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寻找工作自食其力
母亲走了以后，萧伯纳与父亲相依为命，他决定走出家门，开始寻找工作。
但是，他无法向人家说明自己到底会干什么。他知道：“我会弹钢琴，能唱大段的歌剧，能唱汉德尔、海登、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罗西尼、多尼泽蒂、贝利尼、维迪、古诺、迈耶比尔等作曲家的许许多多音乐作品，也能用口哨吹出他不能唱的歌曲。我还懂得绘画和文学。但这些有什么用呢？”
萧伯纳看到有公司贴出招聘信息，他就去应聘，但人家总是不相信他是应聘的，总是问他：“小家伙，你来这找谁？”
萧伯纳很有礼貌地回答：“先生您好，我是来应聘工作的。”
对方大吃一惊：“你？老板，这个孩子说是来应聘的。”
老板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摇着头说：“孩子，我们招有工作经验的人。对不起。”
萧伯纳走了好多家，结果都让他很失望。
1871年，在萧伯纳15岁的时候，通过叔叔的关系，萧伯纳终于在一家一流的房地产公司，乌尼雅克·汤森地产公司当上了文员。年薪18镑。
说起来，萧家在都柏林毕竟还是一个大家族，萧伯纳有很多叔伯、哥哥们都很有作为。有的当牧师，有的成为男爵，有人经商等，因此，虽然萧卡尔没有本事，但靠着萧家的声望，萧伯纳找工作还是不难的。
头一天上班前，萧伯纳站在镜子前，挑剔地打量自己的造型：一个又高又瘦的大男孩，一脸的书卷气。灰蓝色的灵动的眼珠嵌在苍白的面颊上，衣服虽然旧了些，但是干干净净的，穿在挺直的身板上，依然显出青春的朝气。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萧伯纳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压抑，极不适应。他说：“这儿的规矩与我的天性相悖，到这儿来仅仅是为了挣钱生活。”
当时，能够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种公司在爱尔兰的商业圈里是最赚钱的。
举止文雅、聪明机灵的萧伯纳很快就博得了同事们的好感，他虽然年龄还小，但知识丰富，很快汤森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小同事。他又找到了当年在学校当“故事大王”时那种受人拥戴的感觉。
但对萧伯纳这个一心只想成为男中音的青少年，却并不意味着光明的前程。所以每当老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萧伯纳都要抓紧时间为同行伙伴们讲解一段有关歌剧的知识，大家也都愿意向他交点儿学费，学一些工作以外的艺术知识。在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就是听歌剧，唱歌剧。
有一次，同事史密斯兴奋地问大家：“嘿！你们看过《费加罗的婚礼》吗？那真不愧是名剧，太好看了。”
大家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而萧伯纳也特别喜欢这部歌剧，他马上说道：“嗯！这是莫扎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音乐很有气势，特别有感染力。”
史密斯趁着萧伯纳在兴头上，就开口请求：“萧先生，我想你肯定会唱费加罗那段著名的唱段，请你教我好不好？”
萧伯纳确实会唱，但他为难地说：“但这是在上班时间啊！唱歌不合适吧？”
但是，大家都鼓掌欢迎，尤其那几个年轻人拍得最带劲。因为他们早就不满足于只是听听，很想自己学会那些优美的曲子。
萧伯纳仍然有些犹豫：“但是……”
史密斯马上打断了他后面的话：“要不这样萧先生，我提个建议，我们这些人合资请您当我们的音乐老师，您看怎么样？”
几个人纷纷叫好，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拿出了很高的报酬。萧伯纳只好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有一天，这位不知深浅的文员完全投入到对于音乐的讲解之中，没有注意到老板已经走进了办公室。其他人早就看见了老板而恢复了工作状态，只有萧伯纳因为根本没发现任何异常而继续有声有色地讲着音域的常识。
直至老板伸出的手快触到他时，萧伯纳才反应过来。他像受惊吓的兔子一样跑进自己的办公室，气喘吁吁，再也不敢出来了。
为了迁居伦敦，萧伯纳的母亲将家里的一切都变卖了，只将钢琴留下了。萧伯纳说：“我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屋子里，仿佛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证明我的存在。”
从此，萧伯纳开始自学钢琴。他学琴的方法很怪，并不注重指法的练习，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他固执地认为只要对曲子理解了，就会将手指搁在正确的琴键上。
