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是一位比较谦虚的人,他偶尔会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很少在现场,并且对那些社会活动感到反感。
诺贝尔举行过一些大型晚宴,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朋友,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
还有从伦敦来的亨利·德尔默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迈克罗伯托和仑特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德福·奥夫斯拉特在内的一些人,来感受这位单身汉家庭中所充满着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管缺少一位女主人。
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
诺贝尔在其一生中,对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定,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或赌钱。而且乐器也都不会玩,跳舞更不用说了。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
然而,他却是很细心的人,体谅人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非常热情,并且还会为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会为他们寄去一份漂亮的礼物和一封关切的信件,尤其是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更能体现他的这种品质。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完全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他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会用到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因为这样更能打动听众的心,更能使他们欢呼雀跃。
但是他也有着特别的一面,当遭遇不测和疾病折磨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会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会出现反复无常、坐立不安等不良反应。他有时感到非常渺茫,无家可归,然后消失几天或几周,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里。
诺贝尔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弗仑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立刻去执行。只有通过紧张的工作才能让自己的疼痛和忧虑去除掉。这些工作包括实验、写信,或是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写实验日记。
诺贝尔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尽管整天都忙于工作,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但他仍然摆脱不了那种孤寂感。也许这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摩擦时,诺贝尔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很大的损害。
诺贝尔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令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
从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时,他就会变得异常凶狠。他经常被那些无聊至极的乞求信件折磨。他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来写的。
诺贝尔对这些要求则表现得非常冷淡,不予接受。但是,像他那样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产生兴趣时,他就会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人。
不过有一点,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则记忆深刻。他曾写道:“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无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一生简朴,但在对待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则表现出热情、乐于助人的一面。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
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地去帮助别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予神的证书。
诺贝尔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带有他自己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坦白的话,并且会以生动的言语来摆脱孤独感的困扰。
在诺贝尔所有的书信里,体现了两点:他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偏见,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对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毫不避讳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诺贝尔带着雄心勃勃的理想,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到最好,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还是行得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激烈地争吵之后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从复信中发现,诺贝尔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往往是比较有价值的,但有时却显得非常的渺小。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计划问题,如在研究或金钱给予帮助这一方面,他们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在某些时候,诺贝尔也会走极端,对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会用热情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讥讽和嘲笑的语调来恶意地加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却很少见到。
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言辞,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薄的评论。
在诺贝尔的生活中,若是有人向他借钱,他都会慷慨给予;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非常厌恶。这位富翁可能会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像我一样遵守这条规矩。”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贷款者,他的处境很好,但却经常向诺贝尔索要恩惠,更是拖延还账,于是,他收到了下面一封信: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
果然,从账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为1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