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稀之年笔耕不辍
1932年3月，萧伯纳正在从科西嘉到撒丁岛的途中，他开始写作《真相毕露》这个剧本。
这同样是一部“政治狂想曲”。在该剧中，萧伯纳为读者和观众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衰败、没落、危机四伏的境况。而以“合理的社会联邦共和国”的名称来指代苏联这个体现着真理、正义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世界。
此时的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战斗的勇士，他宁愿说出苦涩的真理，而不愿说甜蜜的谎言。他认为，建立在谎言、虚伪和欺骗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你想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只能走一条无耻的、卑鄙的巧取豪夺的道路。
剧中3个狂妄的青年自甘堕落，他们过着一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他们都拥有着大量的财富，能使他们继续沉溺在这种“自由”而放荡的生活中。
但是，现实的生活却与他们的希望背道而驰，他们并没有因为手中的金钱而感到幸福快乐。“他们花了这些钱，除了没有止境的惶恐不安与醉生梦死之外，一无所获。”因此，幸福并不在于是否富裕，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的生活，只会给他们带来颓废、伤心和绝望。
萧伯纳在以前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也提到了这种思想：
金镣铐和铁镣铐是一样沉重的，富裕不但不能使人幸福，而且还会破坏人的生活，我们最好能够摆脱这些镣铐的束缚，应该追求真正幸福的社会生活。
萧伯纳在《真相毕露》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技巧，他构设出一系列稀奇古怪、异想天开而复杂多变的情节，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与荒诞无稽的虚构的东西巧妙地穿插结合在一起，妙趣横生、诙谐幽默，令观众在捧腹大笑之余，体会到生活中的苦涩和真理。
剧中人物的争论、演说和说教，则是直接点明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奢侈、腐朽和堕落。
在第一幕开始时，萧伯纳不惜用重墨描绘了患病姑娘所生活的一个令人窒息、难以容忍的生活空间：
那间“位于英国富裕小城的华丽别墅里的”、“富丽堂皇的卧室”里，陈设着豪华、奢侈的家具和摆设。但是，这座“有如牢狱一般”的卧室里，却吹不进“一阵新鲜的空气”，渲染出一种气氛：一场带有悲剧色彩的滑稽剧即将登场。
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表明这个患病的姑娘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值得尊敬”的贵族女子。“房间的一切陈设都表明了这位女主人有足够的钱在最讲究的、专门迎合富有的顾客胃口的商店购买最贵重的东西。”
但就在这间奢华的卧室里，有个胆大妄为的小偷潜入，患病姑娘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突然决定离开这个“镀金的笼子”，离开这个让她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厌恶的家。
在剧中，复活的“细菌恶魔”狂笑不止，而小偷却像一个庄重的演说家在进行正义的说教，讲述着那个上层姑娘怎样冲破了奢侈生活的牢笼。
然后，萧伯纳又描述了冲出牢笼的姑娘与她的伙伴奥毕理、齐普卡以及驻扎在海岸边、椰子树丛中的英国远征军的代表的一些奇特的经历。
本来远征军的任务是负责镇压地方强盗的残暴行径。但令人诧异的是，当地的土著人当中根本就没有做强盗的。逃出家庭的患病姑娘穿着下层人的衣服住进了营房，她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自由和快乐，敞开胸怀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她在这种状态之中，产生了对从事工作的渴望，否则她即使脱离了家庭，也无法脱离苦闷和彷徨之中。她意识到，自己不幸福的根源，就是因为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是一个地道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患病姑娘认识到她们这一类“无望的一代”的特点：心慌意乱、心灵空虚、茫然无为。
但是，她在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观察体会过后，却仍然得出让人悲观的结论：“我们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妄自尊大、假仁假义；而我们的虔诚就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
苦闷万分的女主人公企图从绝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幻想实现“妇女们的某个团结合作”，但她却不知如何着手。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因为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徘徊，庸俗放荡的齐普卡，小偷奥毕理和随军牧师等，他们脚步蹒跚，时而趔趄，时而绊倒。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举止，都具有深刻的寓意：他们的心灵都受到严重的摧残，饱受战争和现实社会的折磨，痛苦不堪。其实他们都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现实生活的无聊和空虚。
