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托尔斯泰的生活，充满着许多重大的事件。在经历了战争后，他就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战争是我唯一思考的问题，它挡住了我的视野。”1877年8月9日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思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我们积弱无能的问题，况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
托尔斯泰内心对战争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积习难改。作为一位退伍的爱国军人，他因爱国自豪感受到损害而痛苦，他无法忍受俄罗斯人可能败北的想法。
“我对战争的感情经历了许多阶段，”他在1877年9月2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对于我是明确无疑的了：这场战争是最严酷的真相大暴露，比1854年那场战争远为明显的大暴露，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托尔斯泰害怕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形象塑造上的陈规旧套，音乐、戏剧、绘画以及一切艺术中的庸俗无聊。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表现和激发人身上一切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
托尔斯泰更加害怕的是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他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在自由、平等的庇护下，将许多弱者推入到互相残杀的场面中。这些人丧失了理智，颠倒是非，欺骗、敲诈，暴露出种种卑劣行为。
在丧失理智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挺得过去。
这也使得托尔斯泰对信仰上帝产生了依赖，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
“宗教对于我，就像感到自己就要溺毙的人抓住什么东西，以免于灭顶之灾一样，”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
托尔斯泰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痛苦地探索这条路。
托尔斯泰是一位终生寻找神的人，他年轻时信神，后来不信了，把传统的基督信仰完全抛在后面。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描写的列文对人生哲理的探索，也正是反映了它的作者托尔斯泰当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1877年4月，托尔斯泰在给费特的信里说：“您首次对我提到上帝。而我早已在不断思考这个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路子来。”
于是他就进行探索。他知道宗教信仰在俄罗斯农民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宗教帮助农民忍受贫困和疾病，教导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迎接死神。
托尔斯泰常常到离雅斯纳亚·波良纳1俄里半远、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大路上去散步，观看历尽千辛万苦到基辅去朝圣的虔诚教徒。他也常到教堂去，他要弄明白并且体验这些虔诚教徒的心理状态。为此，他还同斯特拉霍夫一起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奥普季纳修道院是很有名的一座修道院，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家索罗维约夫都访问过这座修道院，有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埋葬在这里。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在这里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他未能如愿。
托尔斯泰也希望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在修道院只待了一段时间，他想在那里找到答案。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的那位友人带回来许多关于您以及我的谈论。神甫们对您赞不绝口，认为您心灵无比美好。他们把您同果戈理作了个比较，说果戈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您却没有丝毫傲气。神甫也称赞我们俩心灵的美好。”
但是托尔斯泰不光在教堂里探索答案。他也想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和哲人们取得的成果，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他们的著作。
托尔斯泰不断阅读哲学家的作品，狂热地从中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
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借给我的那些书真是太好了，我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雷南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缪勒和路易·布尔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我还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但我已订购了。索洛维约夫的文章，我早就想读，但一直不敢开始。”
托尔斯泰的探索活动可能太狂热了，以致使得他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不得不对他表示担心和规劝。
1877年8月16日，斯特拉霍夫给他写信说：“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每天感受的东西抵得上别人一年所感受到的，您以比别人多十倍的力量在思考和感受。”
“您在寻求安宁，但寻求不到，阴沉恼人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发展得过了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您要生活得安静些；对音乐，对写作，甚至对您喜欢的打猎都不能太狂热。打猎使您陶醉，然而您打猎时追逐的并不是大鹬和野鸭，而是思想。脑子充血过度会使人过分敏感和暴躁，所以请您不要用脑子。”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在思想上进行着多么紧张的探索，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却照常延续着。
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安德烈。他已有6个孩子了，个个都需要关心、照料、教育，需要替他们请家庭教师，为此，当然需要钱。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购进土地，发展家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项。
这时他当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是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独自带着一只狗出门，整天在森林和沼泽地奔走，猎取山鸡、野鸭和鹌鹑，或者带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到周围田野追捕狐狸和兔子。
不过，托尔斯泰不管干什么，他的头脑里始终在考虑自己所探索的问题。
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写道：“哲学里除了说宗教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定义呢？最纯洁的基督教又是什么样子呢？”
托尔斯泰因找不到“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的答案，而对人生感到绝望，他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所站的地方好像要崩裂了。生活没有意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杀！我写作，获得成就，把儿女教育大了，都是为什么？我应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没有活的必要。”他甚至说自己不得不把绳子都藏好，免得自己拿了去悬梁自杀。
托尔斯泰小时候曾读过《圣经》，因为托尔斯泰家族信奉俄国的东正教，妈妈以及妈妈死后代为养育他们的姑姑、保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但托尔斯泰只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读了。他在心中最痛苦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连几个月整天不住地读《圣经》，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但他注意到，每逢想到神的概念，就有一种生命的热力涌上心来，就在那顷刻之间见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美。他觉悟了：“我何必再寻找呢？”
托尔斯泰说道：“生命的奥秘不在知识中，也不在哲学答案中。人智慧的尽头就是信仰的起头。”他感悟道：
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当你找到了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自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做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托尔斯泰从秋天起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开始上教堂做祷告了。据他的夫人说，他甚至为基督教辩护，她很欣赏他的论据。
11月11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头脑里明确了，人物全活了，他今天工作了，很高兴，相信自己的工作。”
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不论内容或形式，均深受《圣经》的影响。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和《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乃境界最高、描写技巧最优美的短篇创作。他还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如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儿童。”“每个人都想改变人类，但没有人想到改变自己。”1895年，他写了《福音简介》和许多圣经注解。
托尔斯泰晚年时写过一段肺腑之言：
我一生中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后来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道理，整个生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不再绝望，反而尝到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
在我接受耶稣的教训之后，心中的绝望变为希望。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学说，不是信仰戒律，或者什么训示、什么思想，而是信仰可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神——耶稣基督。
