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被教会革除教门
在富有、权力、荣誉和独占的爱当中去探求幸福，不但不会得到幸福，而且还一定会失去幸福。——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基督教的思想套牢，从而失去更多的自由，他的思想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这让他的妻子及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感到不安。
“我们家里今年常常发生口角，”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1881年4月22日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曾经想离开这个家。这大概是由于我们开始过基督教生活的缘故。我觉得，以前不信基督教倒是好得多。”
只有托尔斯泰的挚友尼·尼·斯特拉霍夫一人仔细观察他的心情，懂得他内心的活动是多么紧张尖锐，这种活动别人是不可能有的，而有时甚至还不愿意见到。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说道：
我感到，我的立足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个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死，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理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猜到真理是什么了。活着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着，活着，走啊走啊，结果走到深渊前面，我清楚地看到前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死亡。
他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他停止带枪打猎了，害怕“受到诱惑而用过于简单的方法摆脱生活”。他有时望着那块把他的卧室同书房隔开的壁板，考虑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体的重量，于是他就把绳子藏得远远的，免得在书橱之间的一根横木上吊死，因为每晚他都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完全不像尘世间人，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根本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妻子儿女都感到诧异。
他在写《忏悔录》。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写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论文，并且大量阅读和思考，弄得头昏脑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不合乎福音书的教义。”
1879年夏，托尔斯泰到基辅去了。基辅非常吸引他。6月14日，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从早晨直到下午3时，我跑来跑去看大教堂、山洞，拜访修士，对此行十分不满。不值得。7时我又到大修道院去了，去看苦行修士安东尼，也没有得到多大教益。”
12月，他访问了图拉的大主教尼坎德尔，向尼坎德尔提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和出家当修士的意愿。尼坎德尔大概觉得托尔斯泰情绪不稳，便劝他先等一等。
12月20日他的小儿子米沙降生。
这时，托尔斯泰已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相当美满的。年轻貌美的爱妻，活泼健康的儿女，荣誉，财富，他自己也健康强壮，可以说应有尽有，还要什么呢？他才52岁，还能写出美好的艺术作品来，他为什么不写，而去写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宗教论文？为什么他那深陷进去的灰色眼睛现在很少闪烁出热情、温存和欢乐的光芒？为什么他那隐藏在浓密胡须下面的嘴唇这么难得露出微笑？他的夫人在照管孩子之余，看着又亲近又陌生的丈夫，心里充满了疑虑。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因事去圣彼得堡，照例同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见面。他告诉堂姑说自己离开了东正教，说东正教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
后来在给堂姑的一封信里说：“信仰的只能是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信仰我们觉得是欺骗的东西——则不可能。”
最后，他在信的结尾部分说道：
终生时时刻刻想着上帝，想着灵魂，热爱世人，把这置于动物生活之上。这非常简单，并不需要玩弄任何戏法，如同铁匠必须打铁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真理是如此平凡，再没有比它更平凡的了，同时它对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的幸福又是如此重要和伟大，再没有比它更重要和更伟大的了。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什么都不“信奉”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我当时甚至一开始研究就完全相信教会是绝对正确的，就只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已经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了，开始呼吁神学家的帮助。
托尔斯泰说：“神职人士说，人要有信仰；但是我必须通过头脑领悟我将要信奉的东西。”
他在抛弃自己出生、养育和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的信仰时，必须用自己的信仰去代替，用某种给予他生活指南的东西去代替，于是他开始钻研《福音书》。但在这里，尽管他完全接受耶稣的学说作为生活的绝对指南，但他不能对《福音书》中描写的超自然的神迹作出解释。他还遇到了耶稣学说同东正教教会阐述之间的矛盾。耶稣说：“不要杀死任何人。”而教会却为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祈祷胜利。
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并翻译《福音书》。他完全沉浸在宗教思想和宗教著作中，他那么专心致志，以致屠格涅夫来请他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他都不肯去。
