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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魏徵直言进谏

  公元626年,即“玄武门之变”那一年,李渊主动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当了太上皇。李世民当上皇帝,即唐太宗,改元贞观,次年为贞观元年。从此,唐朝开始了兴旺发达的历史。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自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经过。他总结隋亡的原因是因为隋炀帝荒淫无度,违背君道。所以,他当了皇帝,总是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这些教训,他都铭刻于心。他经常对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他又说:“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水能载船,也能翻船。”

  建国之初,唐太宗就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治理国政。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唐太宗很注意纳谏。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徵,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贞观二年,一个叫李百药的大臣对唐太宗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盛,也会招致天灾。”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药的建议,下令释放宫女,前后放出三千多人。

  公元626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派人把魏徵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

  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能算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于是,唐太宗又重新下了道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徵了。

  贞观四年,唐太宗准备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部,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它呢?”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把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有什么不好呢?”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直书其事,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

  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制度,即允许谏官、吏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栎(音lì)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表示鼓励。

  公元643年,魏徵去世了,唐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以后他时常怀念魏徵,说:“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公元645年,也就是魏徵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回来的时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徵,十分感叹地说:“假如魏徵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有这番举动的!”

  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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