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1933年，77岁高龄的萧伯纳和夫人夏绿蒂来到了他久已盼望的东方神秘大国中国。
对于萧伯纳的戏剧，中国人民一向为之倾注热情。早在中国话剧运动开始的初期，1921年春，汪仲贤、夏月润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过他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的戏剧当时已有30余部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其中有的有两三种译本。
2月16日的上海《申报》转载路透社15日电文，最先发布萧伯纳离港来沪的“预报”：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及其夫人，此次乘昌兴公司之“英国皇后”轮，周游世界由美经欧洲而至香港，萧氏于昨日晨6时已搭乘该轮，从香港开出，直达上海。预计明晨6时，船到吴淞口，萧伯纳夫妇及各团员，将在新关码头上岸。
正因为没把萧伯纳当做“伯纳萧”这样的外人，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必客气了，早在萧伯纳登上中国的海岸之前，郁达夫在上海的报纸上撰文说：“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
而邹韬奋则更希望老头儿能在中国振作振作国人的社会主义精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揭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17日凌晨5时，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早晨6时，萧伯纳夫妇一行由香港驶抵吴淞口后，宋庆龄迎着凛冽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对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6时45分，萧伯纳邀请宋庆龄共进早餐。登岸之前的长达4个小时里，他与宋庆龄一直在密谈。
他们的密谈始终围绕危机的中国与红色的苏俄。萧迫切地想知道危机的中国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问“满洲国”是一个怎样的政府，问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甚至迫不及待地问：“苏维埃区域在哪里？有多大面积？”
萧伯纳还想知道孙夫人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夫人恨恨地说：“一点儿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了国民党。嗣后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又谈到如何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两人都认定非战组织的会议不能真正停止战争，但孙夫人显得更为激进，她说：“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消灭造成战争的资本制度。”
萧伯纳反问宋庆龄：“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
宋庆龄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完全不是！”
谈及苏俄的时候，萧伯纳总是赞不绝口。他向宋庆龄讲述了自己前年游历苏俄的见闻和美好感受，说苏俄拥有世界上真正的自由。
因为夫人夏绿蒂身体欠佳，萧伯纳本来不想再登岸了，所以推辞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做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既感叹于宋庆龄的热情，也惊讶于宋庆龄的口才，不忍拒绝，于是随同上岸。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
10时30分，一行人等转乘宋庆龄来迎接的海关小轮在杨树浦蓝路码头登陆。
2月17日当天到现场欢迎的有中国电影文化会代表、上海剧团联合会代表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上海各学生剧社援助义军游艺大会代表团，以及各行各业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400多人。
是日阳光明媚，由于萧伯纳访问上海前的几天里，上海一直阴雨连绵，这天恰好放晴，所以有人对萧伯纳说：“您真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立即回答道，“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林语堂、邵洵美等诸君和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也在欢迎的人群之列。现场打出了诸多欢迎横幅、标语，大多为“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同情中国土地完整的萧伯纳”等，“热烈情形，为历来少见”。上海各界，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
在外白渡桥礼查饭店与代表团成员稍作寒暄后，萧伯纳即赴亚尔培路会晤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中午12时，宋庆龄作为东道主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接待这位不远万里来沪的贵宾。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
大家看到，已经77岁的萧伯纳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与宋庆龄谈笑甚欢。萧伯纳的心情也很好，他甚至走到了鸽棚前，想抚摸一只无知的小白鸽，只是那小东西毕竟怕人，或许更怕洋大人，“扑”的一声飞走了。
其间，萧伯纳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梅兰芳、伊罗生、史沫特莱、邵洵美等上海名流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成为著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
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萧伯纳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知之甚少，但他对中国人民却十分友好，对中华民族也是充满了信心。他曾应上海《时事新报》之邀，在香港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书》，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之意见，他宣称：
中国人民，如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
在莫利爱路寓所，当话题谈到苏俄时，萧伯纳说：“我曾经会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听说斯大林告诉她，假使她继续找政府的麻烦，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宁夫人头衔。”话题一转，他转向宋庆龄：“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头衔吗？”
宋庆龄笑着答道：“还没有，但他们很愿意。”
