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面整理考察资料
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爱好；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达尔文
休假结束以后，达尔文找了很多“大人物”，却没有一点结果：既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也没有得到博物馆的支持。连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在布鲁顿街的动物学会博物馆，都对他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标本不感兴趣。
这种漠视标本的态度，以及他亲眼见到的常常为了一些枝节问题争论不休、相互攻击，而对科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却漠不关心的坏习气，使他有些灰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五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这些珍贵标本竟会遭到这样的冷遇。
“难道我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达尔文自言自语地说，“不，我相信总有‘识货’的人。”
1836年10月底，达尔文把自己的东西和搜集品从“贝格尔”号舰上卸下来运往剑桥大学。
回家不久，达尔文一边写信给汉斯罗，不知汉斯罗是否在剑桥大学，一边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搜集品。但搜集、整理并将搜集品加以分类并不是一件易事。
当时担任伦敦大学教授的他的老朋友格特准备研究某些珊瑚。但是，准备工作一开始特别不完善，汉斯罗就建议按动物的各科在剑桥大学的博物学家中加以分配。达尔文把这当成工作中第一阶段的计划。
1836年12月初，达尔文来到了剑桥大学，在那里过了冬。他先是住在汉斯罗那里，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他必须多待几个月，好在剑桥大学检查完他的地质搜集品。
一天，达尔文怀着崇敬而胆怯的心情，和汉斯罗教授一起去拜访赖尔教授。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巨大贡献使达尔文对他十分崇敬；可是，这样一个很有名望的地质学家会不会给他吃闭门羹呢，他又感到胆怯。
其实，达尔文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和汉斯罗教授来到赖尔家中，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谈话中，赖尔那种爽朗、严谨、果断而又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就把自己的计划和在各地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他，赖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设身处地地替达尔文考虑怎样把计划修改得更实际些。他坦率地对达尔文说：
“对于一个博物学者来说，在英国最合适的地方，除了伦敦大学就是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有您的良师益友，汉斯罗教授在那里会给您必要的帮助。您搬到伦敦来住，我可以帮助您结识一些博物学者。当然，以后的工作还得由您自己去做。”
“非常感谢您，赖尔教授，”达尔文说，“不过，我的资历很浅。”
“资历？很多人用资历装扮自己，就像用斗篷来遮盖赤裸裸的身体一样，”赖尔激动地说，“有些人资历很深，在科学上却一事无成，甚至利用自己的资历吓唬别人；有些人好像缺少足够的资历，甚至什么资历也没有，却能在科学上作出成就和贡献。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就是有利的条件。”
达尔文回答说：“我在学校里只是尝试性地搞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是甲虫、青蛙和一点植物学。这些，汉斯罗教授都很清楚。我学的专业是神学。”
“可是你忽视了它！”汉斯罗教授遗憾地说，“我看你做个安分守己的乡村牧师的可能性已经相当小了。”
“达尔文先生，您应该是‘贝格尔’号舰的毕业生了。”赖尔风趣地说，“我看，这样说更恰当一些。”
“在‘贝格尔’号舰上，如果没有您的《地质学原理》，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工作。”达尔文由衷地向赖尔表示感谢。
“不要这样讲。”赖尔说，“您什么时候能够给地质学会写篇论文？”
“关于智利海岸近期的升高，还有安第斯山脉地质的变化，我都做了些考察。”达尔文认真地回答说，“事实证明，您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珊瑚礁的形成呢？”赖尔问达尔文，“汉斯罗教授对我说，您在这方面有新的看法。”
“那是您的课题，教授。”达尔文抱歉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要闯入您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去瞎说一通。”
“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科学上划分势力范围，搞圈地运动，”赖尔说，“要提倡互相学习，勇于发表新的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我们就应该服从真理。您可以推翻找过去关于珊瑚礁形成的理论，大胆地把论文写出来。”
达尔文跟着汉斯罗教授离开了赖尔的家。达尔文感到在他拜访过的伦敦那些“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赖尔那样友善和仁慈。正像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所说的：
再也没有比赖尔更热心、更和蔼的人了。
达尔文非常尊重赖尔的意见，他先在剑桥大学把标本整理了一下，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号舰航行期内的动物学》，还写了几篇地质学论文。
从此，达尔文和赖尔的交往频繁，赖尔成了达尔文一个“最有力的朋友”。
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达尔文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赖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
赖尔还常常对达尔文的一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
达尔文不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赖尔，就连赖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
他仿照赖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把一天的时间分作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上街去办一些事，回来再继续工作。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来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果然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它和赖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赖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原稿以后，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
