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不惑之年喜结良缘
萧伯纳作为剧评家和剧作家，在职业上和女演员们常常有接触的机会，他亲切地称她们与自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因此和她们建立了许多永久的友谊关系。
但是，尽管萧伯纳与她们保持着交往，有的甚至超过了30年，但是却没有与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他们的交往一直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是一个戏剧家与其职业上的关系，当萧伯纳果真遇到一些女演员的追求时，他也会机智巧妙地解决问题。
有一个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段都相当自信的女明星，一心追求萧伯纳，要求和他结婚。她的理由是：“我有举世公认的美貌，你有世界闻名的智慧，如果我们俩结婚，生出的小孩子有像我一样美丽的容貌，像你一样聪明的头脑，岂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吗？”
而萧伯纳听了以后，笑了笑说：“那么，如果是有像我一样的容貌，像你一样的头脑，不是糟糕了吗？”
萧伯纳就这样逃过了一个个女明星的追求。
萧伯纳到了40岁的时候，已经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尤其在戏剧创作上，接连几部剧本成功，使他成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戏剧家。但是，萧伯纳的爱情生活却直至40岁时才刚刚开始。
在之前的岁月里，萧伯纳与他的母亲以及一个杂役女仆住在菲茨罗伊广场三楼。他们之间非常和睦，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曾亲密接触，也不会同桌吃饭，更谈不上互相交流。母子俩分别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彼此之间从来没有摩擦和碰撞，他们的生活是绝对自由的，萧伯纳开玩笑说：“我们都在没有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萧伯纳白天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博览群书，晚上则不是在公共集会上度过，就是去剧院或音乐会干他的评论工作。在家的时候，他就总待在自己的卧室里，饮食起居全由自己决定。
在萧伯纳成家前，他一直和两个已婚家庭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秋天的假期，他和锡德尼·韦布家人同度，在复活节假期，他和亨利·索尔特家人同住。
韦布夫妇是一对努力从事写作而在文艺技巧方面还不大有自信心的青年伉俪，萧伯纳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有使人料想不到的意见和观点，可以把他们的机智磨得很锋利，而且也能使访问者感到有趣。同时，韦布还是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
索尔特是个狂热的雪莱信徒，他以雪莱的传记作者和一部名为《在野蛮人中间生活七十年》的自传而闻名。索尔特的夫人喜爱弹钢琴，萧伯纳因为崇拜雪莱，并弹得一手好钢琴，深受索尔特夫妇的喜爱。
因此说，萧伯纳和韦布夫妇共同生活时是非常活跃的、充满热情的，而他与索尔特家人一起居住时却是安静而快活的。就这样，萧伯纳在菲茨罗伊广场之外又找到了另外的家。
当夏绿蒂·潘旦馨1896年闯入萧伯纳的生命里时，萧伯纳一直在这两个家庭里过着这样一种婚前的愉快生活。
夏绿蒂·潘旦馨是一位富家小姐，生活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但是，她却具有叛逆的思想性格，对宗教发生怀疑，提倡女性解放，因而她也选择了费边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而萧伯纳自从加入费边社以来，一直是该团体的积极分子，整日忙于集会、演讲和撰写文章，偶尔有些闲暇时间，就常到韦布家去。
夏绿蒂·潘旦馨经过她姑母的介绍，与韦布夫人认识。当时，韦布夫妇从德比镇一个行为古怪的镇书记官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他们打算用这笔并不充足的款项创建一所“伦敦经济学校”，夏绿蒂·潘旦馨慷慨解囊，资助韦布夫妇的工作，增强他们的经济力量。
不久，韦布夫妇终于可以租得起阿德尔斐坊10号作为临时校址，而夏绿蒂·潘旦馨自己又租了最高的两层作为居住的寓所，就这样，她与韦布夫妇建立了友谊，成为韦布家中的座上宾，并经韦尔夫妇的介绍认识了不少费边社的成员。
后来，韦布夫妇邀请夏绿蒂·潘旦馨一同到斯特拉特福·圣安得鲁斯的教区长的住宅去度秋天的假期。她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她到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萧伯纳已经住在那里了。