“你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天真孩子。”萧伯纳回答说。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14时30分，萧伯纳离开莫利爱路寓所，要去法租界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见到门口守候的许多记者，说15时后请大家派6位记者代表再到宋宅，他愿接受采访。洪深把萧伯纳这句话翻译给其他记者。
随后，就由洪深陪着萧伯纳，坐车来到法租界内福开森路上的“世界学院”大洋房，出席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这里举行的欢迎典礼。
那里早就聚满了等待的人们。
萧伯纳终于出现了，众人合围过来。这一围又惹出了老头儿的俏皮话，他说：“此刻演说，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座诸君都是著名作家，我来这里演说，用中国话说叫‘班门弄斧’；普通人都以为作家是神秘伟大的人物，现在诸位却都是晓得内幕的人，何必还要多说呢？这就如同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现在你们都看见了，该心满意足了罢。”
众人哄笑，大约又以为是讽刺。
当时，在座的除了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外，还有叶恭绰、张歆海夫妇、唐瑛等人。
不会说中国话的萧伯纳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亲切见面了，于是由张歆海做翻译，作了学术交流。萧伯纳听说梅兰芳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30年之久，注视着梅兰芳的面容，大为感叹说：“君诚有驻颜术吗？”
萧伯纳又问梅兰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可中国的剧场反而喜欢锣鼓齐鸣，难道中国的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
梅兰芳婉转地解释说：“中国的戏也有静的，譬如昆曲，自始至终不用锣鼓。”
这时就有人在一旁帮腔说：“梅大师的戏便是不用锣鼓。”
后来，有人曾作诗一首，记述萧伯纳与梅兰芳的会面：
两雄吟
两雄握手太荒唐，万里相逢个半郎。
笑问驻颜狂伯纳，漫夸爱族俏兰芳。
夫人莫道华伦贱，博士能令文学香。
只恨匆匆又离别，未曾色相一登场。
萧伯纳还兴致勃勃地鉴赏了笔会送给他的“泥制戏装鬼脸”脸谱，看过之后说：“戏里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恶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面貌上辨别出来；但是我们人的面貌却大都相同，而内心不见得相像。”
15时，笔会的活动一结束，洪深又陪着萧伯纳回到莫利爱路寓所宋宅，在阳光花园内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到了门口，洪深没有忘记刚才萧伯纳的话，说：“请新闻记者们公举代表6人进去。”
就在大家争抢这几个名额时，萧伯纳大概察觉了什么，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他让在场的记者都进入宋宅采访。
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可谓非常健谈，而且妙语连珠。
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说到新闻报道的炒作，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萧伯纳又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萧伯纳称，中国今日向西方搬取许多失有效用贻害大众之所谓“文化”，譬如议会“首先则推倒帝王之统治，其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权，但最后却不曾推倒资本之势力”；而英国的大学，“几乎将个人之自由意志，摧残净尽，而用陈旧无用的老古董塞进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变成一定格式的人物。似此种所谓西方之文化，中国搬它来有什么益处？”
又有记者问萧伯纳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才能谋得出路？萧伯纳沉思片刻后说：“不如我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甚安全。”这个回答，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政治气候状况。
而当另一记者追问萧伯纳“此种答复，对于中国殊少帮助”时，萧伯纳才开始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之崩溃、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及苏维埃俄罗斯革命之方法”等。
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萧伯纳说：
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当记者问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萧伯纳笑答：“英国人士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根本谈不到政策，而且，今日英国本身问题，亟待解决者至多，决无余暇再过问中国之事。”不过，萧伯纳说：“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是，为良好政府和实际工作。”
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中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事实上，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家见面，没有碰撞出火花才是怪事呢！
当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人们称你是中国的高尔基，可是你比他漂亮！”
鲁迅回答得也很风趣：“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入，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萧伯纳此次在沪行色匆匆，留沪时间仅为8.5小时，18时，萧伯纳顺原路返回“皇后”轮。当晚11时，便起锚赴秦皇岛，转游北平古都。
当时，中国正值东三省沦陷，北平的一些记者要萧伯纳谈谈对中国时局的见解，萧伯纳含蓄地指出：
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过于迷信武力，也将必受武力之害。满洲3000万的中国人，必须成为爱尔兰式的革命党，就是要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由一个拿着莱福枪的日本兵来监视他，这样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萧伯纳曾不止一次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他说：
苏联最近内部的现象，无论精神上、物质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有规律的进步，不但苏联自己能够得到极好的利益，达到美满成功，就是其他各国也可以借鉴，采用它的长处从而模仿它。
