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眷恋祖国落叶归根
1893年10月21日，诺贝尔的60寿辰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赞颂庆祝的情况下度过的。一生四海为家的他甚至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家。虽然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和法国的巴黎他拥有3处以上的别墅，但陪伴他的始终只是寂寞与孤独。自从移居圣雷莫之后，诺贝尔更加陷入一种难以解脱的失落和孤独之中。
这位思虑深远的人，由于他的发明性质，曾为社会的福祸造成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同机械的声音战斗起来了，厌恶他所制造的那些响亮的礼赞或者别的骚扰。然而，他的思想明确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更好、更固定的场所，以便他以后的试验发明。
诺贝尔自从9岁随父母离开瑞典移居俄国，此后只是在1863年至1864年回瑞典住过两年。这时虽然他的大哥罗伯特还住在瑞典，但自从他的母亲罗琳娜于1889年去世之后，他本人在瑞典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住所了。
诺贝尔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已快50年了，但他从心底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瑞典人。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祖国之恋，诺贝尔决定踏上他的归国之路。
诺贝尔并没有像别的富翁那样只是简单地购置一处别墅以安享富裕的晚年。1894年，他斥资130万克朗买下位于瑞典韦姆兰省的伯弗尔斯，古尔斯邦股份公司的一家钢铁厂及一家弹药厂。为了扶持伯弗尔斯公司的发展，诺贝尔接着又以购买股票的形式付给该公司250万克朗。
诺贝尔还委托助手索尔曼聘请一大批优秀的瑞典工程师来这个公司工作。伯弗尔斯公司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成为瑞典一家拥有1万余名职工的大企业，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诺贝尔生前为这家公司所奠定的资金基础和技术基础。
诺贝尔居住在伯弗尔斯工厂附近柏格博的一所贵族庄园里。当然，他也在庄园内建造了在各处住所都有的实验室。伯弗尔斯的实验室在1895年建成，比圣雷莫的大得多，在这里进行实验几乎和工厂生产的规模一样。
庄园里除四间实验室和两所厂房外，有制作炸药的厂房和机械室，还有电解实验室、水煤气厂、大蓄电池房，还备有供各种实验用的特别器械等。
在买下伯弗尔斯公司不久，诺贝尔又把韦姆兰省的比尔波路易铁工厂买了下来，主要从事开发高炉、贝塞麦特炉等。
与此同时，他还购买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先例。而水电开发成为现今这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诺贝尔本人也想就此在祖国定居。但是，由于瑞典那种严寒的北欧气候使诺贝尔病弱的身体很难适应，因此，他也就只能在每年夏秋季节返回瑞典居住一段时间，而冬春两季就在圣雷莫度过。
由于诺贝尔自幼体弱，他在20岁那年就去矿泉疗养，在他整个一生中常接受同样的治疗。工作的疲劳和经常旅行自然也伤害了他的身体。死神已经夺走了诺贝尔几个心爱的人的生命，现在心绞痛又威胁着他自己的生命。
189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使他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历史悠久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诺贝尔名誉哲学博士的学位。
诺贝尔一向推崇那些一心专攻难题、毫不考虑其商业价值的科学家。这项荣誉使他深受感动，他仔细思索，为了真理而寻求真理是否仍然行得通。
诺贝尔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就死未免有点可惜，因为我正在考虑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自从大学评议会授予我哲学博士学位以后，我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且开始觉得“实用”这词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已。
但是，自从1893年以后，诺贝尔的病情日趋严重。1894年，他的病况几乎比以前更坏了，风湿性病魔隔几天就来侵袭他心脏的肌肉或那地方的附近。他觉得随时可见死神张开双臂欢迎他。
1896年，诺贝尔在他一生最后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奔波。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因为近年来的几件事办得令他很开心。
第一件事是诺贝尔在1893年从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满意的工程师索尔曼做他的助手。第二件事是诺贝尔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资买下了伯弗尔斯公司，从而使他的报国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三件事则是诺贝尔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同索菲娅的关系。所以，这年夏初，他再次途经巴黎回到圣雷莫时，心情一直都比较舒畅。
1896年8月，诺贝尔的大哥罗伯特不幸死于心脏病，这一噩耗打破了诺贝尔心灵的平静，他在赶回瑞典参加罗伯特的葬礼之后，顺道赴巴黎治病，并在巴黎住了数月。