在此期间，韦布夫妇又忙于他们自己的著作，无暇顾及客人，这样就使客人们有了充分的机会自寻娱乐了。
萧伯纳一开始就给夏绿蒂·潘旦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韦尔夫妇家做客时，他们俩就经常谈心，交流思想。通过这次度假，两人的感情便日渐深厚起来。
当萧伯纳写完剧本《难于预料》之后，就开始在阿德尔斐坊10号最上层夏绿蒂·潘旦馨的寓所消磨空闲的晚上了。那时他们即使没有订婚，也处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中，而且夏绿蒂·潘旦馨还当过萧伯纳的义务秘书，成了他工作中的伙伴。两人真是志同道合，配合默契。
萧伯纳一直自己负责管理自己，幸运的是他除了在1881年出过一次天花外，不曾患过什么重病，偶尔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也尽量熬过去，无须医生和看护。
就在萧伯纳第二次与韦布夫妇在蒙默思度过秋天的假期之后，韦布夫妇去做环球旅行去了。而萧伯纳的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
长期以来，萧伯纳总是把晚上的时间消磨在空气恶劣、拥挤不堪的音乐厅、剧院和政治集会的场所，他在星期天作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讲，还要为费边社拟定一些没有报酬的宣传文章，写大量的信件，有时也为一些社会主义派的候选人拉选票。这些事情使萧伯纳忙得不可开交，身体日益衰弱。
结果，一条过紧的鞋带，弄得萧伯纳的脚背上生了脓包，打开一看，竟发现骨头坏死。伤势并不是很厉害，但当时盛行利斯特防腐剂治疗法，医生在动完手术后，给他涂上了三碘甲烷，结果，伤口不能治愈。
萧伯纳拄了18个月的拐杖。在此期间，他整日地躺在菲茨罗伊广场三层自己的小屋里。他的生活环境依然很糟糕：屋子里光线暗淡，设备陈旧，物品摆放得杂乱无章，布满灰尘。
杂役女仆也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病人的义务，只是偶尔拿些半冷不热的鸡蛋等食物放在萧伯纳伸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常常是放在一个满蒙灰尘的报纸上。
总之，在这里让一个人逐渐恢复健康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使病情不再恶化已经是万幸了。
夏绿蒂·潘旦馨已经好多天都没有看到萧伯纳了，她只好到菲茨罗伊广场去探望萧伯纳，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她是生平第一次去这种地方。
当夏绿蒂·潘旦馨推开萧家大门时，她不由得惊讶地对萧伯纳说：“你的养病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平常看到过的为照顾病人所采取的措施，在这里几乎都找不到。我以为一切美观、整洁、明快，让人心情舒畅的东西，在这里也都看不见。这种环境，是由于你长期被漠视，这必然会导致你的病情迅速恶化。这不行，我必须把你搬离这里。”
其实，夏绿蒂·潘旦馨感到这种坏的生活环境，在萧伯纳和他母亲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了。萧伯纳从小就过惯了贫困和独立的生活，既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也缺少起码的关心和照顾。
虽然萧伯纳对他自己的生存环境总是满不在乎，但夏绿蒂·潘旦馨却忍受不了他这种境况。于是，夏绿蒂·潘旦馨立刻在萨里郡的欣赫德租了一间房子，打算把萧伯纳纳搬到合乎卫生要求的空气中去疗养。萧伯纳的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她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无论萧伯纳是到韦布夫妇家，或是到索尔特夫妇家，还是到另外的地方，都是他的自由。
萧伯纳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害怕这样会妨碍夏绿蒂·潘旦馨的声誉，女人的尊严决不该因为他的缘故而受到伤害。他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可知道你的朋友会怎样想吗？没有人会相信你纯粹是由于无私的忠诚才这样看护我的，你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完了！”
但夏绿蒂·潘旦馨根本不理这些，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萧伯纳得到适当的护理、补养和照顾，尽快病体痊愈，恢复健康。她说：“我不听你的这一派胡言，你必须去欣赫德，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夏绿蒂·潘旦馨多次劝说后，萧伯纳的心理防线被这个慈爱温柔的好护士彻底冲垮了，他不能再继续作出无情的表示，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
