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被迫就业痴心不改
萧伯纳自从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被12次退稿，就又恢复了散步的习惯。
将近一年了，他一直在不停地伏案写作，几乎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但萧伯纳一直是多么热爱在户外运动啊！现在，他独自在夜风中穿行，心中充满了苦闷：“在都柏林时，父亲虽然生意不好，但我们经常进行户外游玩。闯荡伦敦文坛的路竟然是如此艰辛，难道我真不适合搞文学？难道我的才华还是不够？”
萧伯纳更大的苦闷在于，伦敦找不到可以倾诉心声的知己朋友，更没有一个睿智的导师来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第一次的创作热情被迎头一盆冷水浇灭，他陷入痛苦的煎熬之中无法自拔。
而且，家里的生计日渐窘迫，迫使他不得不放弃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当务之急是尽快找一份工作来改善家庭生活。
看来，走文艺创作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萧伯纳只好取出父亲寄来的在汤森地产公司的工作鉴定书，再次应聘办公室的工作。
不久，他运气极好地在伦敦爱迪生电话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
1879年，电话刚诞生不久，正处于宣传推广阶段。萧伯纳在爱迪生电话公司的工作就是劝说伦敦各种商店的老板，说服他们让公司把电话线安装在他们的房顶上；并且还要征得沿线居民的同意，让电话杆竖立在他们的院落里，以便架设电话线。
但是，当时的电话的通信性能相当差，通话中夹杂着一片“嗡嗡”声，有时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而且，保守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愿意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房顶上竖上一根难看的木头柱子。因此，电话公司的推广工作异常艰难。
萧伯纳运用他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和人谈判时很讲究技巧。他态度温和，语言幽默，使人如沐春风。那些本来嚷着“没有电话我们也一代代活了过来”的英国人都被他说得开心一笑，谈判中的紧张气氛就被冲散了。
接着萧伯纳就说：“安了电话之后，你不知道人们的生活就会有多么方便，特别是遇到咱们伦敦的阴雨天，有什么事不用出家门就都搞定了。”
那些紧绷着脸的保守者终于被萧伯纳说得破颜而笑，再也不忍心为难这个开朗文雅的年轻人了，因此电话线的铺设工作迎刃而解。
电话公司的老板注意到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决定委以重任。几周之后，萧伯纳就荣升为外务股股长，年薪也从48镑提高到80镑，还为他自己安排了办公室，以此拢住他不被其他公司挖走。
萧伯纳每天工作之余，和整个休息天，为了满足旺盛的求知欲，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感兴趣的各类报刊书籍，从来到伦敦之后，萧伯纳就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
他深知自己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非常有限，现在没有人可以指教他，也没有朋友可以探讨，虽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对音乐、美术、文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这些知识毕竟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这就像一些散落在沙滩的珍珠，必须有一位出色的工匠精心地打磨，然后串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才行。
认识到了这些不足之后，萧伯纳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努力自学，力求达到那些名牌大学优秀生的水平，甚至要远远超过他们。
在工作之余，萧伯纳饱览了大英博物馆那些丰富的藏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常常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甚至都不回家吃午饭。
萧伯纳读书自有独特之处。他全凭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书籍，从不逼着自己去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所谓经典。
而他的兴趣又涉及了音乐、美术、文学，后来甚至发展到物理学、机械工艺、经济学、数学等，所以他经常是面前摆着好几种书轮换着读：一会读作曲家瓦格纳的五线曲谱总集；一会又拿过高等数学演算几道难题；一会又皱着眉头思索《资本论》中的相关论点。
周围的读者都奇怪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搞不懂他到底是学什么的：有人说他是音乐专业的，有人说他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人确凿地认定他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
正是凭着对知识的痴迷，萧伯纳完全靠自学精通了音乐、绘画、文学，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自学了德语、法语和拉丁文等。后来萧伯纳曾经说：
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历史和文明的事实，给了我全新的宇宙观，给了我生活的目标和思想。我曾经是一个懦夫，是马克思使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使我获得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使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对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现实问题讨论，他也想方设法参与。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人。
在此期间，萧伯纳开始尝试美术、音乐、戏剧方面的评论和小说创作活动，后来经威廉·阿契尔的介绍，给《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过一些音乐、美术等文艺方面的评论文章。
