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成为出色的演说家
1879年秋天，萧伯纳在朋友詹姆斯·莱基的邀请下，加入了一个叫做考求者学会的辩论会。
当时辩论会是很时髦的一种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主义，他们都拼命宣传自己的主义，发表本组织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见解。
街头、公园、会议厅、码头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在举办演讲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辩证学会，专门讨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论文《自由》的原理。这个团体一直主张男女平等。它已经成立多年了。
而考求者学会则是一个成立较晚的辩证学会。萧伯纳在听了几场辩论会之后，才壮起胆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移动着发抖的双腿站了起来，在一种可怜的、胆怯不安的状态中，第一次当众演说。
萧伯纳两眼紧张地盯着天花板，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先生们，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罚款对惩处罪犯不是卓有成效的方式。”
听众们很快就感到不耐烦了，人们开始议论，萧伯纳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一片“嗡嗡”声中。萧伯纳惊慌失措地讲出了几个理由，然后坐下来时，觉得自己做了个十足的傻瓜。
这时，却有一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铿锵有力地陈述他的观点，很快就将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鼓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而萧伯纳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的观点和理由与自己几乎完全一样。他想道：“为什么他成功了，而我却弄得一团糟呢？原来演讲还必须讲究技巧和经验。”
萧伯纳发誓非要一雪这种耻辱，他发誓以后的每星期都要当众演说，心里发狠说：“要么我就完全掌握演说的艺术，要么就使我一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演说，就会因受重大打击而死掉。”
当晚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萧伯纳发现母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轻轻地敲响了她的门：“妈妈，您还没睡吗？”
贝西柔声回答：“没有，乔治，你进来吧！”
萧伯纳走了进来，贝西一看他那吞吞吐吐的样子，就知道儿子又遇到了难题，于是含笑看着他。
“妈妈，您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声音依然圆润好听。我想让您教我练发声。我发觉自己讲话时发音不清晰。”
贝西深感不解：“你要学发声？干什么？你都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忽然又注意起自己的发音来？”
“您别多问了。”
贝西知道儿子此举肯定有自己的深意，也没有多问，点头应允了。萧伯纳一有空闲就向母亲学习如何换气、吐字，他成了母亲最聪明、最勤奋、最虚心的学生。
与此同时，萧伯纳还一直关注伦敦星期天的报刊，因为那里常常刊登整栏的辩论会通告，萧伯纳记下了他感兴趣的辩论会的时间和地点，按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辩论会上。这时，他还加入了斯托普福特·布鲁克的辩论会，即贝德福德学会。他闯进那些在南区小教堂举行的会议，因此他就从小会议室升级到公众大厅了。
在耀眼的煤气灯的照射下，萧伯纳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训练自己掌握听众情绪的能力，虽然还是经常遇到听众不买账的尴尬，但他仍然坚持不放弃。
正当萧伯纳深深地忧虑自己的演讲水平进步不快时，莱基介绍他认识了老资格歌剧歌唱家理查德·德克。他是法国著名陶器制造家德克的兄弟。
萧伯纳向这位老人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德克胸有成竹地说：“我会告诉你革新自己嗓子的方法。”
德克教会了萧伯纳三样东西：一、把他的头发向后直梳，而不再像维多利亚中期的妇女那样把头发贴在前额上；二、怎样发法语的元音，而不发英语的双元音；三、演说的时候怎样发辅音和加重辅音。
经过这样一改造，萧伯纳完全变了一个形象，他自己对着镜子一看，精神不觉一振，确实，头发这样一改梳，立刻就显得神采飞扬了。
德克笑着说：“记住乔治，演讲靠的是一种从容镇定的气势。”
为了练习演说，萧伯纳常常参加公共集会。
1882年9月5日，他到法林顿大厅，在那里，济济一堂的观众正在听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演说。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当时一部销路最好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方法来消灭贫困”的空想计划。
萧伯纳非常欣赏这本书，并且认真阅读了它。在这部书的影响下，萧伯纳的思想第一次有了重要的转折。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可知论”剧烈转变到了经济的共产主义，从此，他以“经济共产主义”的形象出现在演讲台上。
不久，萧伯纳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辩论会上。他在吵吵嚷嚷的大厅里缓缓地站起来，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全场安静下来，人们都非常挑剔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只见他身材高大，清瘦而文质彬彬，颇有一种事事都要寻根究底的神气；淡褐色的头发和长而散乱的红胡子，一双爱尔兰人的灰蓝眼睛，眉梢耸起，在那警觉而灵敏的表情中，加上了一点无拘束的“魔鬼般”的嘲弄神情。
他身上穿着随意的花呢衣服，软羊毛领配着一条普通的领带；全身打扮显出对华丽衣饰的一种鄙视态度；他的双手保养得很洁净，但并不像贵族那样修指甲；皮肤非常白皙。
萧伯纳侃侃而谈，口齿清晰而吐字有力，神态自若，毫不拘谨，神采飞扬而微带讥诮，观点明确而令人耳目一新。
听众拼命为他鼓掌，萧伯纳终于成功了！
在此后12年中，萧伯纳在讲台、教堂讲坛、市场的广场、街角、公园的斜坡、码头大门口、几位贫困的同志租来的地下室或者挤满三四千各种各样听众的大厅，不断地宣讲自己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种种观点。他完全扫除了最后一点轻微的怕羞和胆怯，使自己安闲自在地同各阶级的人物接触，从主教和内阁阁员到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码头工人。
从此，萧伯纳把每星期天的演讲视为当然必办的事情，有时候早上和晚上都演讲，平均每两星期至少演讲3次。这12年中，他作过大约1000次演讲，每次演讲后，还要答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炉火纯青的演讲技巧，使他成为伦敦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
