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民主、进步的思想赋予萧伯纳的剧作巨大的生命力，萧伯纳完成了他最成功的《圣女贞德》后，他创作的剧本已达30多部，再加上评论以及一些论文，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举世闻名的一大文豪。
1925年，瑞典皇家学院鉴于萧伯纳在戏剧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获奖理由中评价说：
由于他的作品中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常蕴涵着独特的诗意美。显示了这位惊人之举的人作为诗人的最高能力。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佩尔·哈尔斯特龙在授奖词中说：
乔治·萧伯纳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就表现了他后来一贯坚持不变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的信念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不移，似乎就连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不仅未能对他施以任何实际影响，反而将他直接带到了他现在发表演说的讲坛上。
在他那里，这些思想和一种敏捷的机智结合在一起，完全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常规，加之他那极为生动有趣的幽默。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狂文风格。
他运用着这一武器，带着一个天才的极端自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一种绝对宁静的道德心以及一种诚实的信念。
他很早就成为革命学说的宣传家，这些属于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说价值各异，因此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辩论家、知名演说家和记者的显要地位。
作为易卜生的拥护者和英国以及巴黎的肤浅传统的反对者，他在英国剧坛上留下了印迹。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已经36岁，写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他所引起的各种要求。他以生来具有的把握进行剧本创作，确信自己有许多话要说。
他以这种随便的方式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戏剧艺术，对这种戏剧艺术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特殊原则进行评价。它的新奇之处并不在结构和形式上。他通过对戏剧艺术极其清醒和训练有素的了解，毫不费力地迅速达到了他认为对其目的有用的所有舞台效果。但是他表达思想的那种直率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那种好战性、灵活性，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也完全是他所独有的。
在法国，他一向被称为20世纪的莫里哀，这种比较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萧伯纳本人认为，他具有遵循古典戏剧艺术的旨趣。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研究严格推理和辩证的精神爱好，反对任何可以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事物。
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及他随后的创作活动，哪怕是他那些更为优秀的作品；只这样说就足够了：只要他认为是偏见，那么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中发现的，他都运用他的武器去进行批判，绝不投机取巧。
萧伯纳对他以前的历史剧前言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他偶然将其丰富敏捷的智力和对历史的想象力以及历史真实感的明显缺乏结合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他笔下的世界缺乏时间概念；按照新的理论，这对于空间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很不幸，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缺乏尊重，并且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事物都表现得与普通人过去所信所言的截然相反。
我所说的这些只为萧伯纳的毕生事业提供了微小事实，而且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他的大多数剧本所附的著名的前言或许应该称其为论文。多数前言明晰、活泼、才华横溢，是无法超越的佳作。
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赋予他当今时代最吸引人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的前言又使他获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伏尔泰的称号。如果我们只考虑到伏尔泰的最佳作品。从完美而简朴的风格着眼，这些前言似乎会提供一种在行文高度新闻化的时代里表达思想和进行论战的最高标准，同时就其方法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萧伯纳在英国文学中的显要地位。
萧伯纳却并不愿意接受这笔奖金，他对自己恰巧在1925年获得这项殊荣深感惊讶。他说：“可能他们是奖励我这一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吧！”
