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第一次出国旅行
1856年春天，托尔斯泰在信号弹工厂请准了为期将近一年的长假。11月26日，他等待已久的退伍也获得了批准。现在他没有任何牵挂，军职已经摆脱，同瓦列里娅的关系也已经了却，解放农民的雄心壮志以失败告终，不再困扰他了。他准备出国旅行。
这次出国自1月29日出发，8月8日归来，历时半年，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一些地方。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乘驿马离开莫斯科去华沙，从莫斯科到华沙很远，托尔斯泰一连走了5天，路上思考了《失落者》的写作问题。
这个时候，屠格涅夫已经在巴黎了，等待托尔斯泰前往。屠格涅夫在给巴黎朋友的信中说道：
“托尔斯泰来信说，他正逐步到我这儿来。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发生非常有益的转变，我就像一个老保姆一样为此感到高兴。”
此时，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态度也有了大的转变。他很希望他们重归于好。
托尔斯泰在华沙停留时，马上给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去电报问他是否准备在巴黎久住。屠格涅夫立即回电说准备久住，而且涅克拉索夫也跟他在一起。接到回电以后，托尔斯泰立即乘火车动身去巴黎，2月9日到达巴黎。
当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但出乎意料，见面的印象并不愉快。
第二天，他就给鲍特金写信说：
我昨天抵达巴黎，并在这儿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俩都脸色忧郁，愁眉不展，对生活满腹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似乎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不过我很少见到他们。
屠格涅夫的神经过敏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此病同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最初的印象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更何况我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之后，至今还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我对德国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它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
在巴黎见到托尔斯泰后，屠格涅夫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在给沃隆斯基的信里说道：“托尔斯泰抵此。他有了十分重大的良好转变。此人前程远大，而且会留下深刻的痕迹。”
可是很快屠格涅夫便感到失望了：“我同托尔斯泰还是无法融洽，”他在给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观点相距太悬殊。”
尽管这样，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并且一同前往第戎，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得他们互相吸引，而他们相聚的时候，又总是互相排斥。
“登门探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3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他待人非常冷漠，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但是很有艺术才华，心地善良。”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他不可能同屠格涅夫融洽。“不成，我要躲开他。我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
托尔斯泰在巴黎逗留了一个半月，对巴黎的印象一直是好的。
巴黎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托尔斯泰曾写了一封信给姑姑，说道：“真是快乐极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国外旅行。巴黎真是个好地方，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后悔日子过得这么快，许多想做想看的事情还未完成一半，天就暗下来了。”
托尔斯泰1857年3月24日给鲍特金的信里也讲得极为详尽：
我仍旧住在巴黎，快到两个月了；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才会使我对它失去兴趣，这种生活才会失去它的魅力。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况且，在这里我也感到这种无知并非不可救药。
再就是艺术上的享受，卢浮宫、凡尔赛宫、高等音乐学校、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讲课，而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到社会自由，我在俄国对这种自由甚至是毫无概念的。
凡此种种，使我不能早于两个月，即不能在矿泉疗程开始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近郊的乡村，近日内我想迁到那里去住。
可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去观看了一个执行死刑的场面。他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怕东西，因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托尔斯泰来到了断头台，看到了罪犯被斩首的实况。他心中战栗不已，在他来到这里之前，他还是一名战场上的勇士，曾经看过数以万计的伙伴们战死，但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比战场上的死更为可怕。
在这里，既不能发挥勇敢，也无法表现尊严，有的只是代表人类的残忍。托尔斯泰一想到它就不禁毛骨悚然，在日记上他曾如此记载着：
过了6时，我去看执行死刑的情形。一个白净而健康的下额与胸膛，向《圣经》亲吻过，然后就被处死，真是残酷极了。
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么令人反感。
因为在战场上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
这是一幅强烈而令人可怕的景象。我并不是政治家，但我懂得艺术与道德，不仅是懂得，而且还喜爱它、深信它。
断头台，使我失眠了好几个夜晚，也让我一再自我反省。
