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抛弃贵族生活
1881年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上学，托尔斯泰举家移迁莫斯科。
城市生活对于托尔斯泰是莫大的痛苦。他从来不在城市久留。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高加索壮丽的群山和咆哮的河流的环境里，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田野上和森林里，或者在萨马拉自由自在的辽阔草原上，他才能尽情呼吸，心情振奋，有一股高尚的精神力量使他超脱尘世生活，心灵与上帝融合。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他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这一切使他极为震惊。
托尔斯泰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啕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时，托尔斯泰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因此他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如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托尔斯泰在10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决定从这局促闭塞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光明。他与特维尔省的农民瓦西里·休塔耶夫结识，就是一线光明。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省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
休塔耶夫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
休塔耶夫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销，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等，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休塔耶夫。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
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于是，托尔斯泰生活方式上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
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
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越演越烈，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萨莎。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又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
1890年和1891年是托尔斯泰和妻子关系特别紧张的年代。1890年冬天，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几个农民砍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棵树并把它们从林子里运走了，这件事震动了托尔斯泰。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地感到他的信念和事实本来面目之间的矛盾。由于要维护他所反对的私有财产，那几个农民定要受审并且被捕入狱，而他们砍几棵树，很可能，不过因为穷困所逼……
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6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至早晨5时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里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评估后，分成9份，分给妻子儿女。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里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1886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1891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正常生活。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10至14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叛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至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
城市生活对于托尔斯泰是莫大的痛苦。他从来不在城市久留。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高加索壮丽的群山和咆哮的河流的环境里，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田野上和森林里，或者在萨马拉自由自在的辽阔草原上，他才能尽情呼吸，心情振奋，有一股高尚的精神力量使他超脱尘世生活，心灵与上帝融合。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他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这一切使他极为震惊。
托尔斯泰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啕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时，托尔斯泰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因此他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如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托尔斯泰在10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决定从这局促闭塞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光明。他与特维尔省的农民瓦西里·休塔耶夫结识，就是一线光明。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省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
休塔耶夫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
休塔耶夫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销，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等，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休塔耶夫。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
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于是，托尔斯泰生活方式上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
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
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越演越烈，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萨莎。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又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
1890年和1891年是托尔斯泰和妻子关系特别紧张的年代。1890年冬天，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几个农民砍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棵树并把它们从林子里运走了，这件事震动了托尔斯泰。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地感到他的信念和事实本来面目之间的矛盾。由于要维护他所反对的私有财产，那几个农民定要受审并且被捕入狱，而他们砍几棵树，很可能，不过因为穷困所逼……
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6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至早晨5时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里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评估后，分成9份，分给妻子儿女。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里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1886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1891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正常生活。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10至14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叛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至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