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方式，也许互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然萧伯纳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作了较为尖锐的批判，有两段话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一段话是：
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是打仗。不知是什么道理？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人好“窝里斗”的劣根性。
另一段话是萧伯纳在当时的北平，他看到由于华北受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当时的政府将故宫的文物悉数南运，而一些中国的富人也纷纷携财产南迁，对此，萧伯纳说：
故宫古物的南迁，于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
中国富人也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比北平全市的价格高吗？
当时中国人的利己，不顾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劣根性，被萧伯纳讽刺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难怪瞿秋白称萧伯纳为“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的朋友”，说萧伯纳“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走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而奋斗”。
鲁迅更是十分称赞萧伯纳具有说真话的勇气，“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
早在2月16日傍晚，萧伯纳乘坐的“皇后号”已抵达吴淞口外，但他并不打算上岸。这使“萧迷”们大失所望，于是各施绝招，期盼能将他请来上海，一瞻风采。洪深为此也接受了两项任务，一是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派他做代表去见萧伯纳，目的是想请他在上海吃顿饭，发表一场演说；二是上海时事新报社聘请他做一次临时记者，设法采访萧伯纳，写一篇访问记。
萧伯纳访问上海后，洪深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名叫《迎萧灰鼻记》，另一篇是《幽默矛盾萧伯纳》。前者最早发表于1933年2月18日的《时事新报》上，写他想方设法采访这位幽默大师，最终又没能实现的经历，风趣诙谐，不愧为戏剧家手笔。
萧伯纳离沪后，鲁迅与在他家避难的瞿秋白一起，编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迎萧灰鼻记》曾被收录在该书中。书中另一篇张若谷的《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就写到洪深担任萧伯纳翻译的情况。
左翼的瞿秋白当时正隐居上海，他虽然没有公开去见萧伯纳，但他也并未闲着，而是始终密切注视右翼的动静。右翼的进攻使这位正害着肺病的革命者义愤填膺，他清醒地看到右翼业已结成“联合战线”，于是搜全了左翼和右翼的言论，进行“比较翻译学”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同一句萧的言论为何翻译在不同的报上就真的不同了，这些“不同”可视作“政治凹凸镜”，来折射右翼的丑恶嘴脸。
萧伯纳离开中国后约一个月，瞿秋白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面世，上海野草书屋印刷，鲁迅作序。瞿秋白没有露名，署了个“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并将“鲁迅序”也印在封面上。
对于萧伯纳的戏剧，中国人民一向为之倾注热情。早在中国话剧运动开始的初期，1921年春，汪仲贤、夏月润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过他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的戏剧当时已有30余部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其中有的有两三种译本。
2月16日的上海《申报》转载路透社15日电文，最先发布萧伯纳离港来沪的“预报”：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及其夫人，此次乘昌兴公司之“英国皇后”轮，周游世界由美经欧洲而至香港，萧氏于昨日晨6时已搭乘该轮，从香港开出，直达上海。预计明晨6时，船到吴淞口，萧伯纳夫妇及各团员，将在新关码头上岸。
正因为没把萧伯纳当做“伯纳萧”这样的外人，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必客气了，早在萧伯纳登上中国的海岸之前，郁达夫在上海的报纸上撰文说：“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
而邹韬奋则更希望老头儿能在中国振作振作国人的社会主义精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揭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17日凌晨5时，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早晨6时，萧伯纳夫妇一行由香港驶抵吴淞口后，宋庆龄迎着凛冽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对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6时45分，萧伯纳邀请宋庆龄共进早餐。登岸之前的长达4个小时里，他与宋庆龄一直在密谈。
他们的密谈始终围绕危机的中国与红色的苏俄。萧迫切地想知道危机的中国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问“满洲国”是一个怎样的政府，问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甚至迫不及待地问：“苏维埃区域在哪里？有多大面积？”
萧伯纳还想知道孙夫人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夫人恨恨地说：“一点儿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了国民党。嗣后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又谈到如何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两人都认定非战组织的会议不能真正停止战争，但孙夫人显得更为激进，她说：“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消灭造成战争的资本制度。”
萧伯纳反问宋庆龄：“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
宋庆龄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完全不是！”
谈及苏俄的时候，萧伯纳总是赞不绝口。他向宋庆龄讲述了自己前年游历苏俄的见闻和美好感受，说苏俄拥有世界上真正的自由。
因为夫人夏绿蒂身体欠佳，萧伯纳本来不想再登岸了，所以推辞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做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既感叹于宋庆龄的热情，也惊讶于宋庆龄的口才，不忍拒绝，于是随同上岸。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