后来，萧伯纳又将兴趣转向了瓦格纳和贝多芬，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在歌剧和清唱剧之外还有另一片天地。撞击、长啸、咆哮和怒吼，所有的一切对萧伯纳以往的观念都是一次强劲的冲击。
在那段时间里，所有住在哈考特街的居民们都饱受了来自61号居室声音的侵扰。因为在此时期，萧伯纳经常靠音乐排遣工作中的烦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周都要到各家各户去收房费，跟那些贫穷的房客们打交道。
每到星期二这一天，萧伯纳的心情就格外的沉重，因为他又要到特伦努尔贫民区收取这一周的房租了。
19世纪末，贫穷和饥饿席卷了爱尔兰，大多数家庭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他们不得不将丈夫或儿子送上轮船，含着眼泪看着他们消失在大洋远方，到美国去当苦力。
而守在家里的人都眼巴巴地盼着从美国来的邮船，希望远渡重洋的亲人给他们带回生活之资。
每当有美国的邮轮来港，邮局门前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寻找着有没有自己亲人的汇款。如果取到了，他们就吃上小青鱼以及蘸着酱汁的土豆。而没有拿到汇款的人，不但要失望地空手而回，而且还要为远去的亲人生死未卜而终日担心。
萧伯纳从电车上下来，挤过邮局门前的几串队伍，走向那片低矮、肮脏的棚户区。
突然，几个孩子从身前争抢着跑过。萧伯纳站住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皮包着骨头，手里举着刚从垃圾堆里抢到的干枯而肮脏的烂菜叶。但他们就像是在争夺几件稀世珍宝一样。
这一刹那，萧伯纳只觉得鼻子一酸，他灰蓝色的眼睛立刻蒙上了一层水雾。他凝视良久，痛苦地摇了摇头，拐进了一条流满泥泞、臭气刺鼻的小巷。
萧伯纳抬头打量着小巷两旁喘息着挤靠在一起的小矮房，心里暗暗吃惊：“如果我脚步踏得重一些，或者大声咳嗽一下，会不会把这些歪歪斜斜的小屋震塌呢？”
他胡思乱想着走到7号屋门前，伸手敲门：“砰砰！砰砰！”
萧伯纳看到，屋门明明是虚掩着的，但屋里就是没人答应。他无奈之下，只好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屋里突然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喑哑的声音：“门没锁，进来吧！”
萧伯纳举手推门，门痛苦地“吱呀”一声闪在两旁，他走了进去。
虽然是大白天，但屋里却黑咕隆咚的一时什么也看不清。萧伯纳睁大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辨清了屋里的情况：里边的墙脚下支着一张床，床沿上坐着这家的女主人；床边上有一张椅子，男主人双手抱着头坐在上面，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地面。
萧伯纳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向夫妇两人说明来意：“我来收本周的房租。”
女主人看样子应该还不到40岁，但是已经被愁苦的生活压得过早衰老了。听了萧伯纳的话，她心慌地看了看萧伯纳，又绝望地看了看旁边的丈夫。
男主人好像刚刚意识到有人来了，他缓缓地抬起了头。萧伯纳立刻看到一张被生活的重担凿刻满了苦难的脸：神情麻木，毫无生气，写满沮丧。
萧伯纳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但他又想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收不到房租就会丢掉工作，犹豫了一下只好硬起心肠说：“先生，我是来收这周的房租的。”
那个男人立刻暴怒起来，他控制不住地对着年轻的收租人吼叫着：“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回去叫他们来把我们赶出去吧！”
床上的孩子被这一声怒吼惊得“哇哇”地哭叫起来。女主人赶忙回过身来去安慰孩子，孩子哭声稍住，她回过头来哭着说：“我的孩子病得都快要死了，可怜他连口粥都喝不上。”
年轻的萧伯纳心里就像插入了一把尖刀般疼痛。但这样凄凉、愁苦的悲剧，他每周都要“观看”无数遍。
他心里深深自责：“我自己也是穷人，却为了获得一点生活来源，而去直接逼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家庭。”
但回来交差时，萧伯纳心里又充满了愤慨：“老板总是嫌收的房租少，还嚷着再加房租。而他自己在家设宴招待宾客的时候，不知道一顿饭要吃掉多少家庭的房租。”
这段“收租人”的生活，给了萧伯纳充分认识社会现实的机会，使他对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有了最切身的体会。
萧伯纳的老板对其忠诚和工作态度十分满意，因为在房地产公司的表现不错，一年以后，他已经担任了出纳员工作。以前这个职位一直由一个40多岁的有经验的人担任。
