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写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在筹办教育工作的同时，还不断为写小说构思。当从萨马拉回来后，他想写小说的欲望逐渐增强。索菲娅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正在做写作的准备。”
那时他曾写信给朋友费特，他说：“我不断地想倾吐内心写作的愿望，不管我写的是上好的或最下级的，但我以能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为快。”
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作品，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不过他也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刚开始，托尔斯泰决定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想写成小说。
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15日的日记写道：“我看到他在读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彼得大帝史》。彼得大帝和缅希科夫的形象使他很感兴趣。关于缅希科夫，他说这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刚毅性格，百姓出身的人，只能是这个样子。关于彼得大帝，他说他是整个时代的工具，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被命运指定要率领俄国去跟欧洲打交道。”
后来这部未来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归根结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托尔斯泰为了更好地描写彼得大帝这一形象，他翻阅了图书馆的大量书籍，并收集了与之相关的资料。有时他把它们拿起来读一读，或者做眉批。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
当托尔斯泰继续调查研究之后，他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大帝的政治措施根本不为了国家而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奢侈地建设首都贝德尔普鲁格堡。
也因此，托尔斯泰对这种人物没有什么好感了，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件工作。
然而，他却由于妻子的鼓励，从而产生了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当时托尔斯泰的伯母塔沙娜·艾鲁欧斯卡雅，勤劳能干，一直为这个家付出着，直到前年卧病在床。那天托尔斯泰来到了伯母的房间，看到身体虚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断岸》，他妻子坐在一旁做着手工活儿，一边听儿子诵读。
托尔斯泰走进房间后，拿起桌上的普希金的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嗯，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非常好，应该是这样的。不需要过多的描述，就直接进入到事件的中心了。”
此刻，妻子开玩笑地说：“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小说呀！”
顿时，托尔斯泰仿佛看到了希望，他说：“对，你说得太对了，我会好好写下去的。”
托尔斯泰悄悄走出伯母的房间，回到了书房，坐在桌子前，开始提笔写作。
“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的纷乱复杂。”而后托尔斯泰又接上一句：“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有相类似的地方；可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872年1月，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正在用心描写以彼得大帝为中心的长篇小说。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附近，有一桩自杀案件发生了。地主的妻子安娜·史特帕诺比娜，是一个容易嫉妒别人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对她们不信任，还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
当最后一位家庭教师来的时候，她的嫉妒心更重了，使用了让人无法接受的手段，这却激怒了丈夫，夫妇难免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太太不得不出走。
第三天，安娜·史特帕诺比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雅仙奇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交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比可夫。
车夫很快地将信送去，可是毕比可夫不愿收这封信，于是车夫只好再带回车站。
那时候她已经死了。马车夫回到车站才知道她已经卧轨自杀，她可能是为了要向丈夫报复才如此做的。
检察官及验尸的人都到齐了，把那死者委托车夫所带的信拆开，信上是这样写的：“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雅仙奇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这是在耶稣基督洗礼祭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她那被解剖的尸体。
从这次悲惨的事件发生后，托尔斯泰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正是安娜·史特帕诺比娜的悲剧，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灵感。
事实上，托尔斯泰是在构思彼得大帝长篇小说的同时就产生了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冲动。那时，他就想写一部被上流社会所摒弃的不忠实的妻子及其命运的小说。
而直接推动他创作的契机，则是由于他偶然间读了普希金的作品引起的。当他重新读了《普希金文集》中的一个片段：《客人们来到了别墅》时，仿佛忽然间解决了他创作中的全部疑问。托尔斯泰对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开头赞叹不已，并不由自主地潜入了自己的艺术境界之中。就从这一夜，即1873年3月19日夜，他正式开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托尔斯泰最初只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已婚妇女的故事。出现在他笔下最初的安娜，可以说是个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甚至毫无心肝，专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渥伦斯基却有各自值得人同情的精神品质，卡列宁甚至还与渥伦斯基结了婚。因此，书名曾定名为《两对夫妻》、《两段姻缘》。
但是，托尔斯泰在反复修改中，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娜越来越富有动人的魅力。她不仅具有非凡的外在美，而且，具有高尚的心灵美。
相比之下，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在她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了。小说从宽恕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所酿成的家庭悲剧的最初构思，到最终确立为以反映广阔的时代，批判社会时弊为宗旨的重大主题上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历史变革的特点，触及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清楚地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当代俄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刻画了150多个人物。全书是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的。一条是城市上流社会的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线索；一条是农村地主庄园的列文——吉蒂的爱情生活和精神探求的线索。两条情节线索并行发展，似分犹合，形成了双重性的结构布局。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曾刊载过《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报知》新闻社排印初稿。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曾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这年春天，斯特拉霍夫给他寄来一些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托尔斯泰看也不看就烧了，因为他不愿受赞扬的腐蚀影响。
然而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却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