日后，托尔斯泰曾写了许多关于宗教的书。例如：《我的宗教——我的信仰何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宗教与道德》、《宗教为何？》、《理性与宗教》、《天堂就在你的心中》、《对神的察考》等。
托尔斯泰在著作中，曾记下了他对教会的不满，这种毫不客气的坦白叙述，却意外地遭到基督教教徒们的反对。
这些教徒们在神圣宗教院的会议中，向托尔斯泰宣告：“你对基督教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将你开除，在你死后，也不可能得到本教的葬礼祝福。”
但是也有大多数人赞成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那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们。基辅大学的学生抬着“托尔斯泰万岁！”的牌子，在街上游行。几天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鼓励他、赞美他，要他坚强起来，绝不要向教会低头。
一个工厂的工人，在透明的玻璃上写着：“我们深爱着托尔斯泰。革命的先驱者早已被处以火刑或被关进监牢，甚至被放逐；现在您也被教会宣告开除教籍，但是请您不要过多考虑虚伪的学者和教徒们所做的蠢事，因为您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永远是我们值得怀念、敬重的导师。”
托尔斯泰也对教会宣布说：
我认为自称为东正教的教会之所以会开除我，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不是因为反抗神而被开除的，主要是由于我对神的贡献太多所致。今天教会的教义是可耻的、虚伪的，而今天的教徒则更是愚蠢之极，他们只会用迷信和魔法来欺骗善良的百姓，从而忽视基督的真东正教义。他们甚至不理会基督的话——“你们不能被称赞为教师、长者、导师”。
1901年2月22日，俄国主教公会正式公布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
主教公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用意本来是要贬低托尔斯泰，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行动竟然引起了群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望。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主教会始料不及的。
2月24日，各大报纸媒体都刊登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报道。支持托尔斯泰的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和广场，抗议政府对托尔斯泰的迫害。他们在声讨政府的丑恶行径，他们都站到了支持托尔斯泰的这一边。
这一天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到街上散步。在卢比扬斯卡亚广场被群众认出来围住，群情激昂，欢呼声此起彼伏……幸好骑马的宪兵过来，托尔斯泰才得以脱身。
当时到处都在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一事发动了反对沙皇政府的运动。沙皇政府对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托尔斯泰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又谴责革命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他在日记中写道：
关心人民及其幸福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完全不恰当地过分看重了学生的骚动。这本来是压迫者之间，已成为压迫者的人与正在想成为压迫者的人之间的纷争。
3月4日，圣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了规模壮阔的示威游行。托尔斯泰家里也骚动起来。全家同仇敌忾，都被革除教籍一事激怒了。
托尔斯泰夫人情绪激昂，一会儿同丈夫谈，一会儿同来访者谈。她给主教公会写了一封信，抗议主教公会这一决定。这封信，国外许多报刊都刊登了。
革除托尔斯泰教籍引起的风潮在继续发展。
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的信，恳求沙皇减轻对俄国人民的镇压，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对主教公会的革除教籍的决定作出答复。3月24日，他起草了答复的初稿。他在这份答复里说：
我相信上帝。我把他当做精神、爱和万物的起源。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也在上帝的心中。我也相信：上帝的意志再没有比在基督这个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我认为，把基督当做上帝并向他祈祷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
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相爱；这样，人们就会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是像《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全部教义和预言之所在。
开始的时候，我爱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甚于自己的安宁，然后我爱基督甚于自己的教会，而现在我爱真理甚于世上的一切。
托尔斯泰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并收到许多信，大多数是表示敬意的，也有少数是谩骂的。
这次风潮大大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健康，削弱了他的心脏功能。他因此变得瘦多了，脸色也变得更加衰老起来。托尔斯泰还常常生病。他备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虽然托尔斯泰被教会开除了，但是托尔斯泰依然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要光明正大地向自己的理想和自己追求的信仰前进，请求他所信仰的神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在他看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托尔斯泰曾向杜赫宝教派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也曾向日本及俄国宣扬反战思想，这些都体现了他行神道的责任。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基督教的思想套牢，从而失去更多的自由，他的思想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这让他的妻子及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感到不安。
