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把稿费捐给教徒
世界观的“激变”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他甚至走到了否定艺术的地步。作出了舍弃文学的惊人决定。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屠格涅夫临终前在给他的遗书上写道：“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答应我的请求吧！”
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遗。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察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也正是这个案件在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中留下了某种痕迹。
柯尼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彼得堡地区法院的检察官。有一次他那里来了一个年轻人，“脸色苍白而富于表情，闪烁的目光流露出内心的忧虑。他的衣着和风度表现出他是习惯于上层社会交际的人”。他十分激动地抱怨检察官的同事拒绝把他的信转交给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女犯人，拒绝的理由是“信事先未经检察官审阅”。
在与年轻人交谈时，柯尼了解到，喀秋莎是一个因为从一个喝醉的“客人”那里偷窃了100卢布而被逮捕的妓女。柯尼了解了她生活的经历。看来第一个使喀秋莎“失节”的就是来找柯尼的这个年轻人。审判时“他才发现，这个被指控为偷窃的不幸的妓女就是自己曾经强暴过的喀秋莎时”，于是决定同她结婚。然而喀秋莎患了斑疹伤寒，并且在监狱的医院里死去了，她的未婚夫从此便不知去向。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柯尼才“在俄罗斯内地省份的一个副省长的任命书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在叙述这个悲惨经历时，柯尼写道：“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道德规范的启示，是‘上帝洞察实情，只是不早言明’这句格言的崇高正义性的体现。”
托尔斯泰要求柯尼把他要讲的这个故事叙述得像生活里发生的实事一样，或者按照托尔斯泰爱用的术语，像“生活的一个侧面”。
他显然非常担心，像柯尼这样热衷于说教的检察官是不太会讲故事的。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喜欢说教，可是文学创作就最怕这一点。一旦文章写成了说教式的东西，其说教本身就会使故事本身受到损害，读到故事的人也不会觉得这个故事会怎么样有意义了。
柯尼答应了托尔斯泰的要求，决定给媒介出版社写。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托尔斯泰知道柯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他要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柯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
托尔斯泰此时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衣衫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戴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几度出现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的情况，但是他及时给作品作了调整。在千锤百炼之下，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1899年末，《复活》在《原野》杂志上全文刊登完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也在契尔特柯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办的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
《复活》发表时，柯尼这才看到，他讲过的故事在小说中只留下了“某种痕迹”，完全没有占有像这部小说的研究者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位置。
还有一点就是托尔斯泰为帮助移民，开始为他们筹措旅费，并同时写小说。这是促进托尔斯泰完成《复活》的原动力。
《复活》的思想艺术构思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途径，吸收了不少的素材。小说情节的发展，不是来自一粒，而是来自许多粒“种子”。“柯尼的”情节只是其中的一粒。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
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这些消极的缺乏斗争的观点似乎和基督教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易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这部作品在发表前，曾经接受政府审查官员的检查，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对，又说哪处写得不妥当，最后将很多地方删减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一章全部都被删去。托尔斯泰真是气极了，可是政府官员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辩驳的。
由于遭到太多的删改，文辞语气已无法连贯，所以不得不重新改写，以至于这部小说越写越长。当初原来预定的稿费为12000卢布，现在因篇幅增加了，不得不提高到23500卢布。所幸这部作品终于获得全世界的好评。这是托尔斯泰花了11年的心血才最终完成的一部鸿篇巨著。这部小说的问世，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很多作家学者都给这部小说极高的评价！
罗曼·罗兰评论道：“透过这部作品，能够见到托尔斯泰闪耀的眼睛；他那双灰色而锐利的眼睛，能够立刻穿入人的心，并已能找到人性的精神所在。”
在《复活》的创作过程中，拟定创作提纲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直接和晚年托尔斯泰对艺术任务所持的新观点紧密相连的。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稿费，全都捐赠给了教徒们。在继续写这部小说时，他不断呼吁各界踊跃捐助。没过多久，教徒移居的费用与预定的金额相差无几了。这些教徒们流着眼泪和这些好心人士道别后，移居到加拿大去了。
