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享受幸福，这正和没有创造财富无权享受财富一样。——萧伯纳
萧伯纳到达伦敦之后，度过了9年的穷困生活。后来突然拨开云雾见晴天了，还不到30岁，就成了当时伦敦一个出色的戏剧音乐评论家，但是，他却渐渐感到了不满足。因为萧伯纳感到，他写文章时付出的代价比他所得到的报酬要高得多。
耶茨去世后，萧伯纳就脱离《世界杂志》，开始寻找一个不像奥康纳那么怕事的编辑。他说：
我不要人家为我当枪靶，我自己也不想冒险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要找这么一个编辑，我喜欢跑到近射程的地方，摇旗呐喊，好像他就在危险地带那样。
那些不敢跑近可闻枪声的地方的人，对我毫无用处，我的编辑必须懂得什么是好文章，而且在收到好文章的时候不会害怕。
1885年，萧伯纳的父亲突然在都柏林去世了，而这时，萧伯纳作为评论记者赚了112英镑，同时他母亲找到了合唱队教练的职位。经济上的困难总算解决了。
《星期六评论》的主编赫理斯称赞萧伯纳说：
他是一位天才的业余作家，可惜他不需要靠摇笔杆生活。他生来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在现代的现实潮流中生活，决心让人家对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干什么事情等问题作一番实事求是的估价；同时，他也决心用同样不留情面的绝对的标准，去评定其他一切男女。
他这种为真理而爱真理的特性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物，而且，在我看来，它具体表现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最高理想。
阿契尔祝贺萧伯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天，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谈起了伦敦的戏剧创作，萧伯纳说：“当今戏剧界崇尚的纤巧曲折的创作方法和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这真是戏剧的悲哀。”
阿契尔听到这里，他突然眼前一亮，兴奋地一拍大腿：“乔治，我看你肯定适合写剧本。你试着写吧！”
萧伯纳听了不由一愣，他沉思着对阿契尔说：“我从来没想过从事戏剧创作。小时候在都柏林，我倒是在和姐姐赌气的时候说过，要写出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伟大的戏剧，但后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但是，那5部小说都以惨败而告终，阿契尔，我真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写大部头的东西。不过你今天这一说，倒不由让我想起了儿时的梦想。”
阿契尔看出萧伯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于是就向萧伯纳提供了一段情节，让他写几段对白。
萧伯纳很快就写完了两幕，但是阿契尔一看就皱起了眉头，他摇了摇头，失望地说：“乔治，你的台词中的议论太多，但情节的影子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观众不会来听你说教的。”
于是，阿契尔只好取消了与萧伯纳合作写剧本的念头。
萧伯纳一再坦率承认，他对参与暴力革命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热情，但是社会严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直维持至今的酒鬼父亲糟糕形象的悲痛性影响，又让他无法不对眼前的残酷现实，保持一种耿耿于怀的永不妥协姿态。
他需要迅速而立刻地找到一种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方式，以便心中日益集聚的焦躁、愤懑情绪能够平静下来。
1888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萧伯纳结识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琳娜邀请他参加挪威卓越的戏剧家亨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社会问题剧”的非商业性演出。在剧中，爱琳娜扮演娜拉，萧伯纳扮演高利贷者柯洛克斯泰。
这是萧伯纳第一次接触到易卜生。《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说，伦敦有人在家里宴请客人时，主人不得不在客人面前放一张条子，写着“莫谈娜拉”，以免客人之间发生冲突。
过后不久，在参加一个名叫威廉·阿契尔的话剧评论家组织的聚会时，他又仔细聆听了易卜生话剧《培尔·金特》声情并茂的朗诵。不久，伦敦又公演了易卜生的著名的《群鬼》一剧，从此萧伯纳深深地被易卜生所吸引，开始研究易卜生。易卜生成了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通过参与这两次文艺活动，萧伯纳的心灵受到了很大触动，他万分激动地告诉爱琳娜：“一霎时，这位伟大的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同时领悟到他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的重要性。”
这句话的潜台词意思是，他终于石破天惊地发现了突破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思想内心的表达方式，原来话剧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到了易卜生手里，竟然可以痛快淋漓地满足他愤怒谴责批判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于是萧伯纳开始转向戏剧方面的创作活动。
这篇讲稿经过整理后，在1891年以《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题发表。在这篇讲稿中，萧伯纳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
易卜生作为一位现实评论者和社会改革家，通过戏剧创作揭露社会弊端，在戏剧中强调严肃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从理智上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
