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子女作科学观察
没有变化的生活，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纬，一匹一匹的岁月都织出来了，而花色却是一个样子的单调。——达尔文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搜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
1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表姐埃玛结婚。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埃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十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三个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两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一岁。即使是11岁至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
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3岁时死于猩红热。
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尽管近亲结婚是不科学的，但客观地看待达尔文当时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平均年龄达到80岁。
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学有所成。这一客观现象，也许是整个自然界并不多见的特例吧！
在达尔文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他相信，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达尔文的妻子埃玛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
但是，埃玛无法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埃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
达尔文虽然不相信基督教，但他还是坚持和埃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
每到星期天，达尔文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能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
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五分钟。
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
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埃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肺结核也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当时整个医学界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直至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达尔文远航考察回来后，过着一种独立的科学家的生活。能够单独在家里工作，这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仅极少数人有幸得以过这种生活。
达尔文钟爱妻女，但把她们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碗橱和其他存储处的钥匙都锁在抽屉里，达尔文拿着抽屉的钥匙，埃玛每次要开抽屉都得向他要钥匙。
达尔文把婚后的家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他在唐恩庄园的花园中做实验，并尽一切可能观察当地的动物区，连猫和狗也成了他家庭的一部分。
1839年至1856年间，这个家庭中一直有学龄以下的儿童。他们是达尔文自己的孩子，自然也就成为他进行科学观察的最好对象了。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搜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
1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表姐埃玛结婚。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埃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十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三个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两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一岁。即使是11岁至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
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3岁时死于猩红热。
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尽管近亲结婚是不科学的，但客观地看待达尔文当时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平均年龄达到80岁。
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学有所成。这一客观现象，也许是整个自然界并不多见的特例吧！
在达尔文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他相信，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达尔文的妻子埃玛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
但是，埃玛无法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埃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
达尔文虽然不相信基督教，但他还是坚持和埃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
每到星期天，达尔文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能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
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五分钟。
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
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埃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肺结核也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当时整个医学界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直至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达尔文远航考察回来后，过着一种独立的科学家的生活。能够单独在家里工作，这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仅极少数人有幸得以过这种生活。
达尔文钟爱妻女，但把她们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碗橱和其他存储处的钥匙都锁在抽屉里，达尔文拿着抽屉的钥匙，埃玛每次要开抽屉都得向他要钥匙。
达尔文把婚后的家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他在唐恩庄园的花园中做实验，并尽一切可能观察当地的动物区，连猫和狗也成了他家庭的一部分。
1839年至1856年间，这个家庭中一直有学龄以下的儿童。他们是达尔文自己的孩子，自然也就成为他进行科学观察的最好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