1898年，42岁的萧伯纳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地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去买一只戒指和办一张结婚证书来吧！”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萧伯纳就与夏绿蒂·潘旦馨结了婚。
大喜的日子里，他们的两位证婚人格雷厄姆·华莱士和亨利·索尔特为了庆贺这个良辰吉日，特地穿了很讲究的衣服。而新郎萧伯纳病得还很重，他是拄着拐杖，穿着一件腋窝被拐杖磨破的短上衣去的。
登记处长没有想到他就是新郎，错把他当成办完结婚手续时必然会出现的乞丐了，而把身高6英尺余、衣冠楚楚的华莱士认作是新郎，于是这位处长沉着镇静地要把新娘夏绿蒂·潘旦馨嫁给华莱士。
正在这紧急的时候，作为证婚人的华莱士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点使他越出证婚人的权限，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犹豫了一下，将新娘还给了萧伯纳。
当韦布夫妇旅行归来时，他们发现这对新婚夫妇已经在欣赫德度蜜月了。萧伯纳对他们说：“我们结婚了，因为彼此都感到对方是必不可少的人。”
结婚改变了萧伯纳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再也不会像从前单身的他那样行动自由了，他的生活安定了，钱也越来越多，人们常见他陪着喜欢游玩的太太外出旅游，当年莫菲斯托式的蓬乱的红胡子也修剪得整整齐齐。
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坐在安乐椅上的幸福的人，码头的大门口、公园、郊区的公用草地、广场和市政厅、街角的售货摊、街头艺人的表演场所，已经很少能再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他已经习惯“在家过星期日”了。
萧伯纳在经历了人生风风雨雨40年后，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神圣、最难忘的日子。然而，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伯纳的作品中的费边主义色彩日趋浓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没有早期那样有力了。
但是，自从他与夏绿蒂·潘旦馨结婚后，他就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在舒适的家庭和有保证的收入的环境里，他在戏剧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尽管萧伯纳与她们保持着交往，有的甚至超过了30年，但是却没有与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他们的交往一直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是一个戏剧家与其职业上的关系，当萧伯纳果真遇到一些女演员的追求时，他也会机智巧妙地解决问题。
有一个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段都相当自信的女明星，一心追求萧伯纳，要求和他结婚。她的理由是：“我有举世公认的美貌，你有世界闻名的智慧，如果我们俩结婚，生出的小孩子有像我一样美丽的容貌，像你一样聪明的头脑，岂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吗？”
而萧伯纳听了以后，笑了笑说：“那么，如果是有像我一样的容貌，像你一样的头脑，不是糟糕了吗？”
萧伯纳就这样逃过了一个个女明星的追求。
萧伯纳到了40岁的时候，已经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尤其在戏剧创作上，接连几部剧本成功，使他成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戏剧家。但是，萧伯纳的爱情生活却直至40岁时才刚刚开始。
在之前的岁月里，萧伯纳与他的母亲以及一个杂役女仆住在菲茨罗伊广场三楼。他们之间非常和睦，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曾亲密接触，也不会同桌吃饭，更谈不上互相交流。母子俩分别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彼此之间从来没有摩擦和碰撞，他们的生活是绝对自由的，萧伯纳开玩笑说：“我们都在没有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萧伯纳白天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博览群书，晚上则不是在公共集会上度过，就是去剧院或音乐会干他的评论工作。在家的时候，他就总待在自己的卧室里，饮食起居全由自己决定。