“我们家里今年常常发生口角，”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1881年4月22日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曾经想离开这个家。这大概是由于我们开始过基督教生活的缘故。我觉得，以前不信基督教倒是好得多。”
只有托尔斯泰的挚友尼·尼·斯特拉霍夫一人仔细观察他的心情，懂得他内心的活动是多么紧张尖锐，这种活动别人是不可能有的，而有时甚至还不愿意见到。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说道：
我感到，我的立足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个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死，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理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猜到真理是什么了。活着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着，活着，走啊走啊，结果走到深渊前面，我清楚地看到前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死亡。
他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他停止带枪打猎了，害怕“受到诱惑而用过于简单的方法摆脱生活”。他有时望着那块把他的卧室同书房隔开的壁板，考虑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体的重量，于是他就把绳子藏得远远的，免得在书橱之间的一根横木上吊死，因为每晚他都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完全不像尘世间人，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根本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妻子儿女都感到诧异。
他在写《忏悔录》。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写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论文，并且大量阅读和思考，弄得头昏脑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不合乎福音书的教义。”
1879年夏，托尔斯泰到基辅去了。基辅非常吸引他。6月14日，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从早晨直到下午3时，我跑来跑去看大教堂、山洞，拜访修士，对此行十分不满。不值得。7时我又到大修道院去了，去看苦行修士安东尼，也没有得到多大教益。”
12月，他访问了图拉的大主教尼坎德尔，向尼坎德尔提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和出家当修士的意愿。尼坎德尔大概觉得托尔斯泰情绪不稳，便劝他先等一等。
12月20日他的小儿子米沙降生。
这时，托尔斯泰已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相当美满的。年轻貌美的爱妻，活泼健康的儿女，荣誉，财富，他自己也健康强壮，可以说应有尽有，还要什么呢？他才52岁，还能写出美好的艺术作品来，他为什么不写，而去写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宗教论文？为什么他那深陷进去的灰色眼睛现在很少闪烁出热情、温存和欢乐的光芒？为什么他那隐藏在浓密胡须下面的嘴唇这么难得露出微笑？他的夫人在照管孩子之余，看着又亲近又陌生的丈夫，心里充满了疑虑。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因事去圣彼得堡，照例同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见面。他告诉堂姑说自己离开了东正教，说东正教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
后来在给堂姑的一封信里说：“信仰的只能是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信仰我们觉得是欺骗的东西——则不可能。”
最后，他在信的结尾部分说道：
终生时时刻刻想着上帝，想着灵魂，热爱世人，把这置于动物生活之上。这非常简单，并不需要玩弄任何戏法，如同铁匠必须打铁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真理是如此平凡，再没有比它更平凡的了，同时它对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的幸福又是如此重要和伟大，再没有比它更重要和更伟大的了。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什么都不“信奉”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我当时甚至一开始研究就完全相信教会是绝对正确的，就只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已经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了，开始呼吁神学家的帮助。
托尔斯泰说：“神职人士说，人要有信仰；但是我必须通过头脑领悟我将要信奉的东西。”
他在抛弃自己出生、养育和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的信仰时，必须用自己的信仰去代替，用某种给予他生活指南的东西去代替，于是他开始钻研《福音书》。但在这里，尽管他完全接受耶稣的学说作为生活的绝对指南，但他不能对《福音书》中描写的超自然的神迹作出解释。他还遇到了耶稣学说同东正教教会阐述之间的矛盾。耶稣说：“不要杀死任何人。”而教会却为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祈祷胜利。
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并翻译《福音书》。他完全沉浸在宗教思想和宗教著作中，他那么专心致志，以致屠格涅夫来请他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他都不肯去。