萧伯纳指出：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发奖金时所赏识的人物从来就不会把那些正在奋斗的作家包括在内。发现真正的天才并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任务。奖金委员会总是以作家是否有“相当高贵的”声誉作为选择标准的。诺贝尔的生意经是一种彩票，一种获得最低限度的声誉的人士都可以自由购买的彩票。
萧伯纳由于对诺贝尔文学奖抱着这种态度，因此他决定把这笔约8000英镑的奖金赠与英国瑞典文学基金会，作为奖励瑞典文学作品英文译本的基金，也用来资助那些生活穷困的作家们。
192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一生喜爱音乐的萧伯纳有感而发写出纪念文章《贝多芬百年祭》：
100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57岁的倔犟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
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
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
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的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将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着照例不加选择地加在大音乐家身上的颂扬话的成百篇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
像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哈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里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恐怖的末日悲剧。
但是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代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有时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加给它们以惊人的活力和激情，包括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使得产生于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
以上就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他有能力设计最好的乐式；他能写出使你终身享受不尽的美丽的乐曲；他能挑出那些最干燥无味的旋律，把它们展开得那样引人，使你听上一百次也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一句话，你可以拿所有用来形容以乐式见长的作曲家的话来形容他；但是他的病征，也就是不同于别人之处在于他那激动人的品质，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
懂了这个，你就从18世纪前进了一步，也从旧式的跳舞乐队前进了一步，不但能懂得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也能懂得贝多芬以后的最有深度的音乐了。
贝多芬的音乐如此，萧伯纳的文章也是如此。这篇散文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出了贝多芬倔犟、反叛的个性及其音乐创作特色，思路清晰，情感丰富，饱含哲理，是传世的散文佳作。
1929年，萧伯纳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因为这时，英国已经到了发生总危机的时候，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于是，当他的《苹果车》问世的时候，他还加了一个“政治狂想曲”的副标题。
《苹果车》是配有幕间插曲的两幕政治闹剧，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和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幕后斗争。
在《苹果车》中，萧伯纳还把想象中35年之后的政治舞台展现出来，在国王与内阁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王终于取胜。
把工党政客等人为保住自己的肥缺，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摆在观众面前，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真相。
卡罗培斯和内阁大臣们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未经同意，国王不得发表公开讲话或以间接的方法向新闻界授意报刊写文章，也不能使用国王的权力否决议会的法讼。否则内阁便宣告解散。
国王不答应，在内阁会议上宣布退位，解散国会，又说将让位给他的儿子，自己放弃所有的爵位，并拟在大选中作为温莎皇家选区的候选人，要自己组织一个政党，在公众面前揭发对方。
由于新国王必须指派一个官员去担任内阁领导人，谁知道他不会指派前国王马格纳斯自己去当内阁领导人呢？
首相因国王肯定会当选而感到沮丧，被迫宣布取消最后通牒，一切照旧。
萧伯纳旨在说明，统治集团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无非是要从国家的财富中为自己夺取更大的份额。因而无论是马格纳斯或是卡罗塔斯当政，国家的实质都不会改变，因为他们也不过是被财阀们操纵的傀儡，剧本指出国家的实际政权掌握在垄断联合企业——“勃勃克奇斯有限公司”手中。
萧伯纳在序幕里写道：“一切自然的东西，对于堂皇富丽、虚有其表的仪式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丧失了自然的爱，也丧失了其他自然的感觉。”
《苹果车》一剧还安排了一段表现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竞争，以及美国企图把英国“融化”到美国思想和商品中去的插曲。这里，萧伯纳涉及这一国际政治主题，表现出其卓越的历史远见。
