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资产阶级大佬们一片恐慌,而萧伯纳却仿佛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非常高兴地写信给赫理斯:
亲爱的佛兰克·赫里斯,从俄国传来了好消息,可不是吗?这不是参战国所期望的事,犹如俾斯麦不愿使法国在1870年成为共和国一样。
但是上帝用种种方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他已经为我们做了安排,这大概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吧!
萧伯纳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欢迎的态度,他坚决地拥护俄国革命,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这一时期萧伯纳的政论作品及艺术作品中,苏联的题材成了新的主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萧伯纳曾经在他的《关于这次战争的常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如果有人以为德国帝国主义似乎比英国的更坏些,这只是因为英国人是作伪的能手而已。人类的仇敌既不是德国,也不是英国,而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管它们装饰着什么外衣。
英国的米字旗也好,法国的三色旗也好,德国的帝国之鹰也好,这些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今后世界上只有两面真正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的红旗和资本主义的黑旗。上帝的旗帜和财神爷的旗帜。而且,回到城市的军队士兵应当起来发动革命。
萧伯纳发表政论作品,生动活泼地反映了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他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就公开表示了对新制度的积极拥护。
当俄国革命受到武装干涉的时候,萧伯纳积极投入到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中去。
1921年,萧伯纳发表了《俄国的惨祸》一文,他强烈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诽谤。
另外,萧伯纳还积极支持英国共产党创办《工人日报》,为报纸的发行投入了大量的股金,并成为报纸的终身股东。
这段时间内,萧伯纳不参加任何文艺团体,也不加入任何集团性质的团体。举行午餐会,就是他和妻子招待宾客的唯一方式。
萧伯纳为人比较和善,待人接物,从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有时还很乐意帮助别人。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行为恶劣的家伙,都不可能成为萧伯纳的大敌。
有时,萧伯纳的机智、嘲讽的妙语也会触痛一些人的伤口,他的朋友威尔斯常因此对他大发脾气,而萧伯纳就一方面予以还击,一方面又用极大的耐心来说服他。
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开玩笑说:“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仇敌,但他的朋友没有一个十分喜欢他。”
萧伯纳与王尔德的会面一生也没有超过10次,但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因为萧伯纳家与王尔德家从上一代就认识了。王尔德的父亲曾为萧伯纳的父亲动过眼睛的手术。而王尔德又在伦敦时恋慕过萧伯纳的姐姐。而萧伯纳在写小说没有成功时,一直落魄伦敦,王尔德的母亲就常常邀请他到她家里参加招待会。从那时起,两个人就保持着客气的朋友关系。
有一次,萧伯纳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王尔德听后有感而发,写出了《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一文,萧伯纳听王尔德讲过后心里很高兴。
两个人有一次相会于切尔西的一个展览会,而他们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展览会展出的都是一些极其幼稚的作品。
王尔德是个“故事大王”,萧伯纳与他在一块经常是个听众。他们就一个讲一个听,开心地度过了一天。
战争后期,王尔德因昆斯析里事件被捕入狱,萧伯纳起草了一份请求书,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王尔德。
后来,王尔德出狱后就逃亡巴黎,萧伯纳每出版一部作品,都会寄一本有自己签名的给他,这以后就成为了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一个惯例。
§§第六章 暮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