诺贝尔在逝世前两个月在巴黎发出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来巴黎是为了请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说我的大动脉进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苦干了。这并不是说我得整天闲着不干事。只是要尽可能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第二天他在给他的助手索尔曼的信中说：
我为了心脏病要在巴黎住上几天，一直要等到医生们商定最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开的处方是内服硝化甘油，这好像命运和我开玩笑。他们为避免吓坏药剂师和公众，把它叫特宁克酊。
诺贝尔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96年12月7日写的，收信人是拉古纳·索尔曼，发信地址是他已经逗留近两个星期的圣雷莫。但这封信尚未寄出，在几小时以后他就心脏病猝发，并于1896年12月10日凌晨2时去世。而那封信仍被搁置在办公桌上。
诺贝尔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两个侄儿海尔马·诺贝尔、伊曼纽尔·诺贝尔以及助手索尔曼赶到了意大利圣雷莫。在此之前，他们收到了电报。
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来一份电报。电报上说：
诺贝尔的遗嘱存在银行的金库里，现已打开。银行将邮寄一份遗嘱给你们。
诺贝尔的遗体遵照他的遗嘱，先交医院解剖静脉血管，让医生查明死因。第一次丧礼在圣雷莫别墅举行。他新交的一位朋友、教皇驻巴黎公使馆的一位青年牧师苏德布劳姆来到圣雷莫，并在他灵前致悼词。
苏德布劳姆的悼词中说：
他所受的孤独和磨难是他的命运，是天赐的结果，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位富有而显赫的人，而也有人把他看做一位平常的人。现在他已经死了，让我们不要永存这种错误，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所有和成就带进坟墓。我们也必须抛弃这种尘世的幸福。
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位死去的人，虽然他富有，有亲友的情爱，但他也是贫穷的。他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死去，没有家庭的喜悦，没有妻儿的安慰，这是他的选择或命运。他的天性是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孤独所苦，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仍是热心的、仁爱的。他的生命是高贵的。
遵照诺贝尔的遗嘱，他的骨灰安葬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北方公墓”，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合葬在一起。诺贝尔的墓碑是一座高约3米的灰色尖顶石碑。石碑正面刻有“Nobel”几个金字和诺贝尔的生卒年月，墓碑两侧刻有诺贝尔四位亲人的名字和生卒。墓碑周围是10棵柏树。
碑上没有诺贝尔的肖像，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关于他在人类历史上写下的辉煌！每一个知道诺贝尔的人，站在他的墓前，都会感到这种朴素带给人的心灵震撼。
这位思虑深远的人，由于他的发明性质，曾为社会的福祸造成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同机械的声音战斗起来了，厌恶他所制造的那些响亮的礼赞或者别的骚扰。然而，他的思想明确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更好、更固定的场所，以便他以后的试验发明。
诺贝尔自从9岁随父母离开瑞典移居俄国，此后只是在1863年至1864年回瑞典住过两年。这时虽然他的大哥罗伯特还住在瑞典，但自从他的母亲罗琳娜于1889年去世之后，他本人在瑞典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住所了。
诺贝尔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已快50年了，但他从心底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瑞典人。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祖国之恋，诺贝尔决定踏上他的归国之路。
诺贝尔并没有像别的富翁那样只是简单地购置一处别墅以安享富裕的晚年。1894年，他斥资130万克朗买下位于瑞典韦姆兰省的伯弗尔斯，古尔斯邦股份公司的一家钢铁厂及一家弹药厂。为了扶持伯弗尔斯公司的发展，诺贝尔接着又以购买股票的形式付给该公司250万克朗。
诺贝尔还委托助手索尔曼聘请一大批优秀的瑞典工程师来这个公司工作。伯弗尔斯公司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成为瑞典一家拥有1万余名职工的大企业，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诺贝尔生前为这家公司所奠定的资金基础和技术基础。
诺贝尔居住在伯弗尔斯工厂附近柏格博的一所贵族庄园里。当然，他也在庄园内建造了在各处住所都有的实验室。伯弗尔斯的实验室在1895年建成，比圣雷莫的大得多，在这里进行实验几乎和工厂生产的规模一样。
庄园里除四间实验室和两所厂房外，有制作炸药的厂房和机械室，还有电解实验室、水煤气厂、大蓄电池房，还备有供各种实验用的特别器械等。
在买下伯弗尔斯公司不久，诺贝尔又把韦姆兰省的比尔波路易铁工厂买了下来，主要从事开发高炉、贝塞麦特炉等。
与此同时，他还购买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先例。而水电开发成为现今这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诺贝尔本人也想就此在祖国定居。但是，由于瑞典那种严寒的北欧气候使诺贝尔病弱的身体很难适应，因此，他也就只能在每年夏秋季节返回瑞典居住一段时间，而冬春两季就在圣雷莫度过。