“打翻了苹果车”在英文里就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的意思。萧伯纳以一个敏感的深思熟虑的民族艺术家的姿态密切注视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准确地把握了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萧伯纳将剧中的两个角色描写得太过夸张了：一个是异乎寻常的、爱开下流玩笑的首领，穿着俄罗斯的红色外套和裤脚塞进长靴里的裤子；还有一个是美国大使，样子像漫画家温泽·麦凯所作的山姆大叔三色讽刺画。
这年8月，英国戏剧界为了表彰萧伯纳对于戏剧作出的特殊贡献，在当年举行的莫尔文戏剧节上全部上演萧伯纳的剧作。这在戏剧史上是空前的。
这个戏剧节上，以演出萧伯纳的《苹果车》作为开幕式。赫理斯对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莫尔文戏剧节是财富和声望把萧伯纳的地位提到何等高度的最好说明。这个戏剧节使他的文艺事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1929年夏天的一切筹备工作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戏剧节以萧伯纳的一个新剧本的演出作为开幕式。可使英国的戏剧运动与德国萨尔茨堡和拜罗伊特等地的戏剧节一争长短。
莫尔文本来是伍斯特郡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城，是瑞典的夜莺、著名女高音歌手詹尼·林德的长眠之地，四周环绕着的是历史上的纪念碑和美丽的农村，但这个胜地和其他胜地一样，对戏剧并不是非常热衷。
但萧伯纳很喜欢这座小城，因为那边没有电车，又因为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就住在邻近的地方。在“莫尔文戏剧节”开幕之前的几星期，这里的人们却对萧伯纳的《苹果车》不可思议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戏剧节开幕当天的清晨，那些一直以待在伦敦西区为荣的剧评家们，却成群结队地乘坐4小时的火车，从伦敦赶到莫尔文去欣赏《苹果车》的演出。
从伯明翰到格拉斯哥，以伦敦为最终目的地，戏剧的演出是每天的常事，剧评家向来是不愿意离开伦敦的西区去欣赏戏剧的。
赫理斯对此评论说：
他们这一次去莫尔文朝圣表明：要么萧伯纳已经控制住整个新闻界，要么这个剧本就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是新闻记者不得失之交臂的作品，两者必居其一。
而且，人们都为能亲眼目睹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风采而兴奋不已。大家看到他神情潇洒、举止大方。他爬过山，其行动之敏捷灵活使青年们大为惊奇。他在城里的游泳池游泳，使那些未入社交界的少女们大为高兴。他还在其他活动中度过了非常快活的时光，使人们在敬佩之余对他顿生崇敬之情。
与此同时，美国戏剧界也有一些热心的人，他们积极创办了“戏剧协会”，他们演出了萧伯纳的《伤心之家》和《千岁人》，并获得了成功。之后，萧伯纳又专为他们写了好几部作品，同样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查尔斯·麦克多纳的人，他组织了一个“麦克多纳剧团”，利用过去考特剧院定期换演的萧伯纳的剧本，在英国巡回演出。
萧伯纳从剧院的经营经验中提出一个建议，提倡他们建立低票价的大剧院，票价分别为6便士、1先令和2先令半，然后每周专为富豪演出一次，这样，就可以满足各个不同阶层的观众的需要。
1925年，瑞典皇家学院鉴于萧伯纳在戏剧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获奖理由中评价说：
由于他的作品中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常蕴涵着独特的诗意美。显示了这位惊人之举的人作为诗人的最高能力。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佩尔·哈尔斯特龙在授奖词中说：
乔治·萧伯纳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就表现了他后来一贯坚持不变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的信念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不移，似乎就连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不仅未能对他施以任何实际影响，反而将他直接带到了他现在发表演说的讲坛上。
在他那里，这些思想和一种敏捷的机智结合在一起，完全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常规，加之他那极为生动有趣的幽默。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狂文风格。
他运用着这一武器，带着一个天才的极端自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一种绝对宁静的道德心以及一种诚实的信念。
他很早就成为革命学说的宣传家，这些属于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说价值各异，因此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辩论家、知名演说家和记者的显要地位。
作为易卜生的拥护者和英国以及巴黎的肤浅传统的反对者，他在英国剧坛上留下了印迹。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已经36岁，写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他所引起的各种要求。他以生来具有的把握进行剧本创作，确信自己有许多话要说。
他以这种随便的方式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戏剧艺术，对这种戏剧艺术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特殊原则进行评价。它的新奇之处并不在结构和形式上。他通过对戏剧艺术极其清醒和训练有素的了解，毫不费力地迅速达到了他认为对其目的有用的所有舞台效果。但是他表达思想的那种直率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那种好战性、灵活性，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也完全是他所独有的。