10时30分，一行人等转乘宋庆龄来迎接的海关小轮在杨树浦蓝路码头登陆。
2月17日当天到现场欢迎的有中国电影文化会代表、上海剧团联合会代表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上海各学生剧社援助义军游艺大会代表团，以及各行各业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400多人。
是日阳光明媚，由于萧伯纳访问上海前的几天里，上海一直阴雨连绵，这天恰好放晴，所以有人对萧伯纳说：“您真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立即回答道，“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林语堂、邵洵美等诸君和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也在欢迎的人群之列。现场打出了诸多欢迎横幅、标语，大多为“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同情中国土地完整的萧伯纳”等，“热烈情形，为历来少见”。上海各界，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
在外白渡桥礼查饭店与代表团成员稍作寒暄后，萧伯纳即赴亚尔培路会晤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中午12时，宋庆龄作为东道主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接待这位不远万里来沪的贵宾。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
大家看到，已经77岁的萧伯纳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与宋庆龄谈笑甚欢。萧伯纳的心情也很好，他甚至走到了鸽棚前，想抚摸一只无知的小白鸽，只是那小东西毕竟怕人，或许更怕洋大人，“扑”的一声飞走了。
其间，萧伯纳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梅兰芳、伊罗生、史沫特莱、邵洵美等上海名流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成为著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
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萧伯纳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知之甚少，但他对中国人民却十分友好，对中华民族也是充满了信心。他曾应上海《时事新报》之邀，在香港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书》，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之意见，他宣称：
中国人民，如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
在莫利爱路寓所，当话题谈到苏俄时，萧伯纳说：“我曾经会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听说斯大林告诉她，假使她继续找政府的麻烦，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宁夫人头衔。”话题一转，他转向宋庆龄：“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头衔吗？”
宋庆龄笑着答道：“还没有，但他们很愿意。”
“你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天真孩子。”萧伯纳回答说。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14时30分，萧伯纳离开莫利爱路寓所，要去法租界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见到门口守候的许多记者，说15时后请大家派6位记者代表再到宋宅，他愿接受采访。洪深把萧伯纳这句话翻译给其他记者。
随后，就由洪深陪着萧伯纳，坐车来到法租界内福开森路上的“世界学院”大洋房，出席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这里举行的欢迎典礼。
那里早就聚满了等待的人们。
萧伯纳终于出现了，众人合围过来。这一围又惹出了老头儿的俏皮话，他说：“此刻演说，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座诸君都是著名作家，我来这里演说，用中国话说叫‘班门弄斧’；普通人都以为作家是神秘伟大的人物，现在诸位却都是晓得内幕的人，何必还要多说呢？这就如同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现在你们都看见了，该心满意足了罢。”
众人哄笑，大约又以为是讽刺。
当时，在座的除了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外，还有叶恭绰、张歆海夫妇、唐瑛等人。
不会说中国话的萧伯纳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亲切见面了，于是由张歆海做翻译，作了学术交流。萧伯纳听说梅兰芳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30年之久，注视着梅兰芳的面容，大为感叹说：“君诚有驻颜术吗？”
萧伯纳又问梅兰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可中国的剧场反而喜欢锣鼓齐鸣，难道中国的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
梅兰芳婉转地解释说：“中国的戏也有静的，譬如昆曲，自始至终不用锣鼓。”
这时就有人在一旁帮腔说：“梅大师的戏便是不用锣鼓。”
后来，有人曾作诗一首，记述萧伯纳与梅兰芳的会面：
两雄吟
两雄握手太荒唐，万里相逢个半郎。
笑问驻颜狂伯纳，漫夸爱族俏兰芳。
夫人莫道华伦贱，博士能令文学香。
只恨匆匆又离别，未曾色相一登场。
萧伯纳还兴致勃勃地鉴赏了笔会送给他的“泥制戏装鬼脸”脸谱，看过之后说：“戏里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恶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面貌上辨别出来；但是我们人的面貌却大都相同，而内心不见得相像。”
15时，笔会的活动一结束，洪深又陪着萧伯纳回到莫利爱路寓所宋宅，在阳光花园内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到了门口，洪深没有忘记刚才萧伯纳的话，说：“请新闻记者们公举代表6人进去。”
就在大家争抢这几个名额时，萧伯纳大概察觉了什么，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他让在场的记者都进入宋宅采访。
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可谓非常健谈，而且妙语连珠。
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说到新闻报道的炒作，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萧伯纳又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萧伯纳称，中国今日向西方搬取许多失有效用贻害大众之所谓“文化”，譬如议会“首先则推倒帝王之统治，其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权，但最后却不曾推倒资本之势力”；而英国的大学，“几乎将个人之自由意志，摧残净尽，而用陈旧无用的老古董塞进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变成一定格式的人物。似此种所谓西方之文化，中国搬它来有什么益处？”