萧伯纳在整部剧中，都细致表现出战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沉重危机感，从而提出了人类的前途问题，并且在新阶段上继续了有关生活的意义与现实社会制度的争论。
萧伯纳大力提倡他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强烈抨击那些把人类贬低到动物程度的颓废派言论。他通过奥毕理的口来表达出这种情绪：“我们现在都直立着，并不屈膝，甚至并不低头，并大声叫喊：站起来吧，大家站起来吧！能够直立是人的特征。让低级动物去爬行吧，我们并不俯首屈膝。”
萧伯纳在揭开寄生生活与游手好闲的毫无意义的生活疮疤之后，积极鼓励人们寻找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
萧伯纳还在剧本中描写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和心灵高尚人的形象。他不但描绘了深夜的黑暗，而且也指出了黎明的曙光，他把人道主义的良好意愿引向了苏联这个“合理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后来，萧伯纳接连又创作出《乡村求爱》、《触礁》、《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意外岛上的蠢人》、《女百万富豪》、《重写辛白林第五幕》、《日内瓦》、《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等剧本，这表明萧伯纳即使已是古稀高龄，但仍是一位高产剧作家。
1932年，萧伯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这是按照伏尔泰的传统而写成的一部具有抨击性的极富辛辣嘲讽意味的小说。萧伯纳在小说中以尖锐怪诞、引人入胜的形式反映了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宗教的社会本质这一根本问题。在小说中，天真烂漫的黑女一心想要去寻找上帝，她对宗教思想欺骗的势力进行强烈抗议。
有一次，她遇到了一些白人，她对他们说：“你们是偶像崇拜者，你们是未开化的人。当我找到上帝的时候，我就会获得精神上的力量来消灭你们，并教育我们的民族不要自相残杀。”
在小说的最后，黑女按照英明的老前辈伏尔泰的指引，在自己的园林里安然地耕耘着，而且最终发现上帝就在自己身上。
《黑女求神记》中广泛涉及了比如宗教与科学、民族压迫、暴力等许多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还有受到“世界危机时期”侵害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途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萧伯纳都在小说里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提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萧伯纳除了创作许多剧本和小说之外，他还周游了几个国家。
1932年底，萧伯纳携夫人夏绿蒂搭乘“不列颠皇后号”邮轮，开始了夫妇环球旅行。萧伯纳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他本人并不十分喜欢远行，但是夏绿蒂却十分喜欢外出旅游，萧伯纳想到陪伴自己30多年的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忙碌，这时也应该满足她的爱好。他冒着水土不服的反应和不愿参与社交场合的麻烦，陪伴夫人观赏沿岸异域风光。
这次旅行也的确使萧伯纳大开了眼界。在新西兰时，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观赏那里旖旎的风光，并被那儿淳朴的乡情所吸引，甚至想要在那里定居下来，度过自己的晚年。
以前，萧伯纳只在欧洲大陆和法属北非各地漫游，最南只到过马德拉，最东抵达了莫斯科，最北到达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离美国最近的地方只有牙买加。而这次，他不但到了南半球，比如新西兰，而且还到美国访问了一些城市。
萧伯纳在去美国之前，一直把美国当做批评和嘲笑的对象，多次发表痛快淋漓的言论把美国骂得体无完肤，他说过：“100个美国人当中，99个是傻瓜。”因此，此前一直没有去过他一直关注着的美国。
不过，萧伯纳的戏剧却是在美国最早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赫理斯曾说过：
他把美国骂得痛快淋漓，其勇气不在其他任何英国作家之下。他无求于深受美国人的殷勤款待之苦，也不需要在美国人负担费用的情况下靠巡回演讲来发财致富。
美国人有一半跑来找他，还有一半拥护他。他知道美国的一切弱点，也知道美国的长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观点比任何人更接近美国人的观点。
萧伯纳通过阅读报刊，对当代美国仍有一定的认识。但美国人却早就匆匆忙忙地对待萧伯纳的作品了。当美国人探知他早期创作的小说还没有取得版权时，他们“拿他的小说在美国各地大肆宣传：每本售价美金1元5角，不必付版税给那位受到阿谀奉承的作者”。
美国人的迅速行动和先见之明给萧伯纳帮了大忙，使他在20世纪初就开始获得可以过富裕生活的收入。自从1920年以来，纽约戏剧协会最先演出萧伯纳的3部最优秀的作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和《千岁人》。这说明，虽然萧伯纳和美国之间有一些小分歧，但事实上却有许多共同点。
30年来，萧伯纳不断接到访问美国的邀请，有时一个月就要拒绝好几次，有时甚至有人传说他真的打算去美国了。但他始终没有成行。
而这次环球旅行时，萧伯纳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通过对美国几个城市的参观访问，萧伯纳对美国有了更切实的亲身体验。
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萧伯纳的这次美国之行。有人问萧伯纳：“为什么您的名字总是在报刊上引人注意？”
