年临床诊断中，总是先检查病人的身体，观察病人的气色，倾听病人的声音，然后询问病人的症状，再检查病人的脉搏，最后综合检查结果分析病情，从而得出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方法，这就是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法。”
父亲又告诫李时珍说：
“医药学里的学问大得很，多得很，要成为一个受人欢迎、医术高明的医生，除了从前人书籍中吸取营养外，还要重视积累临床实践和搜集民间流传的经验。”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涉猎了大量的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学名著。
他的“脑为元神之府”之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脑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器官，从而改变了人们心中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说法。
后来，李时珍把他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思想，成功载入了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中。也就是在这一年，神仙方士的活动也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皇帝朱厚熜最初登基时，确实是有所作为的，可是到这个时候，开始常年痴于修道炼丹，疏于政务了。
有时，皇帝甚至不理朝政，在宫中设立用作祭祖祈祷的醮坛和炼金所，整天和一批方士鬼混在一起。
嘉靖帝是位个性极强的人，他认定的事别人大多难以改易。于是，更多的人便一味地逢迎和巴结，致使朝政一塌糊涂。
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求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凡是尊道的人都开始升官发财了，凡是敢于进言劝谏的人，轻则被削职为民或枷禁狱中，重则被当场杖死。
嘉靖帝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等数职，这种术士道士在朝廷中担任要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其实皇帝这样做，是想提高方士陶仲文的政治地位，使朝臣和老百姓都不敢轻视方士。于是，设坛扶觇的风气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这种歪风邪气的笼罩和刺激下，李时珍早已失去了步入仕途的信心，他也不指望在灰暗的官府能有多么美好的前途了。
一想到残酷的现实，他就更加坚定了弃文从医的信念。
一旦脱离了科举的桎梏，李时珍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内心也平静了许多。
他不再有那些烦躁不安的情绪了，他现在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地阅读以前从来不敢看的闲书、于科举无用的杂览，上至孔孟之学，下至诸子百家，当然也少不了医书。
李时珍在他的一生中，在医药事业领域，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因为他能有幸遇到了两位恩重如山的老师。一位是对他进行医学启蒙的父亲，一位是博学多识，家藏万卷书的顾问。
先说第一位恩师，也就是李时珍的启蒙老师，父亲李言闻。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曾经在当地的玄妙观坐堂行医。他在医案旁设了一个座位，是他给收为徒弟的儿子专门设下的。
李言闻每当看完病诊完脉后，都要口授药方，让李时珍笔录药方，按方抓药，同时向儿子传授不同方剂药物的匹配用量情况、药物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如何抑制药物的毒性等。
父亲告诉李时珍说：
每个药方的用药，都是按‘君、臣、佐、使’的配合规则。君药是方剂中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根据需要可以用一味或者几味。臣药是协助主药的，用来加强其功效，是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协助主药治疗，或者抑制主药的毒性和剧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药物。使药是引导各药直达疾病所在或有调和各药的作用。
“一般小病，开一个处方，抓几剂药即可治疗好。大病或重病则需有步骤地进行治疗，先怎么处方，用哪些主副药物，病情见好后再换处方，改换用药，直到病情痊愈为止。”
李时珍跟随父亲从开方和抓药学起，不仅认识了许多草药，还进一步了解到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特征。
所谓“四气”，就是指寒、热、温、凉四种药性，药性的寒凉和温热是与病症性质即热性病症、寒性病症相对而言的。
李时珍了解到，能够治疗热性病症的药物，属于寒性或凉性，如黄连是寒药，治热病泻痢；因陈蒿微寒，即是凉药，治黄疸身热。
能治寒性病症的药物，属于热性或温性。如附子是热药，能治因大汗而阳气衰竭、四肢寒冷等；草果是温药，能治因胸腹冷病而发冷较重的疾病。
药物还有辛、甘、酸、苦、咸五种味道。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泻能燥；咸味能软坚润下；还有淡味能渗湿利小便。
药物作用的趋势又被分为升降浮沉。
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是发散上行，沉是泻痢下行。
升药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沉降药下行而向内，有升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泻下等作用。父亲还常常结合一桩桩鲜活的医案，将治病救人的道理讲给李时珍听。
没有多久，两人便把李时珍因科场失利造成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了。
父亲仔细热心地传授医道，儿子认真踏实地学习，父子俩情投意合，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有了初步的基础之后，李言闻向李时珍进一步讲解了中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道理。
李言闻说：
所谓‘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进而探求病变的性质和转机，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
东汉有一个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辨证施治的医疗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治疗外感病及其他杂病的医学理论和方法。
“张仲景在多年临床诊断中，总是先检查病人的身体，观察病人的气色，倾听病人的声音，然后询问病人的症状，再检查病人的脉搏，最后综合检查结果分析病情，从而得出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方法，这就是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法。”
父亲又告诫李时珍说：
“医药学里的学问大得很，多得很，要成为一个受人欢迎、医术高明的医生，除了从前人书籍中吸取营养外，还要重视积累临床实践和搜集民间流传的经验。”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涉猎了大量的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学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