萧伯纳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商业价值，家里的生活也明显得到了改善，母亲也展开苦眉露出笑脸，为儿子的能干而满足。
但是，当萧伯纳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卧室的时候，他却总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我现在到了伦敦，却仍然回到了从前的职业中，这种成功我没有丝毫的成就感，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海盗在强迫人家接受公司的意见，又像一个百货公司推销员那样花言巧语，想尽办法让人家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
他只有在阅读小说或者弹起钢琴的时候，心里才会得到宁静和快乐，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和音乐中。不过这种快乐毕竟是暂时的，明天一早，他又不得不重复那令人厌烦的推销经验。
巨大的经济衰退，就像瘟疫一样席卷了英国。爱迪生电话公司终于也支撑不住了，最后被培尔电话公司收买。
培尔公司吞并了爱迪生电话公司之后，必须裁掉大部分原来的老职员。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旦失业，就意味着永远找不到工作，甚至最后冻饿而死，除了萧伯纳之外，每个原公司的职员心中都笼罩着浓浓的阴影。
公司的职员们每天都在关心议论着谁将有幸被留下来重新录用。但萧伯纳却依然像平时那样，整理公司的顾客资料，查看回访信息，一点没有大难临头的慌乱感。
同事们都很羡慕他：“萧先生肯定不用担心，刚上班几个月就被老板重用，现在新旧老板正在磋商有关交接事宜，新老板当然还会聘用他。”
当录用名单公布之后，萧伯纳果然榜上有名。他却平静地把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交给新老板，镇定地说：“先生，感谢您的赏识。但是我不想再继续做商务工作了。”
全公司的人都被萧伯纳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搞蒙了，他们带着满脸的惊愕与萧伯纳握手道别，并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萧伯纳高大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伦敦的迷雾中。
萧伯纳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也并非为了充当英雄，他是苦思多日作出的慎重选择：
这7个多月的重操旧业，我更切实地认识到，我天生就是为了艺术而来，只有在艺术中，我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充实和满足；丰厚的物质回报，无法弥补我在那些厌烦的工作中的空虚，只会让我感到乏味和可笑。
现在是我脱离它的好机会，我要横下心来写我的小说。就算以后我饥寒交迫，面对如何的艰难困苦，我都要牢牢记住这7个月来心灵上的不愉快，始终与我钟爱的文学艺术相依为命。
萧伯纳的从容状态一直保持到走进家门。当他面对母亲的时候，心里仍然泛起了痛苦的内疚。他努力挤出一丝微笑，就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一样对母亲说：“妈妈，咱们又要过苦日子了。我很对不起您，我又辞职了。”
这一段时间，贝西早就注意到萧伯纳一直紧锁着眉头，好像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现在他终于坦白说明了，她也清楚了儿子的苦衷：“乔治呀，你真是痴心不改！”
将近一年了，他一直在不停地伏案写作，几乎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但萧伯纳一直是多么热爱在户外运动啊！现在，他独自在夜风中穿行，心中充满了苦闷：“在都柏林时，父亲虽然生意不好，但我们经常进行户外游玩。闯荡伦敦文坛的路竟然是如此艰辛，难道我真不适合搞文学？难道我的才华还是不够？”
萧伯纳更大的苦闷在于，伦敦找不到可以倾诉心声的知己朋友，更没有一个睿智的导师来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第一次的创作热情被迎头一盆冷水浇灭，他陷入痛苦的煎熬之中无法自拔。
而且，家里的生计日渐窘迫，迫使他不得不放弃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当务之急是尽快找一份工作来改善家庭生活。
看来，走文艺创作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萧伯纳只好取出父亲寄来的在汤森地产公司的工作鉴定书，再次应聘办公室的工作。
不久，他运气极好地在伦敦爱迪生电话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
1879年，电话刚诞生不久，正处于宣传推广阶段。萧伯纳在爱迪生电话公司的工作就是劝说伦敦各种商店的老板，说服他们让公司把电话线安装在他们的房顶上；并且还要征得沿线居民的同意，让电话杆竖立在他们的院落里，以便架设电话线。
但是，当时的电话的通信性能相当差，通话中夹杂着一片“嗡嗡”声，有时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而且，保守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愿意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房顶上竖上一根难看的木头柱子。因此，电话公司的推广工作异常艰难。
萧伯纳运用他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和人谈判时很讲究技巧。他态度温和，语言幽默，使人如沐春风。那些本来嚷着“没有电话我们也一代代活了过来”的英国人都被他说得开心一笑，谈判中的紧张气氛就被冲散了。
接着萧伯纳就说：“安了电话之后，你不知道人们的生活就会有多么方便，特别是遇到咱们伦敦的阴雨天，有什么事不用出家门就都搞定了。”
那些紧绷着脸的保守者终于被萧伯纳说得破颜而笑，再也不忍心为难这个开朗文雅的年轻人了，因此电话线的铺设工作迎刃而解。
电话公司的老板注意到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决定委以重任。几周之后，萧伯纳就荣升为外务股股长，年薪也从48镑提高到80镑，还为他自己安排了办公室，以此拢住他不被其他公司挖走。
萧伯纳每天工作之余，和整个休息天，为了满足旺盛的求知欲，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感兴趣的各类报刊书籍，从来到伦敦之后，萧伯纳就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
