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6月,狄更斯写信给麦克里迪说:“我被《大卫·科波菲尔》和《家常话》两边夹攻,忙得应接不暇,就像一只蜜蜂。”
原来,早在狄更斯在放弃了《每日新闻》之后,他的心里又开始盘算着准备创办一份周刊的计划。
狄更斯为这份杂志作出设想:
这份杂志应该成为生活的一览,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要有评论,有忠告,有漫谈,应该关注我们社会状况的普遍改善,尤其是应该具有趣味性。
当《大卫·科波菲尔》进程过半时,狄更斯再次给福斯特写信商量这件事,并设想了好几个杂志名称:《知更鸟》、《人类》、《查尔斯·狄更斯》、《伙伴》、《家庭之声》等。最后,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找到了一个最中意的名称:《家常话》。
《家常话》于1850年3月30日正式问世。
有人原本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写作任务非常繁忙,他还兼任剧团舞台监督、演员,再担任演说家和记者的职务,他还要操劳着家庭事务。那么,在过了创刊的那一阵热情之后,肯定会把杂志的编辑工作推给助手去做。
但是没有,狄更斯对《家常话》的管理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的时候,他都把杂志的事放在心上。
狄更斯给他的助手威尔逊提出了明确的指示:
凡是呈交给你的文章和小说,不管章节、字迹,你都要仔细认真地批阅,需要录用的文章要认真录用,需要修改的要认真修改,该退稿的要坚决退稿,但要特别注意发现新作者和新的选题。
与此同时,狄更斯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为一些稿件进行缩写、扩写或改写,甚至不惜花费更多时间,以他的思维方式替别人重新改写。但他自己的文章也要按时写出来。
有时狄更斯这种努力是费力不讨好的。有的撰稿人在作品刊登出来之后,发现作品被删改或润色过,有一些他们自己以为不错的段落被删掉了,心里很不高兴,专门致函狄更斯问罪。
狄更斯虽然依然不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但他给作者们付稿酬的时候又多又及时,那些自尊心受到刺激的人也就很快都原谅他了。
《家常话》还有一条与别的杂志不同的严格规定:不准用真实姓名来发表作品。
有好多的读者对此很是纳闷:为什么如何众多的文章都明显带有狄更斯的风格?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的稿件都经过了狄更斯的修改。虽然狄更斯给撰稿人写信作解释、提建议所花的时间和大多数编辑花在社论上的时间差不多,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狄更斯的父亲和岳父都在《家常话》杂志社当差,而乔治·奥古斯塔斯·萨拉则更是凭借《家常话》而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记者。
狄更斯住在伦敦的时候,他通常每天上午从8时至11时在韦林顿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一边口述,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把体力脑力都一齐运动起来。
《家常话》自创刊之初,就大胆披露各种社会弊端,但是,却不允许刊登私人丑闻。他关注着自己周围的一切,为大家说明:为什么和平团体总是愚蠢的,为什么裁军是轻率的……他攻击一切形式的压迫,嘲弄种种假话,调侃愚蠢的行为,揭发残酷的恶行,嬉笑怒骂,入木三分,使杂志在郊区比在伦敦西部贵族居住区更加受欢迎。
狄更斯让他的作者务必记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每篇文章都应该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不止一次写信指示威尔逊说:
不管一件事写得如何睿智,如何深奥,如何真实,除非它很有吸引力,否则还不如不写。
要把杂志办得活泼、活泼、再活泼!
虽然狄更斯经营《家常话》严肃而又认真,但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仍然不改老习惯,喜欢和人开开玩笑。
有一次开编委会,到会的却只有狄更斯和约翰·鲁滨孙两个人。鲁滨孙早就听说过,狄更斯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他与人会面时总是分秒不差。
这时,鲁滨孙的心里不禁有些心慌:“估计一会儿狄更斯一定会照规定时间准时开会,而其他人又没能到场,我到时该如何应付呢?”
在没到时间之前,他们俩一直讨论着当前的一些新闻,开会的事一点也没提。
时间到了。
狄更斯一分钟也不差地说:“约翰·鲁滨孙先生,你同意我当会议主席吗?”
鲁滨孙壮了壮胆子,跟狄更斯开了个玩笑:“我完全信任狄更斯先生可以维持大规模集会的秩序。”
于是,狄更斯就认真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两个人讨论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决议。
狄更斯表情非常严肃,用各缺席成员的声音和态度提出各项决议,又以倡议者、附议者和主席的资格提出建议,然后就展开了讨论。
讨论偶尔还会被鲁滨孙、狄更斯和“其他成员”所打断。狄更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福斯特、威尔斯、布雷德伯里、埃文斯等人的腔调说话。
所有决议全部通过之后,就被一一记录在案。
狄更斯站起身,严肃地宣布:“由狄更斯、鲁滨孙两人参加的多人编委大会,圆满结束。”
《家常话》旗开得胜,1850年年底,狄更斯完成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写作之后,对杂志更加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