第二天醒来觉得不舒服，刚想要读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巴黎。可是上哪儿去呢？他当时心绪不佳，急需找一个体贴入微的亲近的人谈谈。他想起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于是托尔斯泰立刻向瑞士日内瓦出发。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堂姑。她们就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波卡日别墅里。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其《回忆录》里说，托尔斯泰一见到他们就说：“我是从巴黎直接来找你们的。巴黎那么使我厌恶，险些使我精神失常。那儿的一切都叫我看够了！在我所住的公寓里，住了36个家庭，其中19个是非法同居。这使我十分愤慨。后来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了一次处决犯人的场面。看完以后睡不着觉，不知躲到哪儿好。幸好偶尔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拼命赶到您这里，相信您能救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接着写道：“的确，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就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一起过得好极了。”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4月21日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乘轮船去克拉兰。
周围的风景，使他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尤其是日内瓦的湖畔，那是他所喜爱的作家卢梭的出生地。
托尔斯泰的心情被那一幕断头之刑搞得混乱不堪，但他冷酷的灵魂，却因日内瓦湖的美丽风光而得到慰藉。
托尔斯泰不满足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他找了一个认识的11岁的小男孩做伴，因为他想听听孩子的观感。他背囊里装着形影不离的日记本和备用的白纸，准备住宿或路上休息时写些旅途见闻。他们没有固定路线，起初徒步，后来累了就乘马车或坐船。
从5月27日至6月6日，这次旅行持续了11天。回到克拉兰以后写旅途见闻，可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
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同时动手创作了以下作品：包括《发疯者》、《逃亡的哥萨克》、《狩猎场》、《青年》第二部，以及《旅游日记》。
6月30日，托尔斯泰离开克拉兰，来到日内瓦，3天后又到了伊维东，然后就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7月6日，到达卢塞恩，当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那儿。他找了一家最好的旅馆作为住所。
第二天他看到一个音乐家的遭遇。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写成短篇小说《琉森》。
托尔斯泰在国外游历期间仍然赌博。在德国巴登赌博，钱输光了，向一个法国人借，又输光了，便向刚到巴登的屠格涅夫借，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借贷。
185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没出息，下流坯！”在同年7月25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
托尔斯泰受到良心的谴责，极为痛苦，便到法兰克福找堂姑亚历山德拉寻求安慰和同情去了。
后来，托尔斯泰又到德累斯顿住了几天，参观完博物馆，于1859年8月8日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第一次出国的意义是使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生活，他以前只是通过书本或者别人的讲述了解一些，认识模模糊糊。如今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了6个月之后，他不仅看到了当时专制俄国所远远没有的“社会自由”的种种表现，而且也看到了这两个共和国的阴暗面。
为了村中贫穷的儿童们，托尔斯泰再次留在村里开办学校。但是一般农人都非常惊异，因为当时学校大都是为商人或地主的孩子们专设的，所以根本没有一所是设在农民居住的村落里。当然，托尔斯泰必须先将他们这种陈旧的想法纠正过来。
这次出国自1月29日出发，8月8日归来，历时半年，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一些地方。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乘驿马离开莫斯科去华沙，从莫斯科到华沙很远，托尔斯泰一连走了5天，路上思考了《失落者》的写作问题。
这个时候，屠格涅夫已经在巴黎了，等待托尔斯泰前往。屠格涅夫在给巴黎朋友的信中说道：
“托尔斯泰来信说，他正逐步到我这儿来。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发生非常有益的转变，我就像一个老保姆一样为此感到高兴。”
此时，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态度也有了大的转变。他很希望他们重归于好。
托尔斯泰在华沙停留时，马上给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去电报问他是否准备在巴黎久住。屠格涅夫立即回电说准备久住，而且涅克拉索夫也跟他在一起。接到回电以后，托尔斯泰立即乘火车动身去巴黎，2月9日到达巴黎。
当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但出乎意料，见面的印象并不愉快。
第二天，他就给鲍特金写信说：
我昨天抵达巴黎，并在这儿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俩都脸色忧郁，愁眉不展，对生活满腹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似乎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不过我很少见到他们。
屠格涅夫的神经过敏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此病同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最初的印象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更何况我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之后，至今还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我对德国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它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
在巴黎见到托尔斯泰后，屠格涅夫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在给沃隆斯基的信里说道：“托尔斯泰抵此。他有了十分重大的良好转变。此人前程远大，而且会留下深刻的痕迹。”
可是很快屠格涅夫便感到失望了：“我同托尔斯泰还是无法融洽，”他在给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观点相距太悬殊。”
尽管这样，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并且一同前往第戎，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得他们互相吸引，而他们相聚的时候，又总是互相排斥。
“登门探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3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他待人非常冷漠，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但是很有艺术才华，心地善良。”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他不可能同屠格涅夫融洽。“不成，我要躲开他。我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