当时辩论会是很时髦的一种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主义，他们都拼命宣传自己的主义，发表本组织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见解。
街头、公园、会议厅、码头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在举办演讲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辩证学会，专门讨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论文《自由》的原理。这个团体一直主张男女平等。它已经成立多年了。
而考求者学会则是一个成立较晚的辩证学会。萧伯纳在听了几场辩论会之后，才壮起胆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移动着发抖的双腿站了起来，在一种可怜的、胆怯不安的状态中，第一次当众演说。
萧伯纳两眼紧张地盯着天花板，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先生们，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罚款对惩处罪犯不是卓有成效的方式。”
听众们很快就感到不耐烦了，人们开始议论，萧伯纳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一片“嗡嗡”声中。萧伯纳惊慌失措地讲出了几个理由，然后坐下来时，觉得自己做了个十足的傻瓜。
这时，却有一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铿锵有力地陈述他的观点，很快就将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鼓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而萧伯纳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的观点和理由与自己几乎完全一样。他想道：“为什么他成功了，而我却弄得一团糟呢？原来演讲还必须讲究技巧和经验。”
萧伯纳发誓非要一雪这种耻辱，他发誓以后的每星期都要当众演说，心里发狠说：“要么我就完全掌握演说的艺术，要么就使我一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演说，就会因受重大打击而死掉。”
当晚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萧伯纳发现母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轻轻地敲响了她的门：“妈妈，您还没睡吗？”
贝西柔声回答：“没有，乔治，你进来吧！”
萧伯纳走了进来，贝西一看他那吞吞吐吐的样子，就知道儿子又遇到了难题，于是含笑看着他。
“妈妈，您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声音依然圆润好听。我想让您教我练发声。我发觉自己讲话时发音不清晰。”
贝西深感不解：“你要学发声？干什么？你都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忽然又注意起自己的发音来？”
“您别多问了。”
贝西知道儿子此举肯定有自己的深意，也没有多问，点头应允了。萧伯纳一有空闲就向母亲学习如何换气、吐字，他成了母亲最聪明、最勤奋、最虚心的学生。
与此同时，萧伯纳还一直关注伦敦星期天的报刊，因为那里常常刊登整栏的辩论会通告，萧伯纳记下了他感兴趣的辩论会的时间和地点，按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辩论会上。这时，他还加入了斯托普福特·布鲁克的辩论会，即贝德福德学会。他闯进那些在南区小教堂举行的会议，因此他就从小会议室升级到公众大厅了。
在耀眼的煤气灯的照射下，萧伯纳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训练自己掌握听众情绪的能力，虽然还是经常遇到听众不买账的尴尬，但他仍然坚持不放弃。
正当萧伯纳深深地忧虑自己的演讲水平进步不快时，莱基介绍他认识了老资格歌剧歌唱家理查德·德克。他是法国著名陶器制造家德克的兄弟。
萧伯纳向这位老人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德克胸有成竹地说：“我会告诉你革新自己嗓子的方法。”
德克教会了萧伯纳三样东西：一、把他的头发向后直梳，而不再像维多利亚中期的妇女那样把头发贴在前额上；二、怎样发法语的元音，而不发英语的双元音；三、演说的时候怎样发辅音和加重辅音。
经过这样一改造，萧伯纳完全变了一个形象，他自己对着镜子一看，精神不觉一振，确实，头发这样一改梳，立刻就显得神采飞扬了。
德克笑着说：“记住乔治，演讲靠的是一种从容镇定的气势。”
为了练习演说，萧伯纳常常参加公共集会。
1882年9月5日，他到法林顿大厅，在那里，济济一堂的观众正在听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演说。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当时一部销路最好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方法来消灭贫困”的空想计划。
萧伯纳非常欣赏这本书，并且认真阅读了它。在这部书的影响下，萧伯纳的思想第一次有了重要的转折。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由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可知论”剧烈转变到了经济的共产主义，从此，他以“经济共产主义”的形象出现在演讲台上。
不久，萧伯纳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辩论会上。他在吵吵嚷嚷的大厅里缓缓地站起来，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全场安静下来，人们都非常挑剔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只见他身材高大，清瘦而文质彬彬，颇有一种事事都要寻根究底的神气；淡褐色的头发和长而散乱的红胡子，一双爱尔兰人的灰蓝眼睛，眉梢耸起，在那警觉而灵敏的表情中，加上了一点无拘束的“魔鬼般”的嘲弄神情。
他身上穿着随意的花呢衣服，软羊毛领配着一条普通的领带；全身打扮显出对华丽衣饰的一种鄙视态度；他的双手保养得很洁净，但并不像贵族那样修指甲；皮肤非常白皙。
萧伯纳侃侃而谈，口齿清晰而吐字有力，神态自若，毫不拘谨，神采飞扬而微带讥诮，观点明确而令人耳目一新。
听众拼命为他鼓掌，萧伯纳终于成功了！
在此后12年中，萧伯纳在讲台、教堂讲坛、市场的广场、街角、公园的斜坡、码头大门口、几位贫困的同志租来的地下室或者挤满三四千各种各样听众的大厅，不断地宣讲自己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种种观点。他完全扫除了最后一点轻微的怕羞和胆怯，使自己安闲自在地同各阶级的人物接触，从主教和内阁阁员到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码头工人。
从此，萧伯纳把每星期天的演讲视为当然必办的事情，有时候早上和晚上都演讲，平均每两星期至少演讲3次。这12年中，他作过大约1000次演讲，每次演讲后，还要答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炉火纯青的演讲技巧，使他成为伦敦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