萧伯纳凭着机敏的头脑和刻苦钻研的劲头，短短几天就弄清了如何兑换支票、收存款、缴纳50个区地产的户口税、免役税务、抵押利息、寡妇所得产、年金、保险费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款项，干起来得心应手。
他在这个行当里一干就是4年。在萧伯纳20岁那年他的工资就已经达到了84英镑。
老板在萧伯纳的鉴定书里写道：
有卓越的商业才能，非常严谨，完全可靠，令人信赖。交给他的所有事情都能非常迅速而圆满地完成。
可是尽管如此，萧伯纳还是不满足，他厌恶这份工作，而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音乐、绘画和文学上。他曾这样说过：“我从来未曾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名人。我是那种缺乏自信的人，也很容易上别人的当。但有一天，一位同伴在办公室里说了一番话使我大受震动，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想成为伟人。我这才意识到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音乐使年轻的萧伯纳于日常琐事之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失去了母亲照料的萧伯纳变得非常忧郁，心情更加苦闷，每次从公司拿到薪水时，他都恨不得将这些花纸头撕成碎片，抛撒在空中，随风而去，他恨这些花花绿绿的价值符号让父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
为了不想看到父亲害怕被自己指责和鬼鬼祟祟的难堪样子，一回到家，他总是将脑袋深深地埋在书本里面，再也不肯抬起。
这一时期，自认为“没有任何印刷品上的东西看不懂”的萧伯纳，零零碎碎、杂乱无章地接触了几乎所有能够看到的文字，从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到尼采、叔本华、亨利·柏格森，甚至皮埃尔·普鲁东、卡尔·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萧伯纳的年薪增加之后，他买了一套燕尾服。而这时一切也都变得顺利起来，萧伯纳的父亲现在终于彻底戒酒，因为他觉得儿子已经在逐渐实现他自己过去想要实现的愿望了。
但是，萧伯纳厌恶这种奴役般的工作，只是在等候机会逃走，他不但要离开这家公司，而且要离开他所谓的“令人嘲笑的城市”都柏林去伦敦，当时，唯有在伦敦这种地方，才能够开始艺术生涯。
但是，他无法向人家说明自己到底会干什么。他知道：“我会弹钢琴，能唱大段的歌剧，能唱汉德尔、海登、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罗西尼、多尼泽蒂、贝利尼、维迪、古诺、迈耶比尔等作曲家的许许多多音乐作品，也能用口哨吹出他不能唱的歌曲。我还懂得绘画和文学。但这些有什么用呢？”
萧伯纳看到有公司贴出招聘信息，他就去应聘，但人家总是不相信他是应聘的，总是问他：“小家伙，你来这找谁？”
萧伯纳很有礼貌地回答：“先生您好，我是来应聘工作的。”
对方大吃一惊：“你？老板，这个孩子说是来应聘的。”
老板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摇着头说：“孩子，我们招有工作经验的人。对不起。”
萧伯纳走了好多家，结果都让他很失望。
1871年，在萧伯纳15岁的时候，通过叔叔的关系，萧伯纳终于在一家一流的房地产公司，乌尼雅克·汤森地产公司当上了文员。年薪18镑。
说起来，萧家在都柏林毕竟还是一个大家族，萧伯纳有很多叔伯、哥哥们都很有作为。有的当牧师，有的成为男爵，有人经商等，因此，虽然萧卡尔没有本事，但靠着萧家的声望，萧伯纳找工作还是不难的。
头一天上班前，萧伯纳站在镜子前，挑剔地打量自己的造型：一个又高又瘦的大男孩，一脸的书卷气。灰蓝色的灵动的眼珠嵌在苍白的面颊上，衣服虽然旧了些，但是干干净净的，穿在挺直的身板上，依然显出青春的朝气。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萧伯纳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压抑，极不适应。他说：“这儿的规矩与我的天性相悖，到这儿来仅仅是为了挣钱生活。”
当时，能够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种公司在爱尔兰的商业圈里是最赚钱的。
举止文雅、聪明机灵的萧伯纳很快就博得了同事们的好感，他虽然年龄还小，但知识丰富，很快汤森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小同事。他又找到了当年在学校当“故事大王”时那种受人拥戴的感觉。
但对萧伯纳这个一心只想成为男中音的青少年，却并不意味着光明的前程。所以每当老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萧伯纳都要抓紧时间为同行伙伴们讲解一段有关歌剧的知识，大家也都愿意向他交点儿学费，学一些工作以外的艺术知识。在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就是听歌剧，唱歌剧。