由于诺贝尔自幼体弱，他在20岁那年就去矿泉疗养，在他整个一生中常接受同样的治疗。工作的疲劳和经常旅行自然也伤害了他的身体。死神已经夺走了诺贝尔几个心爱的人的生命，现在心绞痛又威胁着他自己的生命。
189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使他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历史悠久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诺贝尔名誉哲学博士的学位。
诺贝尔一向推崇那些一心专攻难题、毫不考虑其商业价值的科学家。这项荣誉使他深受感动，他仔细思索，为了真理而寻求真理是否仍然行得通。
诺贝尔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就死未免有点可惜，因为我正在考虑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自从大学评议会授予我哲学博士学位以后，我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且开始觉得“实用”这词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已。
但是，自从1893年以后，诺贝尔的病情日趋严重。1894年，他的病况几乎比以前更坏了，风湿性病魔隔几天就来侵袭他心脏的肌肉或那地方的附近。他觉得随时可见死神张开双臂欢迎他。
1896年，诺贝尔在他一生最后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奔波。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因为近年来的几件事办得令他很开心。
第一件事是诺贝尔在1893年从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满意的工程师索尔曼做他的助手。第二件事是诺贝尔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资买下了伯弗尔斯公司，从而使他的报国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三件事则是诺贝尔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同索菲娅的关系。所以，这年夏初，他再次途经巴黎回到圣雷莫时，心情一直都比较舒畅。
1896年8月，诺贝尔的大哥罗伯特不幸死于心脏病，这一噩耗打破了诺贝尔心灵的平静，他在赶回瑞典参加罗伯特的葬礼之后，顺道赴巴黎治病，并在巴黎住了数月。
诺贝尔在逝世前两个月在巴黎发出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来巴黎是为了请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说我的大动脉进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苦干了。这并不是说我得整天闲着不干事。只是要尽可能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第二天他在给他的助手索尔曼的信中说：
我为了心脏病要在巴黎住上几天，一直要等到医生们商定最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开的处方是内服硝化甘油，这好像命运和我开玩笑。他们为避免吓坏药剂师和公众，把它叫特宁克酊。
诺贝尔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96年12月7日写的，收信人是拉古纳·索尔曼，发信地址是他已经逗留近两个星期的圣雷莫。但这封信尚未寄出，在几小时以后他就心脏病猝发，并于1896年12月10日凌晨2时去世。而那封信仍被搁置在办公桌上。
诺贝尔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两个侄儿海尔马·诺贝尔、伊曼纽尔·诺贝尔以及助手索尔曼赶到了意大利圣雷莫。在此之前，他们收到了电报。
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来一份电报。电报上说：
诺贝尔的遗嘱存在银行的金库里，现已打开。银行将邮寄一份遗嘱给你们。
诺贝尔的遗体遵照他的遗嘱，先交医院解剖静脉血管，让医生查明死因。第一次丧礼在圣雷莫别墅举行。他新交的一位朋友、教皇驻巴黎公使馆的一位青年牧师苏德布劳姆来到圣雷莫，并在他灵前致悼词。
苏德布劳姆的悼词中说：
他所受的孤独和磨难是他的命运，是天赐的结果，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位富有而显赫的人，而也有人把他看做一位平常的人。现在他已经死了，让我们不要永存这种错误，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所有和成就带进坟墓。我们也必须抛弃这种尘世的幸福。
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位死去的人，虽然他富有，有亲友的情爱，但他也是贫穷的。他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死去，没有家庭的喜悦，没有妻儿的安慰，这是他的选择或命运。他的天性是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孤独所苦，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仍是热心的、仁爱的。他的生命是高贵的。
遵照诺贝尔的遗嘱，他的骨灰安葬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北方公墓”，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合葬在一起。诺贝尔的墓碑是一座高约3米的灰色尖顶石碑。石碑正面刻有“Nobel”几个金字和诺贝尔的生卒年月，墓碑两侧刻有诺贝尔四位亲人的名字和生卒。墓碑周围是10棵柏树。
碑上没有诺贝尔的肖像，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关于他在人类历史上写下的辉煌！每一个知道诺贝尔的人，站在他的墓前，都会感到这种朴素带给人的心灵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