又有记者问萧伯纳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才能谋得出路？萧伯纳沉思片刻后说：“不如我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甚安全。”这个回答，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政治气候状况。
而当另一记者追问萧伯纳“此种答复，对于中国殊少帮助”时，萧伯纳才开始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之崩溃、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及苏维埃俄罗斯革命之方法”等。
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萧伯纳说：
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当记者问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萧伯纳笑答：“英国人士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根本谈不到政策，而且，今日英国本身问题，亟待解决者至多，决无余暇再过问中国之事。”不过，萧伯纳说：“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是，为良好政府和实际工作。”
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中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事实上，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家见面，没有碰撞出火花才是怪事呢！
当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人们称你是中国的高尔基，可是你比他漂亮！”
鲁迅回答得也很风趣：“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入，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萧伯纳此次在沪行色匆匆，留沪时间仅为8.5小时，18时，萧伯纳顺原路返回“皇后”轮。当晚11时，便起锚赴秦皇岛，转游北平古都。
当时，中国正值东三省沦陷，北平的一些记者要萧伯纳谈谈对中国时局的见解，萧伯纳含蓄地指出：
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过于迷信武力，也将必受武力之害。满洲3000万的中国人，必须成为爱尔兰式的革命党，就是要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由一个拿着莱福枪的日本兵来监视他，这样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萧伯纳曾不止一次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他说：
苏联最近内部的现象，无论精神上、物质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有规律的进步，不但苏联自己能够得到极好的利益，达到美满成功，就是其他各国也可以借鉴，采用它的长处从而模仿它。
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方式，也许互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然萧伯纳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作了较为尖锐的批判，有两段话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一段话是：
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是打仗。不知是什么道理？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人好“窝里斗”的劣根性。
另一段话是萧伯纳在当时的北平，他看到由于华北受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当时的政府将故宫的文物悉数南运，而一些中国的富人也纷纷携财产南迁，对此，萧伯纳说：
故宫古物的南迁，于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
中国富人也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比北平全市的价格高吗？
当时中国人的利己，不顾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劣根性，被萧伯纳讽刺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难怪瞿秋白称萧伯纳为“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的朋友”，说萧伯纳“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走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而奋斗”。
鲁迅更是十分称赞萧伯纳具有说真话的勇气，“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
早在2月16日傍晚，萧伯纳乘坐的“皇后号”已抵达吴淞口外，但他并不打算上岸。这使“萧迷”们大失所望，于是各施绝招，期盼能将他请来上海，一瞻风采。洪深为此也接受了两项任务，一是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派他做代表去见萧伯纳，目的是想请他在上海吃顿饭，发表一场演说；二是上海时事新报社聘请他做一次临时记者，设法采访萧伯纳，写一篇访问记。
萧伯纳访问上海后，洪深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名叫《迎萧灰鼻记》，另一篇是《幽默矛盾萧伯纳》。前者最早发表于1933年2月18日的《时事新报》上，写他想方设法采访这位幽默大师，最终又没能实现的经历，风趣诙谐，不愧为戏剧家手笔。
萧伯纳离沪后，鲁迅与在他家避难的瞿秋白一起，编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迎萧灰鼻记》曾被收录在该书中。书中另一篇张若谷的《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就写到洪深担任萧伯纳翻译的情况。
左翼的瞿秋白当时正隐居上海，他虽然没有公开去见萧伯纳，但他也并未闲着，而是始终密切注视右翼的动静。右翼的进攻使这位正害着肺病的革命者义愤填膺，他清醒地看到右翼业已结成“联合战线”，于是搜全了左翼和右翼的言论，进行“比较翻译学”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同一句萧的言论为何翻译在不同的报上就真的不同了，这些“不同”可视作“政治凹凸镜”，来折射右翼的丑恶嘴脸。
萧伯纳离开中国后约一个月，瞿秋白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面世，上海野草书屋印刷，鲁迅作序。瞿秋白没有露名，署了个“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并将“鲁迅序”也印在封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