日后，托尔斯泰曾写了许多关于宗教的书。例如：《我的宗教——我的信仰何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宗教与道德》、《宗教为何？》、《理性与宗教》、《天堂就在你的心中》、《对神的察考》等。
托尔斯泰在著作中，曾记下了他对教会的不满，这种毫不客气的坦白叙述，却意外地遭到基督教教徒们的反对。
这些教徒们在神圣宗教院的会议中，向托尔斯泰宣告：“你对基督教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将你开除，在你死后，也不可能得到本教的葬礼祝福。”
但是也有大多数人赞成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那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们。基辅大学的学生抬着“托尔斯泰万岁！”的牌子，在街上游行。几天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鼓励他、赞美他，要他坚强起来，绝不要向教会低头。
一个工厂的工人，在透明的玻璃上写着：“我们深爱着托尔斯泰。革命的先驱者早已被处以火刑或被关进监牢，甚至被放逐；现在您也被教会宣告开除教籍，但是请您不要过多考虑虚伪的学者和教徒们所做的蠢事，因为您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永远是我们值得怀念、敬重的导师。”
托尔斯泰也对教会宣布说：
我认为自称为东正教的教会之所以会开除我，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不是因为反抗神而被开除的，主要是由于我对神的贡献太多所致。今天教会的教义是可耻的、虚伪的，而今天的教徒则更是愚蠢之极，他们只会用迷信和魔法来欺骗善良的百姓，从而忽视基督的真东正教义。他们甚至不理会基督的话——“你们不能被称赞为教师、长者、导师”。
1901年2月22日，俄国主教公会正式公布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
主教公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用意本来是要贬低托尔斯泰，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行动竟然引起了群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望。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主教会始料不及的。
2月24日，各大报纸媒体都刊登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报道。支持托尔斯泰的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和广场，抗议政府对托尔斯泰的迫害。他们在声讨政府的丑恶行径，他们都站到了支持托尔斯泰的这一边。
这一天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到街上散步。在卢比扬斯卡亚广场被群众认出来围住，群情激昂，欢呼声此起彼伏……幸好骑马的宪兵过来，托尔斯泰才得以脱身。
当时到处都在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一事发动了反对沙皇政府的运动。沙皇政府对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托尔斯泰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又谴责革命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他在日记中写道：
关心人民及其幸福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完全不恰当地过分看重了学生的骚动。这本来是压迫者之间，已成为压迫者的人与正在想成为压迫者的人之间的纷争。
3月4日，圣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了规模壮阔的示威游行。托尔斯泰家里也骚动起来。全家同仇敌忾，都被革除教籍一事激怒了。
托尔斯泰夫人情绪激昂，一会儿同丈夫谈，一会儿同来访者谈。她给主教公会写了一封信，抗议主教公会这一决定。这封信，国外许多报刊都刊登了。
革除托尔斯泰教籍引起的风潮在继续发展。
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的信，恳求沙皇减轻对俄国人民的镇压，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对主教公会的革除教籍的决定作出答复。3月24日，他起草了答复的初稿。他在这份答复里说：
我相信上帝。我把他当做精神、爱和万物的起源。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也在上帝的心中。我也相信：上帝的意志再没有比在基督这个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我认为，把基督当做上帝并向他祈祷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
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相爱；这样，人们就会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是像《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全部教义和预言之所在。
开始的时候，我爱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甚于自己的安宁，然后我爱基督甚于自己的教会，而现在我爱真理甚于世上的一切。
托尔斯泰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并收到许多信，大多数是表示敬意的，也有少数是谩骂的。
这次风潮大大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健康，削弱了他的心脏功能。他因此变得瘦多了，脸色也变得更加衰老起来。托尔斯泰还常常生病。他备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虽然托尔斯泰被教会开除了，但是托尔斯泰依然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要光明正大地向自己的理想和自己追求的信仰前进，请求他所信仰的神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在他看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托尔斯泰曾向杜赫宝教派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也曾向日本及俄国宣扬反战思想，这些都体现了他行神道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