有一次，同事史密斯兴奋地问大家：“嘿！你们看过《费加罗的婚礼》吗？那真不愧是名剧，太好看了。”
大家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而萧伯纳也特别喜欢这部歌剧，他马上说道：“嗯！这是莫扎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音乐很有气势，特别有感染力。”
史密斯趁着萧伯纳在兴头上，就开口请求：“萧先生，我想你肯定会唱费加罗那段著名的唱段，请你教我好不好？”
萧伯纳确实会唱，但他为难地说：“但这是在上班时间啊！唱歌不合适吧？”
但是，大家都鼓掌欢迎，尤其那几个年轻人拍得最带劲。因为他们早就不满足于只是听听，很想自己学会那些优美的曲子。
萧伯纳仍然有些犹豫：“但是……”
史密斯马上打断了他后面的话：“要不这样萧先生，我提个建议，我们这些人合资请您当我们的音乐老师，您看怎么样？”
几个人纷纷叫好，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拿出了很高的报酬。萧伯纳只好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有一天，这位不知深浅的文员完全投入到对于音乐的讲解之中，没有注意到老板已经走进了办公室。其他人早就看见了老板而恢复了工作状态，只有萧伯纳因为根本没发现任何异常而继续有声有色地讲着音域的常识。
直至老板伸出的手快触到他时，萧伯纳才反应过来。他像受惊吓的兔子一样跑进自己的办公室，气喘吁吁，再也不敢出来了。
为了迁居伦敦，萧伯纳的母亲将家里的一切都变卖了，只将钢琴留下了。萧伯纳说：“我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屋子里，仿佛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证明我的存在。”
从此，萧伯纳开始自学钢琴。他学琴的方法很怪，并不注重指法的练习，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他固执地认为只要对曲子理解了，就会将手指搁在正确的琴键上。
后来，萧伯纳又将兴趣转向了瓦格纳和贝多芬，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在歌剧和清唱剧之外还有另一片天地。撞击、长啸、咆哮和怒吼，所有的一切对萧伯纳以往的观念都是一次强劲的冲击。
在那段时间里，所有住在哈考特街的居民们都饱受了来自61号居室声音的侵扰。因为在此时期，萧伯纳经常靠音乐排遣工作中的烦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周都要到各家各户去收房费，跟那些贫穷的房客们打交道。
每到星期二这一天，萧伯纳的心情就格外的沉重，因为他又要到特伦努尔贫民区收取这一周的房租了。
19世纪末，贫穷和饥饿席卷了爱尔兰，大多数家庭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他们不得不将丈夫或儿子送上轮船，含着眼泪看着他们消失在大洋远方，到美国去当苦力。
而守在家里的人都眼巴巴地盼着从美国来的邮船，希望远渡重洋的亲人给他们带回生活之资。
每当有美国的邮轮来港，邮局门前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寻找着有没有自己亲人的汇款。如果取到了，他们就吃上小青鱼以及蘸着酱汁的土豆。而没有拿到汇款的人，不但要失望地空手而回，而且还要为远去的亲人生死未卜而终日担心。
萧伯纳从电车上下来，挤过邮局门前的几串队伍，走向那片低矮、肮脏的棚户区。
突然，几个孩子从身前争抢着跑过。萧伯纳站住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皮包着骨头，手里举着刚从垃圾堆里抢到的干枯而肮脏的烂菜叶。但他们就像是在争夺几件稀世珍宝一样。
这一刹那，萧伯纳只觉得鼻子一酸，他灰蓝色的眼睛立刻蒙上了一层水雾。他凝视良久，痛苦地摇了摇头，拐进了一条流满泥泞、臭气刺鼻的小巷。
萧伯纳抬头打量着小巷两旁喘息着挤靠在一起的小矮房，心里暗暗吃惊：“如果我脚步踏得重一些，或者大声咳嗽一下，会不会把这些歪歪斜斜的小屋震塌呢？”
他胡思乱想着走到7号屋门前，伸手敲门：“砰砰！砰砰！”
萧伯纳看到，屋门明明是虚掩着的，但屋里就是没人答应。他无奈之下，只好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屋里突然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喑哑的声音：“门没锁，进来吧！”
萧伯纳举手推门，门痛苦地“吱呀”一声闪在两旁，他走了进去。
