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被称为“雾都”,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伦敦的气候和伦敦独特的文化气息一样,都充满着浪漫迷离的风格。
曾经有位诗人感叹说:“谁厌倦伦敦,谁就是厌倦了生活!”
伦敦的天气对伦敦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伦敦人无论做什么事,先决条件一定是看天气是否允许。这使得伦敦人养成了一种习俗:见面必谈天气,无论是刚刚从外进来,还是两个人正站在大街上,开口一定是先问:“今天天气好吗?”
1876年4月,“雾都”迎来了20岁的萧伯纳,一个背着唯一的绒毡行李的满怀憧憬的小伙子。
萧伯纳结束了长途航行,抵达伦敦港,他走下轮船,站在雾蒙蒙的伦敦街头,天生喜欢尝试新事物的萧伯纳一下就为这种神秘的气氛而欣喜了。
萧伯纳乘上了市内的马车。马车是伦敦当时主要的市内交通工具。车子走起来,马脖子上的铃铛“铃铃”作响。
而且伦敦人的想象力也体现在了他们的“公交”工具上,马车被涂成绿、棕、白、红、蓝、黑等各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一条路线。
萧伯纳坐上车不久,就感觉出了与爱尔兰乘车的巨大差别:车上的乘客全都安静地坐着,互相之间不交谈,甚至都不会多看别人一眼。萧伯纳不由想道:“而在爱尔兰人之间,是没有‘陌生人’这个概念的,大家坐在一起都在热烈交谈,说一会儿话就都成了好朋友了。”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然后回过头去看向马车外面:透过薄雾,一幢幢三四层的楼房从眼前闪过,比都柏林那些低矮的房屋可高太多了!外面的街道很宽,马车都飞快地奔跑着,路边走着戴着礼帽的男人,他们都把背挺得直直的;而那些女子们,则穿着长裙轻盈地从眼前飘过。
车到西区的维多利亚园林,萧伯纳下了车,他背着行李,寻找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
伦敦的西区住的都是上等人,而东区则是贫苦人的聚居地。两个区的房屋也有很大区别:西区的住宅看上去舒适、整洁,到处可见美丽的花园、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音乐厅,富态的贵妇人悠闲地牵着她的狗四处溜达,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昂首走过;而东区既没有歌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连花园也没有,只有低矮破旧的房屋,街道狭窄肮脏,来来往往的只能看到一些拖着疲惫身躯的工人。
萧伯纳按着姐姐信中的地址来到了一座住宅前,他的心激动得狂跳着,上前急切地敲响了大门:“妈妈!我是乔治,你在家吗?”
一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从远而近,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贝西出现在儿子面前:脸色苍白,身体瘦削,身着整洁合体的长裙,神情优雅。
5年的思念一起涌上萧伯纳的心头,千言万语哽在喉头,凝聚成两个神圣的字:“妈妈!”
贝西一下紧紧地拥抱着儿子:“乔治,我的孩子!”儿子现在已经比母亲高出好多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都柏林的小男孩了,他结实有力的双臂抱住母亲,嗓音低沉浑厚。
屋子里,露西在急切地呼唤弟弟:“乔治!”
贝西轻声对萧伯纳说:“露西得了重感冒,卧床好几天了。要不然早就跑出来迎接你了。”
萧伯纳心头一震:“啊!”他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一个凭嗓子吃饭的歌唱演员,感冒会使她深受损伤的。
萧伯纳放开母亲,立刻向屋内奔去,两条长腿三两步就来到门前,他听到一间屋里传出咳嗽声,“砰”地一声推开了房门。
眼前,露西正努力地抑制着咳嗽,微笑着向弟弟伸开双臂:她长发蓬乱,柔美的脸庞没有血色。
萧伯纳一时心如刀绞一般:二姐去世了,大姐一见面又是这个样子。他扑到大姐跟前,伏下身子拥抱住她:“姐姐!”
露西贴着弟弟结实但并不宽厚的胸膛,顿时一股温馨溢满了心田,精神也好了许多,她轻声对弟弟说:“你来了就好了。”
萧伯纳皱紧眉头,心疼地问:“怎么会弄成这样?”
露西看着高大的弟弟,欣慰中也饱含着辛酸:“没什么。演出频繁了些,伦敦的气候不好,天气阴冷,演出的时候又不能穿太多衣服。”
萧伯纳打量了一下房间,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摆设,就知道母亲和姐姐过得其实很清苦。
母亲靠在舞厅酒店唱歌,偶尔教授几个小学生的音乐为生,能够住在伦敦的西区这种高等住宅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母亲只有住在这里,也才能招收到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够和母亲、姐姐团聚,重新享受到妈妈的亲切照顾,萧伯纳非常开心。但他知道,自己作为这个3口之家唯一的男子汉,理应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他准备立刻就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