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理论。他在给英国天文学家和化学家赫歇耳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达尔文的珊瑚礁形成的新理论，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已经敦促休厄尔去请达尔文在我们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我必须放弃我那个“火山口上升”的理论。
但是最初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因为我用那个理论解释过许多别的地质现象……现在看来，其实同“火山口上升”没有什么关系，达尔文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赖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
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赖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约四十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老一辈科学家赖尔那种令人钦佩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学风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为了感激赖尔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他在给赖尔的信里说：
为了您在地质学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我早就想用一种比仅仅提到您的著作更直接的方式来表示对您的感谢。
达尔文和赖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这期间，达尔文还下了很大工夫整理《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达尔文现在觉得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声望的大学生了，因为现在学校里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
但是，每天晚上仍会过来一些朋友，大家喝酒聊天，其乐无穷，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达尔文研究活动的进程。
1837年3月至9月，达尔文在伦敦的大马尔勃罗大街加工整理自己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
达尔文在日记中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要更容易理解一些。
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6月份他写完日记之后，给自己放了一次假，动身到施鲁斯伯里去。
《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最后再一次重新思考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留给他的印象。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物种起源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
达尔文认为，应该像赖尔那样，论述观点之前先搜集好充分的事实然后再加以证实。
正如他所奉行的那句箴言那样，达尔文广泛地搜集相关事实并与一些有经验的专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月份，达尔文开始着手第一本物种起源方面的著作的写作。
他曾经期望着航行结束后能够回到故乡与父母姐妹生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几个月以来，他只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一个星期与家人团聚了。
休假结束以后，达尔文找了很多“大人物”，却没有一点结果：既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也没有得到博物馆的支持。连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在布鲁顿街的动物学会博物馆，都对他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标本不感兴趣。
这种漠视标本的态度，以及他亲眼见到的常常为了一些枝节问题争论不休、相互攻击，而对科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却漠不关心的坏习气，使他有些灰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五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这些珍贵标本竟会遭到这样的冷遇。
“难道我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达尔文自言自语地说，“不，我相信总有‘识货’的人。”
1836年10月底，达尔文把自己的东西和搜集品从“贝格尔”号舰上卸下来运往剑桥大学。
回家不久，达尔文一边写信给汉斯罗，不知汉斯罗是否在剑桥大学，一边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搜集品。但搜集、整理并将搜集品加以分类并不是一件易事。
当时担任伦敦大学教授的他的老朋友格特准备研究某些珊瑚。但是，准备工作一开始特别不完善，汉斯罗就建议按动物的各科在剑桥大学的博物学家中加以分配。达尔文把这当成工作中第一阶段的计划。
1836年12月初，达尔文来到了剑桥大学，在那里过了冬。他先是住在汉斯罗那里，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他必须多待几个月，好在剑桥大学检查完他的地质搜集品。
一天，达尔文怀着崇敬而胆怯的心情，和汉斯罗教授一起去拜访赖尔教授。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巨大贡献使达尔文对他十分崇敬；可是，这样一个很有名望的地质学家会不会给他吃闭门羹呢，他又感到胆怯。
其实，达尔文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和汉斯罗教授来到赖尔家中，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谈话中，赖尔那种爽朗、严谨、果断而又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就把自己的计划和在各地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他，赖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设身处地地替达尔文考虑怎样把计划修改得更实际些。他坦率地对达尔文说：
“对于一个博物学者来说，在英国最合适的地方，除了伦敦大学就是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有您的良师益友，汉斯罗教授在那里会给您必要的帮助。您搬到伦敦来住，我可以帮助您结识一些博物学者。当然，以后的工作还得由您自己去做。”
“非常感谢您，赖尔教授，”达尔文说，“不过，我的资历很浅。”
“资历？很多人用资历装扮自己，就像用斗篷来遮盖赤裸裸的身体一样，”赖尔激动地说，“有些人资历很深，在科学上却一事无成，甚至利用自己的资历吓唬别人；有些人好像缺少足够的资历，甚至什么资历也没有，却能在科学上作出成就和贡献。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就是有利的条件。”
达尔文回答说：“我在学校里只是尝试性地搞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是甲虫、青蛙和一点植物学。这些，汉斯罗教授都很清楚。我学的专业是神学。”
“可是你忽视了它！”汉斯罗教授遗憾地说，“我看你做个安分守己的乡村牧师的可能性已经相当小了。”