虽然是大白天，但屋里却黑咕隆咚的一时什么也看不清。萧伯纳睁大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辨清了屋里的情况：里边的墙脚下支着一张床，床沿上坐着这家的女主人；床边上有一张椅子，男主人双手抱着头坐在上面，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地面。
萧伯纳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向夫妇两人说明来意：“我来收本周的房租。”
女主人看样子应该还不到40岁，但是已经被愁苦的生活压得过早衰老了。听了萧伯纳的话，她心慌地看了看萧伯纳，又绝望地看了看旁边的丈夫。
男主人好像刚刚意识到有人来了，他缓缓地抬起了头。萧伯纳立刻看到一张被生活的重担凿刻满了苦难的脸：神情麻木，毫无生气，写满沮丧。
萧伯纳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但他又想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收不到房租就会丢掉工作，犹豫了一下只好硬起心肠说：“先生，我是来收这周的房租的。”
那个男人立刻暴怒起来，他控制不住地对着年轻的收租人吼叫着：“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回去叫他们来把我们赶出去吧！”
床上的孩子被这一声怒吼惊得“哇哇”地哭叫起来。女主人赶忙回过身来去安慰孩子，孩子哭声稍住，她回过头来哭着说：“我的孩子病得都快要死了，可怜他连口粥都喝不上。”
年轻的萧伯纳心里就像插入了一把尖刀般疼痛。但这样凄凉、愁苦的悲剧，他每周都要“观看”无数遍。
他心里深深自责：“我自己也是穷人，却为了获得一点生活来源，而去直接逼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家庭。”
但回来交差时，萧伯纳心里又充满了愤慨：“老板总是嫌收的房租少，还嚷着再加房租。而他自己在家设宴招待宾客的时候，不知道一顿饭要吃掉多少家庭的房租。”
这段“收租人”的生活，给了萧伯纳充分认识社会现实的机会，使他对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有了最切身的体会。
萧伯纳的老板对其忠诚和工作态度十分满意，因为在房地产公司的表现不错，一年以后，他已经担任了出纳员工作。以前这个职位一直由一个40多岁的有经验的人担任。
萧伯纳凭着机敏的头脑和刻苦钻研的劲头，短短几天就弄清了如何兑换支票、收存款、缴纳50个区地产的户口税、免役税务、抵押利息、寡妇所得产、年金、保险费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款项，干起来得心应手。
他在这个行当里一干就是4年。在萧伯纳20岁那年他的工资就已经达到了84英镑。
老板在萧伯纳的鉴定书里写道：
有卓越的商业才能，非常严谨，完全可靠，令人信赖。交给他的所有事情都能非常迅速而圆满地完成。
可是尽管如此，萧伯纳还是不满足，他厌恶这份工作，而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音乐、绘画和文学上。他曾这样说过：“我从来未曾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名人。我是那种缺乏自信的人，也很容易上别人的当。但有一天，一位同伴在办公室里说了一番话使我大受震动，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想成为伟人。我这才意识到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音乐使年轻的萧伯纳于日常琐事之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失去了母亲照料的萧伯纳变得非常忧郁，心情更加苦闷，每次从公司拿到薪水时，他都恨不得将这些花纸头撕成碎片，抛撒在空中，随风而去，他恨这些花花绿绿的价值符号让父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
为了不想看到父亲害怕被自己指责和鬼鬼祟祟的难堪样子，一回到家，他总是将脑袋深深地埋在书本里面，再也不肯抬起。
这一时期，自认为“没有任何印刷品上的东西看不懂”的萧伯纳，零零碎碎、杂乱无章地接触了几乎所有能够看到的文字，从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到尼采、叔本华、亨利·柏格森，甚至皮埃尔·普鲁东、卡尔·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萧伯纳的年薪增加之后，他买了一套燕尾服。而这时一切也都变得顺利起来，萧伯纳的父亲现在终于彻底戒酒，因为他觉得儿子已经在逐渐实现他自己过去想要实现的愿望了。
但是，萧伯纳厌恶这种奴役般的工作，只是在等候机会逃走，他不但要离开这家公司，而且要离开他所谓的“令人嘲笑的城市”都柏林去伦敦，当时，唯有在伦敦这种地方，才能够开始艺术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