在萧伯纳成家前，他一直和两个已婚家庭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秋天的假期，他和锡德尼·韦布家人同度，在复活节假期，他和亨利·索尔特家人同住。
韦布夫妇是一对努力从事写作而在文艺技巧方面还不大有自信心的青年伉俪，萧伯纳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有使人料想不到的意见和观点，可以把他们的机智磨得很锋利，而且也能使访问者感到有趣。同时，韦布还是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
索尔特是个狂热的雪莱信徒，他以雪莱的传记作者和一部名为《在野蛮人中间生活七十年》的自传而闻名。索尔特的夫人喜爱弹钢琴，萧伯纳因为崇拜雪莱，并弹得一手好钢琴，深受索尔特夫妇的喜爱。
因此说，萧伯纳和韦布夫妇共同生活时是非常活跃的、充满热情的，而他与索尔特家人一起居住时却是安静而快活的。就这样，萧伯纳在菲茨罗伊广场之外又找到了另外的家。
当夏绿蒂·潘旦馨1896年闯入萧伯纳的生命里时，萧伯纳一直在这两个家庭里过着这样一种婚前的愉快生活。
夏绿蒂·潘旦馨是一位富家小姐，生活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但是，她却具有叛逆的思想性格，对宗教发生怀疑，提倡女性解放，因而她也选择了费边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而萧伯纳自从加入费边社以来，一直是该团体的积极分子，整日忙于集会、演讲和撰写文章，偶尔有些闲暇时间，就常到韦布家去。
夏绿蒂·潘旦馨经过她姑母的介绍，与韦布夫人认识。当时，韦布夫妇从德比镇一个行为古怪的镇书记官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他们打算用这笔并不充足的款项创建一所“伦敦经济学校”，夏绿蒂·潘旦馨慷慨解囊，资助韦布夫妇的工作，增强他们的经济力量。
不久，韦布夫妇终于可以租得起阿德尔斐坊10号作为临时校址，而夏绿蒂·潘旦馨自己又租了最高的两层作为居住的寓所，就这样，她与韦布夫妇建立了友谊，成为韦布家中的座上宾，并经韦尔夫妇的介绍认识了不少费边社的成员。
后来，韦布夫妇邀请夏绿蒂·潘旦馨一同到斯特拉特福·圣安得鲁斯的教区长的住宅去度秋天的假期。她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她到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萧伯纳已经住在那里了。
在此期间，韦布夫妇又忙于他们自己的著作，无暇顾及客人，这样就使客人们有了充分的机会自寻娱乐了。
萧伯纳一开始就给夏绿蒂·潘旦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韦尔夫妇家做客时，他们俩就经常谈心，交流思想。通过这次度假，两人的感情便日渐深厚起来。
当萧伯纳写完剧本《难于预料》之后，就开始在阿德尔斐坊10号最上层夏绿蒂·潘旦馨的寓所消磨空闲的晚上了。那时他们即使没有订婚，也处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中，而且夏绿蒂·潘旦馨还当过萧伯纳的义务秘书，成了他工作中的伙伴。两人真是志同道合，配合默契。
萧伯纳一直自己负责管理自己，幸运的是他除了在1881年出过一次天花外，不曾患过什么重病，偶尔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也尽量熬过去，无须医生和看护。
就在萧伯纳第二次与韦布夫妇在蒙默思度过秋天的假期之后，韦布夫妇去做环球旅行去了。而萧伯纳的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
长期以来，萧伯纳总是把晚上的时间消磨在空气恶劣、拥挤不堪的音乐厅、剧院和政治集会的场所，他在星期天作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讲，还要为费边社拟定一些没有报酬的宣传文章，写大量的信件，有时也为一些社会主义派的候选人拉选票。这些事情使萧伯纳忙得不可开交，身体日益衰弱。
结果，一条过紧的鞋带，弄得萧伯纳的脚背上生了脓包，打开一看，竟发现骨头坏死。伤势并不是很厉害，但当时盛行利斯特防腐剂治疗法，医生在动完手术后，给他涂上了三碘甲烷，结果，伤口不能治愈。
萧伯纳拄了18个月的拐杖。在此期间，他整日地躺在菲茨罗伊广场三层自己的小屋里。他的生活环境依然很糟糕：屋子里光线暗淡，设备陈旧，物品摆放得杂乱无章，布满灰尘。
杂役女仆也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病人的义务，只是偶尔拿些半冷不热的鸡蛋等食物放在萧伯纳伸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常常是放在一个满蒙灰尘的报纸上。
总之，在这里让一个人逐渐恢复健康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使病情不再恶化已经是万幸了。
夏绿蒂·潘旦馨已经好多天都没有看到萧伯纳了，她只好到菲茨罗伊广场去探望萧伯纳，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她是生平第一次去这种地方。