在法国，他一向被称为20世纪的莫里哀，这种比较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萧伯纳本人认为，他具有遵循古典戏剧艺术的旨趣。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研究严格推理和辩证的精神爱好，反对任何可以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事物。
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及他随后的创作活动，哪怕是他那些更为优秀的作品；只这样说就足够了：只要他认为是偏见，那么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中发现的，他都运用他的武器去进行批判，绝不投机取巧。
萧伯纳对他以前的历史剧前言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他偶然将其丰富敏捷的智力和对历史的想象力以及历史真实感的明显缺乏结合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他笔下的世界缺乏时间概念；按照新的理论，这对于空间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很不幸，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缺乏尊重，并且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事物都表现得与普通人过去所信所言的截然相反。
我所说的这些只为萧伯纳的毕生事业提供了微小事实，而且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他的大多数剧本所附的著名的前言或许应该称其为论文。多数前言明晰、活泼、才华横溢，是无法超越的佳作。
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赋予他当今时代最吸引人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的前言又使他获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伏尔泰的称号。如果我们只考虑到伏尔泰的最佳作品。从完美而简朴的风格着眼，这些前言似乎会提供一种在行文高度新闻化的时代里表达思想和进行论战的最高标准，同时就其方法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萧伯纳在英国文学中的显要地位。
萧伯纳却并不愿意接受这笔奖金，他对自己恰巧在1925年获得这项殊荣深感惊讶。他说：“可能他们是奖励我这一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吧！”
萧伯纳指出：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发奖金时所赏识的人物从来就不会把那些正在奋斗的作家包括在内。发现真正的天才并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任务。奖金委员会总是以作家是否有“相当高贵的”声誉作为选择标准的。诺贝尔的生意经是一种彩票，一种获得最低限度的声誉的人士都可以自由购买的彩票。
萧伯纳由于对诺贝尔文学奖抱着这种态度，因此他决定把这笔约8000英镑的奖金赠与英国瑞典文学基金会，作为奖励瑞典文学作品英文译本的基金，也用来资助那些生活穷困的作家们。
192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一生喜爱音乐的萧伯纳有感而发写出纪念文章《贝多芬百年祭》：
100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57岁的倔犟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
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
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
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的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将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着照例不加选择地加在大音乐家身上的颂扬话的成百篇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
像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哈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里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恐怖的末日悲剧。
但是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代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有时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加给它们以惊人的活力和激情，包括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使得产生于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
以上就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他有能力设计最好的乐式；他能写出使你终身享受不尽的美丽的乐曲；他能挑出那些最干燥无味的旋律，把它们展开得那样引人，使你听上一百次也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一句话，你可以拿所有用来形容以乐式见长的作曲家的话来形容他；但是他的病征，也就是不同于别人之处在于他那激动人的品质，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
懂了这个，你就从18世纪前进了一步，也从旧式的跳舞乐队前进了一步，不但能懂得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也能懂得贝多芬以后的最有深度的音乐了。