托尔斯泰在巴黎逗留了一个半月，对巴黎的印象一直是好的。
巴黎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托尔斯泰曾写了一封信给姑姑，说道：“真是快乐极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国外旅行。巴黎真是个好地方，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后悔日子过得这么快，许多想做想看的事情还未完成一半，天就暗下来了。”
托尔斯泰1857年3月24日给鲍特金的信里也讲得极为详尽：
我仍旧住在巴黎，快到两个月了；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才会使我对它失去兴趣，这种生活才会失去它的魅力。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况且，在这里我也感到这种无知并非不可救药。
再就是艺术上的享受，卢浮宫、凡尔赛宫、高等音乐学校、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讲课，而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到社会自由，我在俄国对这种自由甚至是毫无概念的。
凡此种种，使我不能早于两个月，即不能在矿泉疗程开始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近郊的乡村，近日内我想迁到那里去住。
可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去观看了一个执行死刑的场面。他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怕东西，因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托尔斯泰来到了断头台，看到了罪犯被斩首的实况。他心中战栗不已，在他来到这里之前，他还是一名战场上的勇士，曾经看过数以万计的伙伴们战死，但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比战场上的死更为可怕。
在这里，既不能发挥勇敢，也无法表现尊严，有的只是代表人类的残忍。托尔斯泰一想到它就不禁毛骨悚然，在日记上他曾如此记载着：
过了6时，我去看执行死刑的情形。一个白净而健康的下额与胸膛，向《圣经》亲吻过，然后就被处死，真是残酷极了。
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么令人反感。
因为在战场上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
这是一幅强烈而令人可怕的景象。我并不是政治家，但我懂得艺术与道德，不仅是懂得，而且还喜爱它、深信它。
断头台，使我失眠了好几个夜晚，也让我一再自我反省。
第二天醒来觉得不舒服，刚想要读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巴黎。可是上哪儿去呢？他当时心绪不佳，急需找一个体贴入微的亲近的人谈谈。他想起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于是托尔斯泰立刻向瑞士日内瓦出发。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堂姑。她们就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波卡日别墅里。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其《回忆录》里说，托尔斯泰一见到他们就说：“我是从巴黎直接来找你们的。巴黎那么使我厌恶，险些使我精神失常。那儿的一切都叫我看够了！在我所住的公寓里，住了36个家庭，其中19个是非法同居。这使我十分愤慨。后来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了一次处决犯人的场面。看完以后睡不着觉，不知躲到哪儿好。幸好偶尔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拼命赶到您这里，相信您能救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接着写道：“的确，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就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一起过得好极了。”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4月21日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乘轮船去克拉兰。
周围的风景，使他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尤其是日内瓦的湖畔，那是他所喜爱的作家卢梭的出生地。
托尔斯泰的心情被那一幕断头之刑搞得混乱不堪，但他冷酷的灵魂，却因日内瓦湖的美丽风光而得到慰藉。
托尔斯泰不满足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他找了一个认识的11岁的小男孩做伴，因为他想听听孩子的观感。他背囊里装着形影不离的日记本和备用的白纸，准备住宿或路上休息时写些旅途见闻。他们没有固定路线，起初徒步，后来累了就乘马车或坐船。
从5月27日至6月6日，这次旅行持续了11天。回到克拉兰以后写旅途见闻，可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
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同时动手创作了以下作品：包括《发疯者》、《逃亡的哥萨克》、《狩猎场》、《青年》第二部，以及《旅游日记》。
6月30日，托尔斯泰离开克拉兰，来到日内瓦，3天后又到了伊维东，然后就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7月6日，到达卢塞恩，当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那儿。他找了一家最好的旅馆作为住所。
第二天他看到一个音乐家的遭遇。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写成短篇小说《琉森》。
托尔斯泰在国外游历期间仍然赌博。在德国巴登赌博，钱输光了，向一个法国人借，又输光了，便向刚到巴登的屠格涅夫借，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借贷。
185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没出息，下流坯！”在同年7月25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
托尔斯泰受到良心的谴责，极为痛苦，便到法兰克福找堂姑亚历山德拉寻求安慰和同情去了。
后来，托尔斯泰又到德累斯顿住了几天，参观完博物馆，于1859年8月8日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第一次出国的意义是使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生活，他以前只是通过书本或者别人的讲述了解一些，认识模模糊糊。如今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了6个月之后，他不仅看到了当时专制俄国所远远没有的“社会自由”的种种表现，而且也看到了这两个共和国的阴暗面。
为了村中贫穷的儿童们，托尔斯泰再次留在村里开办学校。但是一般农人都非常惊异，因为当时学校大都是为商人或地主的孩子们专设的，所以根本没有一所是设在农民居住的村落里。当然，托尔斯泰必须先将他们这种陈旧的想法纠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