“达尔文先生，您应该是‘贝格尔’号舰的毕业生了。”赖尔风趣地说，“我看，这样说更恰当一些。”
“在‘贝格尔’号舰上，如果没有您的《地质学原理》，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工作。”达尔文由衷地向赖尔表示感谢。
“不要这样讲。”赖尔说，“您什么时候能够给地质学会写篇论文？”
“关于智利海岸近期的升高，还有安第斯山脉地质的变化，我都做了些考察。”达尔文认真地回答说，“事实证明，您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珊瑚礁的形成呢？”赖尔问达尔文，“汉斯罗教授对我说，您在这方面有新的看法。”
“那是您的课题，教授。”达尔文抱歉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要闯入您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去瞎说一通。”
“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科学上划分势力范围，搞圈地运动，”赖尔说，“要提倡互相学习，勇于发表新的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我们就应该服从真理。您可以推翻找过去关于珊瑚礁形成的理论，大胆地把论文写出来。”
达尔文跟着汉斯罗教授离开了赖尔的家。达尔文感到在他拜访过的伦敦那些“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赖尔那样友善和仁慈。正像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所说的：
再也没有比赖尔更热心、更和蔼的人了。
达尔文非常尊重赖尔的意见，他先在剑桥大学把标本整理了一下，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号舰航行期内的动物学》，还写了几篇地质学论文。
从此，达尔文和赖尔的交往频繁，赖尔成了达尔文一个“最有力的朋友”。
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达尔文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赖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
赖尔还常常对达尔文的一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
达尔文不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赖尔，就连赖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
他仿照赖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把一天的时间分作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上街去办一些事，回来再继续工作。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来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果然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它和赖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赖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原稿以后，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
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理论。他在给英国天文学家和化学家赫歇耳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达尔文的珊瑚礁形成的新理论，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已经敦促休厄尔去请达尔文在我们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我必须放弃我那个“火山口上升”的理论。
但是最初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因为我用那个理论解释过许多别的地质现象……现在看来，其实同“火山口上升”没有什么关系，达尔文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赖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
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赖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约四十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老一辈科学家赖尔那种令人钦佩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学风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为了感激赖尔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他在给赖尔的信里说：
为了您在地质学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我早就想用一种比仅仅提到您的著作更直接的方式来表示对您的感谢。
达尔文和赖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这期间，达尔文还下了很大工夫整理《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达尔文现在觉得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声望的大学生了，因为现在学校里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
但是，每天晚上仍会过来一些朋友，大家喝酒聊天，其乐无穷，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达尔文研究活动的进程。
1837年3月至9月，达尔文在伦敦的大马尔勃罗大街加工整理自己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
达尔文在日记中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要更容易理解一些。
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6月份他写完日记之后，给自己放了一次假，动身到施鲁斯伯里去。
《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最后再一次重新思考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留给他的印象。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物种起源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
达尔文认为，应该像赖尔那样，论述观点之前先搜集好充分的事实然后再加以证实。
正如他所奉行的那句箴言那样，达尔文广泛地搜集相关事实并与一些有经验的专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月份，达尔文开始着手第一本物种起源方面的著作的写作。
他曾经期望着航行结束后能够回到故乡与父母姐妹生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几个月以来，他只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一个星期与家人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