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在朗诵之余创作名著
狄更斯倾注了全部精力去诵读他自己的作品。他跟听众一道欢乐或悲伤，一起兴奋或懊恼。同时，他还投入于《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
1859年，狄更斯发表了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
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建筑工人接连罢工，爱尔兰正在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又对外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引起人民强烈不满。
《双城记》的写作目的就是借法国革命向英国统治者敲警钟。它以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残酷迫害，描写了法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革命斗争，并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农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
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
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伟大的人民从这个深渊中升起。而且我看见，经过的悠悠岁月，在他们正求得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反复的成功与失败中，目前这个罪恶的时代，以及使它得以产生的过去那个罪恶的时代，慢慢地就会得到惩罚，并且自行消亡。
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消除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1861年发表的《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揭露金钱的腐蚀作用。金钱使一个天真的青年变成势利者，贫困使他恢复失去了的淳朴天性。
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
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小说主人公匹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匹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匹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薇香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
在那里，匹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薇香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艾丝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
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匹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薇香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远大前程有可能变为现实。
匹普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艾丝黛拉来往。艾丝黛拉却对他时而态度暧昧，时而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
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匹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
原来艾丝黛拉对匹普的挑逗是郝薇香唆使的，原因是郝薇香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匹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薇香又把艾丝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生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匹普精神上备受刺激。
这样，匹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
11年后匹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薇香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艾丝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噬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匹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匹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狄更斯通过铁匠的嘴告诫匹普说：
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
狄更斯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匹普所抱的远大前程是不切实际的。
这以后，狄更斯创作的步子慢下来了。1865年完成的《我们的共同朋友》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被父亲驱逐在外的约翰·哈尔蒙，在父亲死后回到英国等待接受遗产。按遗嘱规定，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子蓓拉结婚。哈尔蒙为了要了解未婚妻的为人，因而将他回国的消息秘而不宣。他化名充当秘书，暗中查访，了解到蓓拉的为人以后，才宣布身份，缔结良缘。
小说揭露了金钱和优裕的生活对人性的危害；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保守、自大、麻木不仁的资产者薄德史奈普的形象。
19世纪60年代狄更斯创作的作品最多，思想也最深刻，作品题材的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以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多样性，广泛而尖锐地触及了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形象。
但是，狄更斯不是用说教，而是用如实的生活画面和生动的形象来说话，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在他笔下，似乎万物都和主人公的心灵、感情息息相通。
马克思曾经称誉狄更斯等是当时“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他指出：
他以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
狄更斯一面紧张地写作，一面又频繁地出外朗诵，有时甚至需要长距离的步行或爬山越岭。这样，就使他十分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就在他写《我们的共同朋友》的前后，他又签订了几十次朗诵合同。这严重地影响了睡眠，他不得不每天晚上服用安眠药。但这样滥服安眠药又把他弄得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于是到朗读前又不得不再服用一种兴奋剂来对抗。
1859年，狄更斯发表了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
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建筑工人接连罢工，爱尔兰正在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又对外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引起人民强烈不满。
《双城记》的写作目的就是借法国革命向英国统治者敲警钟。它以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残酷迫害，描写了法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革命斗争，并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农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
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
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伟大的人民从这个深渊中升起。而且我看见，经过的悠悠岁月，在他们正求得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反复的成功与失败中，目前这个罪恶的时代，以及使它得以产生的过去那个罪恶的时代，慢慢地就会得到惩罚，并且自行消亡。
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消除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1861年发表的《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揭露金钱的腐蚀作用。金钱使一个天真的青年变成势利者，贫困使他恢复失去了的淳朴天性。
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
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小说主人公匹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匹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匹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薇香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
在那里，匹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薇香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艾丝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
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匹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薇香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远大前程有可能变为现实。
匹普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艾丝黛拉来往。艾丝黛拉却对他时而态度暧昧，时而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
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匹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
原来艾丝黛拉对匹普的挑逗是郝薇香唆使的，原因是郝薇香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匹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薇香又把艾丝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生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匹普精神上备受刺激。
这样，匹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
11年后匹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薇香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艾丝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噬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匹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匹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狄更斯通过铁匠的嘴告诫匹普说：
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
狄更斯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匹普所抱的远大前程是不切实际的。
这以后，狄更斯创作的步子慢下来了。1865年完成的《我们的共同朋友》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被父亲驱逐在外的约翰·哈尔蒙，在父亲死后回到英国等待接受遗产。按遗嘱规定，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子蓓拉结婚。哈尔蒙为了要了解未婚妻的为人，因而将他回国的消息秘而不宣。他化名充当秘书，暗中查访，了解到蓓拉的为人以后，才宣布身份，缔结良缘。
小说揭露了金钱和优裕的生活对人性的危害；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保守、自大、麻木不仁的资产者薄德史奈普的形象。
19世纪60年代狄更斯创作的作品最多，思想也最深刻，作品题材的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以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多样性，广泛而尖锐地触及了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形象。
但是，狄更斯不是用说教，而是用如实的生活画面和生动的形象来说话，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在他笔下，似乎万物都和主人公的心灵、感情息息相通。
马克思曾经称誉狄更斯等是当时“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他指出：
他以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
狄更斯一面紧张地写作，一面又频繁地出外朗诵，有时甚至需要长距离的步行或爬山越岭。这样，就使他十分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就在他写《我们的共同朋友》的前后，他又签订了几十次朗诵合同。这严重地影响了睡眠，他不得不每天晚上服用安眠药。但这样滥服安眠药又把他弄得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于是到朗读前又不得不再服用一种兴奋剂来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