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遗嘱带来的风暴
托尔斯泰在随后的几年里，不仅完成了许多创作，还为农民创办学校，这是他最后一次办学了。这时他已经80岁高龄了。
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尊敬，当然，也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越发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他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
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且若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1893年11月5日，索菲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这个魔鬼便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成就不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
索菲娅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萨莎也争夺过去了。索菲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托尔斯泰的遗嘱，终于酿成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记中表达过由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妻子索菲娅以为他会让自己参与其中。可是让索菲娅意想不到的是，丈夫托尔斯泰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排除在外。遗嘱中只是很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
索菲娅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来做客。杰尼先科是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
于是，索菲娅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契尔特柯夫，让子孙挨饿！”索菲娅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只有契尔特柯夫才是他的继承人，只有他才能让自己的“数十年的心血”发扬光大。
这让索菲娅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要是这样的话，她以后和孩子们的生活都会因为没有托尔斯泰的支持而变得穷困潦倒。
这时候，家庭中精神上的紧张气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托尔斯泰被妻子搅扰得日夜不得安宁。托尔斯泰夫人的所作所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丝毫没有作用，那只会让丈夫托尔斯泰更加讨厌她。她实际上是在扯断她跟丈夫联系的最后一根线，她这样的日夜不停地搅闹只是会加速丈夫的死亡。
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妻子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
契尔特柯夫没来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看到契尔特柯夫每次来都要引起索菲娅的大吵大闹，干脆不让他来。这样自己还能轻松一些。
托尔斯泰8月2日给契尔特柯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
然而，有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写了一份新的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个人。没过多久，托尔斯泰便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3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这时他依然像他信奉的上帝那样充满仁爱之心。
索菲娅已被遗嘱的事情搞得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她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托尔斯泰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契尔特柯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托尔斯泰希望妻子能因为这样的话而变得稍微安静一些。
后来，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他们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索菲娅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与夫人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索菲娅。而索菲娅则坚决声称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随后几天，他们都在向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没有得到好的转变，依然是老样子，但只是暂时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这时比留科夫来家里做客，托尔斯泰就跟他谈了遗嘱的事。比留科夫说道：“应把全家人都叫来，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也认识到不该秘密立遗嘱。因为秘密立下遗嘱，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事实。他没有和家人商量就作出了立遗嘱的决定，这样会加深他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可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此时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紧张得不得了了。就连妻子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这让他的病更加严重了。
作家柯罗连科来探望病入膏肓的托尔斯泰，他的到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很快暂时的平静又被打破了。他的妻子又开始为遗嘱的事情大吵大闹起来。
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尊敬，当然，也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越发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他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
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且若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1893年11月5日，索菲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这个魔鬼便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成就不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
索菲娅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萨莎也争夺过去了。索菲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托尔斯泰的遗嘱，终于酿成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记中表达过由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妻子索菲娅以为他会让自己参与其中。可是让索菲娅意想不到的是，丈夫托尔斯泰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排除在外。遗嘱中只是很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
索菲娅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来做客。杰尼先科是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
于是，索菲娅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契尔特柯夫，让子孙挨饿！”索菲娅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只有契尔特柯夫才是他的继承人，只有他才能让自己的“数十年的心血”发扬光大。
这让索菲娅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要是这样的话，她以后和孩子们的生活都会因为没有托尔斯泰的支持而变得穷困潦倒。
这时候，家庭中精神上的紧张气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托尔斯泰被妻子搅扰得日夜不得安宁。托尔斯泰夫人的所作所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丝毫没有作用，那只会让丈夫托尔斯泰更加讨厌她。她实际上是在扯断她跟丈夫联系的最后一根线，她这样的日夜不停地搅闹只是会加速丈夫的死亡。
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妻子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
契尔特柯夫没来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看到契尔特柯夫每次来都要引起索菲娅的大吵大闹，干脆不让他来。这样自己还能轻松一些。
托尔斯泰8月2日给契尔特柯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
然而，有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写了一份新的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个人。没过多久，托尔斯泰便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3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这时他依然像他信奉的上帝那样充满仁爱之心。
索菲娅已被遗嘱的事情搞得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她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托尔斯泰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契尔特柯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托尔斯泰希望妻子能因为这样的话而变得稍微安静一些。
后来，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他们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索菲娅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与夫人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索菲娅。而索菲娅则坚决声称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随后几天，他们都在向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没有得到好的转变，依然是老样子，但只是暂时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这时比留科夫来家里做客，托尔斯泰就跟他谈了遗嘱的事。比留科夫说道：“应把全家人都叫来，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也认识到不该秘密立遗嘱。因为秘密立下遗嘱，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事实。他没有和家人商量就作出了立遗嘱的决定，这样会加深他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可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此时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紧张得不得了了。就连妻子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这让他的病更加严重了。
作家柯罗连科来探望病入膏肓的托尔斯泰，他的到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很快暂时的平静又被打破了。他的妻子又开始为遗嘱的事情大吵大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