他诙谐而自豪地回答说：“为什么天上的太阳总是那么惹人注目呢？”
这同样是一部“政治狂想曲”。在该剧中，萧伯纳为读者和观众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衰败、没落、危机四伏的境况。而以“合理的社会联邦共和国”的名称来指代苏联这个体现着真理、正义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世界。
此时的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战斗的勇士，他宁愿说出苦涩的真理，而不愿说甜蜜的谎言。他认为，建立在谎言、虚伪和欺骗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你想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只能走一条无耻的、卑鄙的巧取豪夺的道路。
剧中3个狂妄的青年自甘堕落，他们过着一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他们都拥有着大量的财富，能使他们继续沉溺在这种“自由”而放荡的生活中。
但是，现实的生活却与他们的希望背道而驰，他们并没有因为手中的金钱而感到幸福快乐。“他们花了这些钱，除了没有止境的惶恐不安与醉生梦死之外，一无所获。”因此，幸福并不在于是否富裕，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的生活，只会给他们带来颓废、伤心和绝望。
萧伯纳在以前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也提到了这种思想：
金镣铐和铁镣铐是一样沉重的，富裕不但不能使人幸福，而且还会破坏人的生活，我们最好能够摆脱这些镣铐的束缚，应该追求真正幸福的社会生活。
萧伯纳在《真相毕露》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技巧，他构设出一系列稀奇古怪、异想天开而复杂多变的情节，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与荒诞无稽的虚构的东西巧妙地穿插结合在一起，妙趣横生、诙谐幽默，令观众在捧腹大笑之余，体会到生活中的苦涩和真理。
剧中人物的争论、演说和说教，则是直接点明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奢侈、腐朽和堕落。
在第一幕开始时，萧伯纳不惜用重墨描绘了患病姑娘所生活的一个令人窒息、难以容忍的生活空间：
那间“位于英国富裕小城的华丽别墅里的”、“富丽堂皇的卧室”里，陈设着豪华、奢侈的家具和摆设。但是，这座“有如牢狱一般”的卧室里，却吹不进“一阵新鲜的空气”，渲染出一种气氛：一场带有悲剧色彩的滑稽剧即将登场。
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表明这个患病的姑娘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值得尊敬”的贵族女子。“房间的一切陈设都表明了这位女主人有足够的钱在最讲究的、专门迎合富有的顾客胃口的商店购买最贵重的东西。”
但就在这间奢华的卧室里，有个胆大妄为的小偷潜入，患病姑娘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突然决定离开这个“镀金的笼子”，离开这个让她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厌恶的家。
在剧中，复活的“细菌恶魔”狂笑不止，而小偷却像一个庄重的演说家在进行正义的说教，讲述着那个上层姑娘怎样冲破了奢侈生活的牢笼。
然后，萧伯纳又描述了冲出牢笼的姑娘与她的伙伴奥毕理、齐普卡以及驻扎在海岸边、椰子树丛中的英国远征军的代表的一些奇特的经历。
本来远征军的任务是负责镇压地方强盗的残暴行径。但令人诧异的是，当地的土著人当中根本就没有做强盗的。逃出家庭的患病姑娘穿着下层人的衣服住进了营房，她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自由和快乐，敞开胸怀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她在这种状态之中，产生了对从事工作的渴望，否则她即使脱离了家庭，也无法脱离苦闷和彷徨之中。她意识到，自己不幸福的根源，就是因为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是一个地道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患病姑娘认识到她们这一类“无望的一代”的特点：心慌意乱、心灵空虚、茫然无为。
但是，她在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观察体会过后，却仍然得出让人悲观的结论：“我们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妄自尊大、假仁假义；而我们的虔诚就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
苦闷万分的女主人公企图从绝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幻想实现“妇女们的某个团结合作”，但她却不知如何着手。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因为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徘徊，庸俗放荡的齐普卡，小偷奥毕理和随军牧师等，他们脚步蹒跚，时而趔趄，时而绊倒。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举止，都具有深刻的寓意：他们的心灵都受到严重的摧残，饱受战争和现实社会的折磨，痛苦不堪。其实他们都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现实生活的无聊和空虚。