衡量戏剧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它的思想内容，看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如果要我写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只有艺术价值，没有什么别的，我决不动一个指头。
这篇论著成为欧洲戏剧史上一部重要论著。从此，萧伯纳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戏剧上来，决心以易卜生为榜样进行戏剧创作。
1892年，荷兰人杰克·格林鼓动萧伯纳去接着写他为阿契尔写过的那个剧本的第三幕。这就是萧伯纳戏剧的处女作《鳏夫的房产》。
这个剧本是萧伯纳根据自己前几年从事征收房租的经历和体验写成的：
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家上等旅馆里，出身上流社会的医生哈里·屈兰奇爱上了资本家萨托里阿斯的女儿白朗琪。
鳏夫萨托里阿斯听说屈兰奇是贵族夫人洛克斯代尔的外甥，马上另眼相看，赞同女儿同屈兰奇成婚。这对情人被天平称过金钱和门第的分量之后，他们的感情很快趋于白热化。
原来，萨托里阿斯是伦敦贫民窟的大房东，他从穷人身上榨取房租，却不肯修理危险房屋，为此，他与收租员李克奇斯发生了冲突。
李克奇斯被萨托里阿斯辞退了，他向屈兰奇揭露了萨托里阿斯发迹的真相。
屈兰奇想不到，自己的未来岳父竟然是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坚决表示不和萨托里阿斯同流合污，并且取消和白朗琪的婚约。
老鳏夫明白了屈兰奇和他女儿发生分歧的原因之后，不禁觉得很可笑。他把这个不懂世故的年轻医生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向他指出：“你自己也是靠喝穷人的血长大的，与我相比，你并无清高之处。”
原来，贫民窟的地产产权属于屈兰奇家的，他家把它抵押给了萨托里阿斯。再由萨托里阿斯从剥削所得中抽取平分付给屈兰奇家作为利息，而这项进款正是维持屈兰奇一家上等人体面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屈兰奇自己每年700英镑的收入就是来自这些利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兰奇用的钱也不干净，而且甚至比萨托里阿斯更卑劣。
屈兰奇面对现实，只得承认自己和萨托里阿斯是“同路人”。他与白朗琪尽释前嫌，最后甚至跟萨托里阿斯和大地产投机商李克奇斯一起合伙做起房地产生意，宣称“我入伙啦”。
1892年12月9日，《鳏夫的房产》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
演出落幕时，观众高呼：“作家来了！萧伯纳来了！”
萧伯纳穿着耀眼的灰色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博得了观众的喝彩。
该剧连演7天，场场爆满。剧本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公正的报纸讨论这部剧本达两星期之久。
不但在一般的剧评或短评中进行讨论，而且在社评以及读者来信中进行讨论。
萧伯纳永远也忘不了阿契尔，他深有感触地说：“是阿契尔把我推上了戏剧创作的台阶。”
从此，开始了英国戏剧史上的“乔治·伯纳·萧时代”。
萧伯纳到达伦敦之后，度过了9年的穷困生活。后来突然拨开云雾见晴天了，还不到30岁，就成了当时伦敦一个出色的戏剧音乐评论家，但是，他却渐渐感到了不满足。因为萧伯纳感到，他写文章时付出的代价比他所得到的报酬要高得多。
耶茨去世后，萧伯纳就脱离《世界杂志》，开始寻找一个不像奥康纳那么怕事的编辑。他说：
我不要人家为我当枪靶，我自己也不想冒险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要找这么一个编辑，我喜欢跑到近射程的地方，摇旗呐喊，好像他就在危险地带那样。
那些不敢跑近可闻枪声的地方的人，对我毫无用处，我的编辑必须懂得什么是好文章，而且在收到好文章的时候不会害怕。
1885年，萧伯纳的父亲突然在都柏林去世了，而这时，萧伯纳作为评论记者赚了112英镑，同时他母亲找到了合唱队教练的职位。经济上的困难总算解决了。
《星期六评论》的主编赫理斯称赞萧伯纳说：
他是一位天才的业余作家，可惜他不需要靠摇笔杆生活。他生来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在现代的现实潮流中生活，决心让人家对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干什么事情等问题作一番实事求是的估价；同时，他也决心用同样不留情面的绝对的标准，去评定其他一切男女。
他这种为真理而爱真理的特性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物，而且，在我看来，它具体表现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最高理想。
阿契尔祝贺萧伯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天，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谈起了伦敦的戏剧创作，萧伯纳说：“当今戏剧界崇尚的纤巧曲折的创作方法和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这真是戏剧的悲哀。”
阿契尔听到这里，他突然眼前一亮，兴奋地一拍大腿：“乔治，我看你肯定适合写剧本。你试着写吧！”
萧伯纳听了不由一愣，他沉思着对阿契尔说：“我从来没想过从事戏剧创作。小时候在都柏林，我倒是在和姐姐赌气的时候说过，要写出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伟大的戏剧，但后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但是，那5部小说都以惨败而告终，阿契尔，我真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写大部头的东西。不过你今天这一说，倒不由让我想起了儿时的梦想。”
阿契尔看出萧伯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于是就向萧伯纳提供了一段情节，让他写几段对白。
萧伯纳很快就写完了两幕，但是阿契尔一看就皱起了眉头，他摇了摇头，失望地说：“乔治，你的台词中的议论太多，但情节的影子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观众不会来听你说教的。”
于是，阿契尔只好取消了与萧伯纳合作写剧本的念头。