“战争是我唯一思考的问题，它挡住了我的视野。”1877年8月9日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思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我们积弱无能的问题，况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
托尔斯泰内心对战争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积习难改。作为一位退伍的爱国军人，他因爱国自豪感受到损害而痛苦，他无法忍受俄罗斯人可能败北的想法。
“我对战争的感情经历了许多阶段，”他在1877年9月2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对于我是明确无疑的了：这场战争是最严酷的真相大暴露，比1854年那场战争远为明显的大暴露，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托尔斯泰害怕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形象塑造上的陈规旧套，音乐、戏剧、绘画以及一切艺术中的庸俗无聊。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表现和激发人身上一切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
托尔斯泰更加害怕的是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他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在自由、平等的庇护下，将许多弱者推入到互相残杀的场面中。这些人丧失了理智，颠倒是非，欺骗、敲诈，暴露出种种卑劣行为。
在丧失理智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挺得过去。
这也使得托尔斯泰对信仰上帝产生了依赖，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
“宗教对于我，就像感到自己就要溺毙的人抓住什么东西，以免于灭顶之灾一样，”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
托尔斯泰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痛苦地探索这条路。
托尔斯泰是一位终生寻找神的人，他年轻时信神，后来不信了，把传统的基督信仰完全抛在后面。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描写的列文对人生哲理的探索，也正是反映了它的作者托尔斯泰当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1877年4月，托尔斯泰在给费特的信里说：“您首次对我提到上帝。而我早已在不断思考这个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路子来。”
于是他就进行探索。他知道宗教信仰在俄罗斯农民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宗教帮助农民忍受贫困和疾病，教导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迎接死神。
托尔斯泰常常到离雅斯纳亚·波良纳1俄里半远、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大路上去散步，观看历尽千辛万苦到基辅去朝圣的虔诚教徒。他也常到教堂去，他要弄明白并且体验这些虔诚教徒的心理状态。为此，他还同斯特拉霍夫一起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奥普季纳修道院是很有名的一座修道院，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家索罗维约夫都访问过这座修道院，有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埋葬在这里。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在这里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他未能如愿。
托尔斯泰也希望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在修道院只待了一段时间，他想在那里找到答案。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的那位友人带回来许多关于您以及我的谈论。神甫们对您赞不绝口，认为您心灵无比美好。他们把您同果戈理作了个比较，说果戈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您却没有丝毫傲气。神甫也称赞我们俩心灵的美好。”
但是托尔斯泰不光在教堂里探索答案。他也想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和哲人们取得的成果，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他们的著作。
托尔斯泰不断阅读哲学家的作品，狂热地从中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
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借给我的那些书真是太好了，我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雷南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缪勒和路易·布尔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我还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但我已订购了。索洛维约夫的文章，我早就想读，但一直不敢开始。”
托尔斯泰的探索活动可能太狂热了，以致使得他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不得不对他表示担心和规劝。
1877年8月16日，斯特拉霍夫给他写信说：“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每天感受的东西抵得上别人一年所感受到的，您以比别人多十倍的力量在思考和感受。”
“您在寻求安宁，但寻求不到，阴沉恼人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发展得过了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您要生活得安静些；对音乐，对写作，甚至对您喜欢的打猎都不能太狂热。打猎使您陶醉，然而您打猎时追逐的并不是大鹬和野鸭，而是思想。脑子充血过度会使人过分敏感和暴躁，所以请您不要用脑子。”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在思想上进行着多么紧张的探索，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却照常延续着。
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安德烈。他已有6个孩子了，个个都需要关心、照料、教育，需要替他们请家庭教师，为此，当然需要钱。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购进土地，发展家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项。
这时他当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是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独自带着一只狗出门，整天在森林和沼泽地奔走，猎取山鸡、野鸭和鹌鹑，或者带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到周围田野追捕狐狸和兔子。
不过，托尔斯泰不管干什么，他的头脑里始终在考虑自己所探索的问题。
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写道：“哲学里除了说宗教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定义呢？最纯洁的基督教又是什么样子呢？”
托尔斯泰因找不到“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的答案，而对人生感到绝望，他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所站的地方好像要崩裂了。生活没有意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杀！我写作，获得成就，把儿女教育大了，都是为什么？我应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没有活的必要。”他甚至说自己不得不把绳子都藏好，免得自己拿了去悬梁自杀。
托尔斯泰小时候曾读过《圣经》，因为托尔斯泰家族信奉俄国的东正教，妈妈以及妈妈死后代为养育他们的姑姑、保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但托尔斯泰只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读了。他在心中最痛苦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连几个月整天不住地读《圣经》，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但他注意到，每逢想到神的概念，就有一种生命的热力涌上心来，就在那顷刻之间见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美。他觉悟了：“我何必再寻找呢？”
托尔斯泰说道：“生命的奥秘不在知识中，也不在哲学答案中。人智慧的尽头就是信仰的起头。”他感悟道：
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当你找到了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自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做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托尔斯泰从秋天起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开始上教堂做祷告了。据他的夫人说，他甚至为基督教辩护，她很欣赏他的论据。
11月11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头脑里明确了，人物全活了，他今天工作了，很高兴，相信自己的工作。”
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不论内容或形式，均深受《圣经》的影响。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和《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乃境界最高、描写技巧最优美的短篇创作。他还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如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儿童。”“每个人都想改变人类，但没有人想到改变自己。”1895年，他写了《福音简介》和许多圣经注解。
托尔斯泰晚年时写过一段肺腑之言：
我一生中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后来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道理，整个生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不再绝望，反而尝到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
在我接受耶稣的教训之后，心中的绝望变为希望。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学说，不是信仰戒律，或者什么训示、什么思想，而是信仰可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神——耶稣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