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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九变篇

  一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沼泽延绵的“圮地”上不可驻扎,在多国交界的“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退上“围地”时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后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池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的部分命令不要遵行。

  “心得”

  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纷乱复杂,因此,孙子提出将帅在用兵之时要“因地”“因情”“因势”,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不要因循守旧。而处在“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等不同战场时,也要采用相应的对策。同时孙子认为任何事都要从全局出发,去分析问题,对于无关大局的局部目标,或未影响全局作战目的者,要坚决“不由”“不击”“不攻”“不争”。总之,慎重而灵活地选择实施方案,才能保证必胜、全胜。

  二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译文”

  将帅如果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地理的优势,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指挥军队如果不知道九变的方法,那么虽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心得”

  “九变”即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根据特定的地形、敌情,采取特定的处理方式。孙子一直非常强调“九变”,他认为任何方针、策略都离不开机变行事、灵活运用,要因势而变,不能墨守成规。只有真正懂得“九变之利者”,才能取得胜利。

  《三国演义》第六十二回描写刘备应刘璋之请,进驻葭萌关,抗拒汉中张鲁入侵,后来因刘备向刘璋借军马钱粮受到刁难,双方翻了脸。是进是退,刘备拿不定主意,问计于庞统。

  庞统回答:“我有三条计策可以让主公选择。现在马上选派精兵昼夜兼程去偷袭成都,这是上计。主公假意说自己回荆州,然后,将前来送行的守关将领杨沛、高沛擒住杀了,夺取葭萌关,攻占涪城,然后再攻打成都,这是中计。撤军退还白帝城,星夜赶回荆州,再慢慢打算,这是下计。若在这里迟疑不决,军队就要遭受重大损失,无计可救了。”

  刘备深思后认为:“上计太仓促了,下计太缓慢了,中计可以实施”。于是依计行事,轻易地夺下了涪水关,然后攻下雒城,取绵竹,直捣成都。庞统多谋,刘备善断,因此取得了最佳效果。且庞、刘是在对当地形势进行详实的分析后才采取了正确的决策,因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译文”

  因此,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大事便可以顺利进行;在困难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那么祸患就可以消除了。

  “心得”

  孙子主张指挥者要从利害的矛盾两方面来分析问题、权衡得失。任何事物都是利与害的统一体,必须充分认识到两者的关系。所谓“杂于利害”,在有利的条件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发掘有利因素,而考虑问题时切忌偏激和片面。指挥者要具有整体意识,认清利害之间的关系,创造并利用利害相互转化的关系,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1962年,苏联导弹运往古巴,美国为了对付古巴、苏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如果对此事不闻不问,则显得美国软弱,有损威信;如果出兵干预,则风险太大,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而如果用舆论工具或谈判方式,可能时间花费长,且成效慢。

  但如果对古巴进行海上的经济封锁,切断其一切贸易通路,在经济上拖垮古巴,既可展示美国的雄风,又能避免武装冲突,还可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于是美国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策略,果然使苏联在五天后撤走了导弹。这就是进行“趋利避害”选择的结果。

  四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译文”

  所以,要用诸侯害怕的事情使其屈服,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役使诸侯,要用小利去使诸侯归附。

  “心得”

  孙子在这里指出根据不同的战略目的,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手段去达到自己最初“屈”以“害”“役”以“业”“趋”以“利”的战略设想。

  吴蜀夷陵之战后,刘备战败病死白帝城。魏主曹丕采用司马懿之计,采取封官许愿、重金收买、割地分利等方法,凑集50万大军攻蜀,调五路大兵来取西川:第一路,曹真起兵取阳平关;第二路,孟达领军犯汉中;第三路,东吴起精兵取峡口入川;第四路,蛮王孟获兴兵犯益州四郡;第五路,番王轲比能起羌兵犯西平关。企图以武力迫使蜀国君臣屈服。

  诸葛亮以马超守西平,羌人爱戴马超,必可不战自退;魏延疑设伏兵,孟获惧险必退;李严致书孟达,孟达必称病不进;赵子龙据险守关拒曹真,必万无一失;吴见四路兵败,必观望不进,再马上与之结盟,联合抗敌,魏军必败。诸葛亮根据五路兵马不同的弱点,对症下药,或诱之以利,或威之以险,加之以害,分化瓦解,轻易地粉碎了50万兵马的进攻。

  五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译文”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寄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充足的力量,使敌人无法进攻。

  “心得”

  孙子在此提出了“有以待”、“有所不可攻”的观点,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或“不攻”上面,而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使敌人无机可乘,而自己无懈可击、有备无患。这是一种积极的备战思想,见地高人一筹。事实证明,平时、战时注重“有备无患”,做到“以虞待不虞”就能取得胜利。

  这种“虞”,关键在于知己知彼,即孙子所谓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未战以前,先充分了解敌情我情,综合双方主要条件,全面地比较、分析、研究,作出正确判断,做好充分准备,这样就一定能打胜仗。知彼而不知己,或知己而不知彼,一旦交战,处于盲目状态,可能自己的弱点恰好为敌所乘,而敌之强点却为己所遇,胜败均毫无把握。

  《淮南子·兵略训》云:“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

  《左传·隐公五年》云:“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又《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有备无败。”都是强调预有准备,料敌计险,先胜而后求战。以有虞之己战不虞之敌,胜敌当为必然。

  六将有五危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所以,当将帅的有五种致命的毛病:只知死拼蛮干,就可能被敌人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敌人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的凌辱之计;廉洁好名,就可能中敌人侮辱的圈套;只顾“爱民”,就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最容易出现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祸害。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大部是由于这五种过失造成的,这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心得”

  孙子列举为将的五种危险倾向:有勇无谋、贪生怕死、急躁易怒、过于自尊自爱、过于爱民如子。这些倾向,在对敌斗争中可能为敌所用、所困、所攻、所杀。

  刘备像就拿爱民如子来说,刘备可谓典范,这让他在关键时刻差点险遭不测,误了大事。刘备失襄樊,奔江陵,百姓大呼:“我等虽死,愿随使君”。简雍劝他速走,刘备不听,与十万军民同行,大小车数千辆,老老少少,一天只行十公里,特别是渡襄江便耽误了许多时间,阻碍了军队的行动。曹操利用刘备军队行动迟缓,一路冲杀,刘军大乱,将帅分离,妻儿离散,死伤无数。糜夫人投井而尽,赵子龙不得不单骑救主,张翼德不得不长阪坡阻敌,有如丧家之犬。刘备爱民不得法,最后以害民、害军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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