贝多芬的音乐如此，萧伯纳的文章也是如此。这篇散文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出了贝多芬倔犟、反叛的个性及其音乐创作特色，思路清晰，情感丰富，饱含哲理，是传世的散文佳作。
1929年，萧伯纳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因为这时，英国已经到了发生总危机的时候，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于是，当他的《苹果车》问世的时候，他还加了一个“政治狂想曲”的副标题。
《苹果车》是配有幕间插曲的两幕政治闹剧，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和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幕后斗争。
在《苹果车》中，萧伯纳还把想象中35年之后的政治舞台展现出来，在国王与内阁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王终于取胜。
把工党政客等人为保住自己的肥缺，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摆在观众面前，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真相。
卡罗培斯和内阁大臣们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未经同意，国王不得发表公开讲话或以间接的方法向新闻界授意报刊写文章，也不能使用国王的权力否决议会的法讼。否则内阁便宣告解散。
国王不答应，在内阁会议上宣布退位，解散国会，又说将让位给他的儿子，自己放弃所有的爵位，并拟在大选中作为温莎皇家选区的候选人，要自己组织一个政党，在公众面前揭发对方。
由于新国王必须指派一个官员去担任内阁领导人，谁知道他不会指派前国王马格纳斯自己去当内阁领导人呢？
首相因国王肯定会当选而感到沮丧，被迫宣布取消最后通牒，一切照旧。
萧伯纳旨在说明，统治集团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无非是要从国家的财富中为自己夺取更大的份额。因而无论是马格纳斯或是卡罗塔斯当政，国家的实质都不会改变，因为他们也不过是被财阀们操纵的傀儡，剧本指出国家的实际政权掌握在垄断联合企业——“勃勃克奇斯有限公司”手中。
萧伯纳在序幕里写道：“一切自然的东西，对于堂皇富丽、虚有其表的仪式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丧失了自然的爱，也丧失了其他自然的感觉。”
《苹果车》一剧还安排了一段表现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竞争，以及美国企图把英国“融化”到美国思想和商品中去的插曲。这里，萧伯纳涉及这一国际政治主题，表现出其卓越的历史远见。
“打翻了苹果车”在英文里就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的意思。萧伯纳以一个敏感的深思熟虑的民族艺术家的姿态密切注视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准确地把握了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萧伯纳将剧中的两个角色描写得太过夸张了：一个是异乎寻常的、爱开下流玩笑的首领，穿着俄罗斯的红色外套和裤脚塞进长靴里的裤子；还有一个是美国大使，样子像漫画家温泽·麦凯所作的山姆大叔三色讽刺画。
这年8月，英国戏剧界为了表彰萧伯纳对于戏剧作出的特殊贡献，在当年举行的莫尔文戏剧节上全部上演萧伯纳的剧作。这在戏剧史上是空前的。
这个戏剧节上，以演出萧伯纳的《苹果车》作为开幕式。赫理斯对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莫尔文戏剧节是财富和声望把萧伯纳的地位提到何等高度的最好说明。这个戏剧节使他的文艺事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1929年夏天的一切筹备工作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戏剧节以萧伯纳的一个新剧本的演出作为开幕式。可使英国的戏剧运动与德国萨尔茨堡和拜罗伊特等地的戏剧节一争长短。
莫尔文本来是伍斯特郡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城，是瑞典的夜莺、著名女高音歌手詹尼·林德的长眠之地，四周环绕着的是历史上的纪念碑和美丽的农村，但这个胜地和其他胜地一样，对戏剧并不是非常热衷。
但萧伯纳很喜欢这座小城，因为那边没有电车，又因为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就住在邻近的地方。在“莫尔文戏剧节”开幕之前的几星期，这里的人们却对萧伯纳的《苹果车》不可思议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戏剧节开幕当天的清晨，那些一直以待在伦敦西区为荣的剧评家们，却成群结队地乘坐4小时的火车，从伦敦赶到莫尔文去欣赏《苹果车》的演出。
从伯明翰到格拉斯哥，以伦敦为最终目的地，戏剧的演出是每天的常事，剧评家向来是不愿意离开伦敦的西区去欣赏戏剧的。
赫理斯对此评论说：
他们这一次去莫尔文朝圣表明：要么萧伯纳已经控制住整个新闻界，要么这个剧本就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是新闻记者不得失之交臂的作品，两者必居其一。
而且，人们都为能亲眼目睹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风采而兴奋不已。大家看到他神情潇洒、举止大方。他爬过山，其行动之敏捷灵活使青年们大为惊奇。他在城里的游泳池游泳，使那些未入社交界的少女们大为高兴。他还在其他活动中度过了非常快活的时光，使人们在敬佩之余对他顿生崇敬之情。
与此同时，美国戏剧界也有一些热心的人，他们积极创办了“戏剧协会”，他们演出了萧伯纳的《伤心之家》和《千岁人》，并获得了成功。之后，萧伯纳又专为他们写了好几部作品，同样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查尔斯·麦克多纳的人，他组织了一个“麦克多纳剧团”，利用过去考特剧院定期换演的萧伯纳的剧本，在英国巡回演出。
萧伯纳从剧院的经营经验中提出一个建议，提倡他们建立低票价的大剧院，票价分别为6便士、1先令和2先令半，然后每周专为富豪演出一次，这样，就可以满足各个不同阶层的观众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