萧伯纳在整部剧中，都细致表现出战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沉重危机感，从而提出了人类的前途问题，并且在新阶段上继续了有关生活的意义与现实社会制度的争论。
萧伯纳大力提倡他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强烈抨击那些把人类贬低到动物程度的颓废派言论。他通过奥毕理的口来表达出这种情绪：“我们现在都直立着，并不屈膝，甚至并不低头，并大声叫喊：站起来吧，大家站起来吧！能够直立是人的特征。让低级动物去爬行吧，我们并不俯首屈膝。”
萧伯纳在揭开寄生生活与游手好闲的毫无意义的生活疮疤之后，积极鼓励人们寻找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
萧伯纳还在剧本中描写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和心灵高尚人的形象。他不但描绘了深夜的黑暗，而且也指出了黎明的曙光，他把人道主义的良好意愿引向了苏联这个“合理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后来，萧伯纳接连又创作出《乡村求爱》、《触礁》、《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意外岛上的蠢人》、《女百万富豪》、《重写辛白林第五幕》、《日内瓦》、《在贤君查理的黄金时代》等剧本，这表明萧伯纳即使已是古稀高龄，但仍是一位高产剧作家。
1932年，萧伯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这是按照伏尔泰的传统而写成的一部具有抨击性的极富辛辣嘲讽意味的小说。萧伯纳在小说中以尖锐怪诞、引人入胜的形式反映了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宗教的社会本质这一根本问题。在小说中，天真烂漫的黑女一心想要去寻找上帝，她对宗教思想欺骗的势力进行强烈抗议。
有一次，她遇到了一些白人，她对他们说：“你们是偶像崇拜者，你们是未开化的人。当我找到上帝的时候，我就会获得精神上的力量来消灭你们，并教育我们的民族不要自相残杀。”
在小说的最后，黑女按照英明的老前辈伏尔泰的指引，在自己的园林里安然地耕耘着，而且最终发现上帝就在自己身上。
《黑女求神记》中广泛涉及了比如宗教与科学、民族压迫、暴力等许多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还有受到“世界危机时期”侵害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途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萧伯纳都在小说里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提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萧伯纳除了创作许多剧本和小说之外，他还周游了几个国家。
1932年底，萧伯纳携夫人夏绿蒂搭乘“不列颠皇后号”邮轮，开始了夫妇环球旅行。萧伯纳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他本人并不十分喜欢远行，但是夏绿蒂却十分喜欢外出旅游，萧伯纳想到陪伴自己30多年的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忙碌，这时也应该满足她的爱好。他冒着水土不服的反应和不愿参与社交场合的麻烦，陪伴夫人观赏沿岸异域风光。
这次旅行也的确使萧伯纳大开了眼界。在新西兰时，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观赏那里旖旎的风光，并被那儿淳朴的乡情所吸引，甚至想要在那里定居下来，度过自己的晚年。
以前，萧伯纳只在欧洲大陆和法属北非各地漫游，最南只到过马德拉，最东抵达了莫斯科，最北到达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离美国最近的地方只有牙买加。而这次，他不但到了南半球，比如新西兰，而且还到美国访问了一些城市。
萧伯纳在去美国之前，一直把美国当做批评和嘲笑的对象，多次发表痛快淋漓的言论把美国骂得体无完肤，他说过：“100个美国人当中，99个是傻瓜。”因此，此前一直没有去过他一直关注着的美国。
不过，萧伯纳的戏剧却是在美国最早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赫理斯曾说过：
他把美国骂得痛快淋漓，其勇气不在其他任何英国作家之下。他无求于深受美国人的殷勤款待之苦，也不需要在美国人负担费用的情况下靠巡回演讲来发财致富。
美国人有一半跑来找他，还有一半拥护他。他知道美国的一切弱点，也知道美国的长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观点比任何人更接近美国人的观点。
萧伯纳通过阅读报刊，对当代美国仍有一定的认识。但美国人却早就匆匆忙忙地对待萧伯纳的作品了。当美国人探知他早期创作的小说还没有取得版权时，他们“拿他的小说在美国各地大肆宣传：每本售价美金1元5角，不必付版税给那位受到阿谀奉承的作者”。
美国人的迅速行动和先见之明给萧伯纳帮了大忙，使他在20世纪初就开始获得可以过富裕生活的收入。自从1920年以来，纽约戏剧协会最先演出萧伯纳的3部最优秀的作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和《千岁人》。这说明，虽然萧伯纳和美国之间有一些小分歧，但事实上却有许多共同点。
30年来，萧伯纳不断接到访问美国的邀请，有时一个月就要拒绝好几次，有时甚至有人传说他真的打算去美国了。但他始终没有成行。
而这次环球旅行时，萧伯纳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通过对美国几个城市的参观访问，萧伯纳对美国有了更切实的亲身体验。
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萧伯纳的这次美国之行。有人问萧伯纳：“为什么您的名字总是在报刊上引人注意？”
他诙谐而自豪地回答说：“为什么天上的太阳总是那么惹人注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