这部作品完成后的几年，俄国与日本的战争爆发了。这场轰动世界的战争给托尔斯泰带来的又将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在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上，他又向新的目标迈进。
§§第四章 晚年生活
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遗。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察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也正是这个案件在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中留下了某种痕迹。
柯尼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彼得堡地区法院的检察官。有一次他那里来了一个年轻人，“脸色苍白而富于表情，闪烁的目光流露出内心的忧虑。他的衣着和风度表现出他是习惯于上层社会交际的人”。他十分激动地抱怨检察官的同事拒绝把他的信转交给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女犯人，拒绝的理由是“信事先未经检察官审阅”。
在与年轻人交谈时，柯尼了解到，喀秋莎是一个因为从一个喝醉的“客人”那里偷窃了100卢布而被逮捕的妓女。柯尼了解了她生活的经历。看来第一个使喀秋莎“失节”的就是来找柯尼的这个年轻人。审判时“他才发现，这个被指控为偷窃的不幸的妓女就是自己曾经强暴过的喀秋莎时”，于是决定同她结婚。然而喀秋莎患了斑疹伤寒，并且在监狱的医院里死去了，她的未婚夫从此便不知去向。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柯尼才“在俄罗斯内地省份的一个副省长的任命书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在叙述这个悲惨经历时，柯尼写道：“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道德规范的启示，是‘上帝洞察实情，只是不早言明’这句格言的崇高正义性的体现。”
托尔斯泰要求柯尼把他要讲的这个故事叙述得像生活里发生的实事一样，或者按照托尔斯泰爱用的术语，像“生活的一个侧面”。
他显然非常担心，像柯尼这样热衷于说教的检察官是不太会讲故事的。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喜欢说教，可是文学创作就最怕这一点。一旦文章写成了说教式的东西，其说教本身就会使故事本身受到损害，读到故事的人也不会觉得这个故事会怎么样有意义了。
柯尼答应了托尔斯泰的要求，决定给媒介出版社写。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托尔斯泰知道柯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他要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柯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
托尔斯泰此时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衣衫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戴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几度出现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的情况，但是他及时给作品作了调整。在千锤百炼之下，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1899年末，《复活》在《原野》杂志上全文刊登完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也在契尔特柯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办的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
《复活》发表时，柯尼这才看到，他讲过的故事在小说中只留下了“某种痕迹”，完全没有占有像这部小说的研究者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位置。
还有一点就是托尔斯泰为帮助移民，开始为他们筹措旅费，并同时写小说。这是促进托尔斯泰完成《复活》的原动力。
《复活》的思想艺术构思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途径，吸收了不少的素材。小说情节的发展，不是来自一粒，而是来自许多粒“种子”。“柯尼的”情节只是其中的一粒。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
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这些消极的缺乏斗争的观点似乎和基督教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易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这部作品在发表前，曾经接受政府审查官员的检查，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对，又说哪处写得不妥当，最后将很多地方删减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一章全部都被删去。托尔斯泰真是气极了，可是政府官员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辩驳的。
由于遭到太多的删改，文辞语气已无法连贯，所以不得不重新改写，以至于这部小说越写越长。当初原来预定的稿费为12000卢布，现在因篇幅增加了，不得不提高到23500卢布。所幸这部作品终于获得全世界的好评。这是托尔斯泰花了11年的心血才最终完成的一部鸿篇巨著。这部小说的问世，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很多作家学者都给这部小说极高的评价！
罗曼·罗兰评论道：“透过这部作品，能够见到托尔斯泰闪耀的眼睛；他那双灰色而锐利的眼睛，能够立刻穿入人的心，并已能找到人性的精神所在。”
在《复活》的创作过程中，拟定创作提纲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直接和晚年托尔斯泰对艺术任务所持的新观点紧密相连的。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稿费，全都捐赠给了教徒们。在继续写这部小说时，他不断呼吁各界踊跃捐助。没过多久，教徒移居的费用与预定的金额相差无几了。这些教徒们流着眼泪和这些好心人士道别后，移居到加拿大去了。
这部作品完成后的几年，俄国与日本的战争爆发了。这场轰动世界的战争给托尔斯泰带来的又将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在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上，他又向新的目标迈进。
§§第四章 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