萧伯纳一再坦率承认，他对参与暴力革命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热情，但是社会严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直维持至今的酒鬼父亲糟糕形象的悲痛性影响，又让他无法不对眼前的残酷现实，保持一种耿耿于怀的永不妥协姿态。
他需要迅速而立刻地找到一种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方式，以便心中日益集聚的焦躁、愤懑情绪能够平静下来。
1888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萧伯纳结识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琳娜邀请他参加挪威卓越的戏剧家亨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社会问题剧”的非商业性演出。在剧中，爱琳娜扮演娜拉，萧伯纳扮演高利贷者柯洛克斯泰。
这是萧伯纳第一次接触到易卜生。《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说，伦敦有人在家里宴请客人时，主人不得不在客人面前放一张条子，写着“莫谈娜拉”，以免客人之间发生冲突。
过后不久，在参加一个名叫威廉·阿契尔的话剧评论家组织的聚会时，他又仔细聆听了易卜生话剧《培尔·金特》声情并茂的朗诵。不久，伦敦又公演了易卜生的著名的《群鬼》一剧，从此萧伯纳深深地被易卜生所吸引，开始研究易卜生。易卜生成了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通过参与这两次文艺活动，萧伯纳的心灵受到了很大触动，他万分激动地告诉爱琳娜：“一霎时，这位伟大的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同时领悟到他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的重要性。”
这句话的潜台词意思是，他终于石破天惊地发现了突破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思想内心的表达方式，原来话剧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到了易卜生手里，竟然可以痛快淋漓地满足他愤怒谴责批判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于是萧伯纳开始转向戏剧方面的创作活动。
这篇讲稿经过整理后，在1891年以《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题发表。在这篇讲稿中，萧伯纳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
易卜生作为一位现实评论者和社会改革家，通过戏剧创作揭露社会弊端，在戏剧中强调严肃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从理智上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
衡量戏剧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它的思想内容，看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如果要我写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只有艺术价值，没有什么别的，我决不动一个指头。
这篇论著成为欧洲戏剧史上一部重要论著。从此，萧伯纳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戏剧上来，决心以易卜生为榜样进行戏剧创作。
1892年，荷兰人杰克·格林鼓动萧伯纳去接着写他为阿契尔写过的那个剧本的第三幕。这就是萧伯纳戏剧的处女作《鳏夫的房产》。
这个剧本是萧伯纳根据自己前几年从事征收房租的经历和体验写成的：
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家上等旅馆里，出身上流社会的医生哈里·屈兰奇爱上了资本家萨托里阿斯的女儿白朗琪。
鳏夫萨托里阿斯听说屈兰奇是贵族夫人洛克斯代尔的外甥，马上另眼相看，赞同女儿同屈兰奇成婚。这对情人被天平称过金钱和门第的分量之后，他们的感情很快趋于白热化。
原来，萨托里阿斯是伦敦贫民窟的大房东，他从穷人身上榨取房租，却不肯修理危险房屋，为此，他与收租员李克奇斯发生了冲突。
李克奇斯被萨托里阿斯辞退了，他向屈兰奇揭露了萨托里阿斯发迹的真相。
屈兰奇想不到，自己的未来岳父竟然是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坚决表示不和萨托里阿斯同流合污，并且取消和白朗琪的婚约。
老鳏夫明白了屈兰奇和他女儿发生分歧的原因之后，不禁觉得很可笑。他把这个不懂世故的年轻医生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向他指出：“你自己也是靠喝穷人的血长大的，与我相比，你并无清高之处。”
原来，贫民窟的地产产权属于屈兰奇家的，他家把它抵押给了萨托里阿斯。再由萨托里阿斯从剥削所得中抽取平分付给屈兰奇家作为利息，而这项进款正是维持屈兰奇一家上等人体面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屈兰奇自己每年700英镑的收入就是来自这些利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兰奇用的钱也不干净，而且甚至比萨托里阿斯更卑劣。
屈兰奇面对现实，只得承认自己和萨托里阿斯是“同路人”。他与白朗琪尽释前嫌，最后甚至跟萨托里阿斯和大地产投机商李克奇斯一起合伙做起房地产生意，宣称“我入伙啦”。
1892年12月9日，《鳏夫的房产》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
演出落幕时，观众高呼：“作家来了！萧伯纳来了！”
萧伯纳穿着耀眼的灰色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博得了观众的喝彩。
该剧连演7天，场场爆满。剧本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公正的报纸讨论这部剧本达两星期之久。
不但在一般的剧评或短评中进行讨论，而且在社评以及读者来信中进行讨论。
萧伯纳永远也忘不了阿契尔，他深有感触地说：“是阿契尔把我推上了戏剧创作的台阶。”
从此，开始了英国戏剧史上的“乔治·伯纳·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