他深知自己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非常有限，现在没有人可以指教他，也没有朋友可以探讨，虽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对音乐、美术、文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这些知识毕竟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这就像一些散落在沙滩的珍珠，必须有一位出色的工匠精心地打磨，然后串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才行。
认识到了这些不足之后，萧伯纳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努力自学，力求达到那些名牌大学优秀生的水平，甚至要远远超过他们。
在工作之余，萧伯纳饱览了大英博物馆那些丰富的藏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常常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甚至都不回家吃午饭。
萧伯纳读书自有独特之处。他全凭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书籍，从不逼着自己去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所谓经典。
而他的兴趣又涉及了音乐、美术、文学，后来甚至发展到物理学、机械工艺、经济学、数学等，所以他经常是面前摆着好几种书轮换着读：一会读作曲家瓦格纳的五线曲谱总集；一会又拿过高等数学演算几道难题；一会又皱着眉头思索《资本论》中的相关论点。
周围的读者都奇怪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搞不懂他到底是学什么的：有人说他是音乐专业的，有人说他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人确凿地认定他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
正是凭着对知识的痴迷，萧伯纳完全靠自学精通了音乐、绘画、文学，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自学了德语、法语和拉丁文等。后来萧伯纳曾经说：
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历史和文明的事实，给了我全新的宇宙观，给了我生活的目标和思想。我曾经是一个懦夫，是马克思使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使我获得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使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对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现实问题讨论，他也想方设法参与。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人。
在此期间，萧伯纳开始尝试美术、音乐、戏剧方面的评论和小说创作活动，后来经威廉·阿契尔的介绍，给《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过一些音乐、美术等文艺方面的评论文章。
萧伯纳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商业价值，家里的生活也明显得到了改善，母亲也展开苦眉露出笑脸，为儿子的能干而满足。
但是，当萧伯纳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卧室的时候，他却总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我现在到了伦敦，却仍然回到了从前的职业中，这种成功我没有丝毫的成就感，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海盗在强迫人家接受公司的意见，又像一个百货公司推销员那样花言巧语，想尽办法让人家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
他只有在阅读小说或者弹起钢琴的时候，心里才会得到宁静和快乐，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和音乐中。不过这种快乐毕竟是暂时的，明天一早，他又不得不重复那令人厌烦的推销经验。
巨大的经济衰退，就像瘟疫一样席卷了英国。爱迪生电话公司终于也支撑不住了，最后被培尔电话公司收买。
培尔公司吞并了爱迪生电话公司之后，必须裁掉大部分原来的老职员。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旦失业，就意味着永远找不到工作，甚至最后冻饿而死，除了萧伯纳之外，每个原公司的职员心中都笼罩着浓浓的阴影。
公司的职员们每天都在关心议论着谁将有幸被留下来重新录用。但萧伯纳却依然像平时那样，整理公司的顾客资料，查看回访信息，一点没有大难临头的慌乱感。
同事们都很羡慕他：“萧先生肯定不用担心，刚上班几个月就被老板重用，现在新旧老板正在磋商有关交接事宜，新老板当然还会聘用他。”
当录用名单公布之后，萧伯纳果然榜上有名。他却平静地把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交给新老板，镇定地说：“先生，感谢您的赏识。但是我不想再继续做商务工作了。”
全公司的人都被萧伯纳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搞蒙了，他们带着满脸的惊愕与萧伯纳握手道别，并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萧伯纳高大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伦敦的迷雾中。
萧伯纳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也并非为了充当英雄，他是苦思多日作出的慎重选择：
这7个多月的重操旧业，我更切实地认识到，我天生就是为了艺术而来，只有在艺术中，我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充实和满足；丰厚的物质回报，无法弥补我在那些厌烦的工作中的空虚，只会让我感到乏味和可笑。
现在是我脱离它的好机会，我要横下心来写我的小说。就算以后我饥寒交迫，面对如何的艰难困苦，我都要牢牢记住这7个月来心灵上的不愉快，始终与我钟爱的文学艺术相依为命。
萧伯纳的从容状态一直保持到走进家门。当他面对母亲的时候，心里仍然泛起了痛苦的内疚。他努力挤出一丝微笑，就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一样对母亲说：“妈妈，咱们又要过苦日子了。我很对不起您，我又辞职了。”
这一段时间，贝西早就注意到萧伯纳一直紧锁着眉头，好像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现在他终于坦白说明了，她也清楚了儿子的苦衷：“乔治呀，你真是痴心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