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在家里或是外出旅行时读的东西都非常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对世界政治状况十分清楚。
诺贝尔把那些强权政治看做是心口不一和阴险狡诈,时时刻刻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同那些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影响着他的国际活动。
诺贝尔对这些恨之入骨,以致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小说中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批评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迂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性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涉足比较深远。
诺贝尔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始终如一的,而且是针对所有的人。
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是却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马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是受到了俄国流行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才使得他反对沙皇的专制政治。
然而,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太多的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带有任何同情心,反而认为正确的政府就要拥有那些权力。
诺贝尔在晚年时期认为,“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评价是:
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
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泥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诺贝尔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现出极大的尊重。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政府机构进行谈话和发生争执。由于他对政府的不满,且持有批评态度,因此,他也可能对国家事务表示赞赏。
诺贝尔大力主张私人财产不应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他说:“它们若是帮助了懒惰,会因此而助长那些懒惰者,会损伤人类的精神,从而带来更多的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
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知疲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迫切需要。不管是在年轻时代,还是在成年时代,就是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都是自由轻松的,没有一刻成为别人的包袱。
诺贝尔做任何事都目的明确,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的精神来完成。他是一个“最不摆架子的大富翁”。
在1947年出版的一本广泛传记中,诺贝尔曾被称为“使用炸药的歹徒、作恶分子和军火商”,说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力量的典型”。他可能发现并且从事过致命的东西,但是这些事实都是在他死后出现的,他的某些发明慢慢成为军工企业的必需品。
但是,在诺贝尔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动、文字和目的中,却没有任何的自私自利,也没有残酷无情的做事态度,更不会从死尸身上掠取金钱。
不巧的是,那些花言巧语在那些不善于动脑筋者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而那些正确但却没有影响力的论断却早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