当夏绿蒂·潘旦馨推开萧家大门时，她不由得惊讶地对萧伯纳说：“你的养病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平常看到过的为照顾病人所采取的措施，在这里几乎都找不到。我以为一切美观、整洁、明快，让人心情舒畅的东西，在这里也都看不见。这种环境，是由于你长期被漠视，这必然会导致你的病情迅速恶化。这不行，我必须把你搬离这里。”
其实，夏绿蒂·潘旦馨感到这种坏的生活环境，在萧伯纳和他母亲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了。萧伯纳从小就过惯了贫困和独立的生活，既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也缺少起码的关心和照顾。
虽然萧伯纳对他自己的生存环境总是满不在乎，但夏绿蒂·潘旦馨却忍受不了他这种境况。于是，夏绿蒂·潘旦馨立刻在萨里郡的欣赫德租了一间房子，打算把萧伯纳纳搬到合乎卫生要求的空气中去疗养。萧伯纳的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她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无论萧伯纳是到韦布夫妇家，或是到索尔特夫妇家，还是到另外的地方，都是他的自由。
萧伯纳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害怕这样会妨碍夏绿蒂·潘旦馨的声誉，女人的尊严决不该因为他的缘故而受到伤害。他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可知道你的朋友会怎样想吗？没有人会相信你纯粹是由于无私的忠诚才这样看护我的，你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完了！”
但夏绿蒂·潘旦馨根本不理这些，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萧伯纳得到适当的护理、补养和照顾，尽快病体痊愈，恢复健康。她说：“我不听你的这一派胡言，你必须去欣赫德，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夏绿蒂·潘旦馨多次劝说后，萧伯纳的心理防线被这个慈爱温柔的好护士彻底冲垮了，他不能再继续作出无情的表示，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
1898年，42岁的萧伯纳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地对夏绿蒂·潘旦馨说：“你去买一只戒指和办一张结婚证书来吧！”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萧伯纳就与夏绿蒂·潘旦馨结了婚。
大喜的日子里，他们的两位证婚人格雷厄姆·华莱士和亨利·索尔特为了庆贺这个良辰吉日，特地穿了很讲究的衣服。而新郎萧伯纳病得还很重，他是拄着拐杖，穿着一件腋窝被拐杖磨破的短上衣去的。
登记处长没有想到他就是新郎，错把他当成办完结婚手续时必然会出现的乞丐了，而把身高6英尺余、衣冠楚楚的华莱士认作是新郎，于是这位处长沉着镇静地要把新娘夏绿蒂·潘旦馨嫁给华莱士。
正在这紧急的时候，作为证婚人的华莱士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点使他越出证婚人的权限，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犹豫了一下，将新娘还给了萧伯纳。
当韦布夫妇旅行归来时，他们发现这对新婚夫妇已经在欣赫德度蜜月了。萧伯纳对他们说：“我们结婚了，因为彼此都感到对方是必不可少的人。”
结婚改变了萧伯纳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再也不会像从前单身的他那样行动自由了，他的生活安定了，钱也越来越多，人们常见他陪着喜欢游玩的太太外出旅游，当年莫菲斯托式的蓬乱的红胡子也修剪得整整齐齐。
萧伯纳已经变成一位坐在安乐椅上的幸福的人，码头的大门口、公园、郊区的公用草地、广场和市政厅、街角的售货摊、街头艺人的表演场所，已经很少能再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他已经习惯“在家过星期日”了。
萧伯纳在经历了人生风风雨雨40年后，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神圣、最难忘的日子。然而，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伯纳的作品中的费边主义色彩日趋浓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没有早期那样有力了。
但是，自从他与夏绿蒂·潘旦馨结婚后，他就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在舒适的家庭和有保证的收入的环境里，他在戏剧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