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是作者胆大的作风，以及华丽的文字和恰到好处的笔力给这部旷世之作赋予了生命。
那时他曾写信给朋友费特，他说：“我不断地想倾吐内心写作的愿望，不管我写的是上好的或最下级的，但我以能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为快。”
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作品，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不过他也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刚开始，托尔斯泰决定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想写成小说。
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15日的日记写道：“我看到他在读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彼得大帝史》。彼得大帝和缅希科夫的形象使他很感兴趣。关于缅希科夫，他说这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刚毅性格，百姓出身的人，只能是这个样子。关于彼得大帝，他说他是整个时代的工具，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被命运指定要率领俄国去跟欧洲打交道。”
后来这部未来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归根结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托尔斯泰为了更好地描写彼得大帝这一形象，他翻阅了图书馆的大量书籍，并收集了与之相关的资料。有时他把它们拿起来读一读，或者做眉批。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
当托尔斯泰继续调查研究之后，他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大帝的政治措施根本不为了国家而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奢侈地建设首都贝德尔普鲁格堡。
也因此，托尔斯泰对这种人物没有什么好感了，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件工作。
然而，他却由于妻子的鼓励，从而产生了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当时托尔斯泰的伯母塔沙娜·艾鲁欧斯卡雅，勤劳能干，一直为这个家付出着，直到前年卧病在床。那天托尔斯泰来到了伯母的房间，看到身体虚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断岸》，他妻子坐在一旁做着手工活儿，一边听儿子诵读。
托尔斯泰走进房间后，拿起桌上的普希金的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嗯，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非常好，应该是这样的。不需要过多的描述，就直接进入到事件的中心了。”
此刻，妻子开玩笑地说：“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小说呀！”
顿时，托尔斯泰仿佛看到了希望，他说：“对，你说得太对了，我会好好写下去的。”
托尔斯泰悄悄走出伯母的房间，回到了书房，坐在桌子前，开始提笔写作。
“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的纷乱复杂。”而后托尔斯泰又接上一句：“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有相类似的地方；可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872年1月，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正在用心描写以彼得大帝为中心的长篇小说。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附近，有一桩自杀案件发生了。地主的妻子安娜·史特帕诺比娜，是一个容易嫉妒别人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对她们不信任，还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
当最后一位家庭教师来的时候，她的嫉妒心更重了，使用了让人无法接受的手段，这却激怒了丈夫，夫妇难免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太太不得不出走。
第三天，安娜·史特帕诺比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雅仙奇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交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比可夫。
车夫很快地将信送去，可是毕比可夫不愿收这封信，于是车夫只好再带回车站。
那时候她已经死了。马车夫回到车站才知道她已经卧轨自杀，她可能是为了要向丈夫报复才如此做的。
检察官及验尸的人都到齐了，把那死者委托车夫所带的信拆开，信上是这样写的：“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雅仙奇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这是在耶稣基督洗礼祭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她那被解剖的尸体。
从这次悲惨的事件发生后，托尔斯泰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正是安娜·史特帕诺比娜的悲剧，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灵感。
事实上，托尔斯泰是在构思彼得大帝长篇小说的同时就产生了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冲动。那时，他就想写一部被上流社会所摒弃的不忠实的妻子及其命运的小说。
而直接推动他创作的契机，则是由于他偶然间读了普希金的作品引起的。当他重新读了《普希金文集》中的一个片段：《客人们来到了别墅》时，仿佛忽然间解决了他创作中的全部疑问。托尔斯泰对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开头赞叹不已，并不由自主地潜入了自己的艺术境界之中。就从这一夜，即1873年3月19日夜，他正式开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托尔斯泰最初只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已婚妇女的故事。出现在他笔下最初的安娜，可以说是个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甚至毫无心肝，专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渥伦斯基却有各自值得人同情的精神品质，卡列宁甚至还与渥伦斯基结了婚。因此，书名曾定名为《两对夫妻》、《两段姻缘》。
但是，托尔斯泰在反复修改中，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娜越来越富有动人的魅力。她不仅具有非凡的外在美，而且，具有高尚的心灵美。
相比之下，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在她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了。小说从宽恕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所酿成的家庭悲剧的最初构思，到最终确立为以反映广阔的时代，批判社会时弊为宗旨的重大主题上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历史变革的特点，触及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清楚地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当代俄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刻画了150多个人物。全书是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的。一条是城市上流社会的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线索；一条是农村地主庄园的列文——吉蒂的爱情生活和精神探求的线索。两条情节线索并行发展，似分犹合，形成了双重性的结构布局。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曾刊载过《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报知》新闻社排印初稿。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曾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这年春天，斯特拉霍夫给他寄来一些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托尔斯泰看也不看就烧了，因为他不愿受赞扬的腐蚀影响。
然而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却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
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是作者胆大的作风，以及华丽的文字和恰到好处的笔力给这部旷世之作赋予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