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农奴制的思考
托尔斯泰在结束军旅生活后又投入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怀抱，此时，他对农民被奴役的现状更为不满。因此，他继续进行农业改革，同时，博览群书，创作《青年》。
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沙皇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1856年3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他提到：“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沙皇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当时沙皇政府同英法等国的和约已经签订，如今感到进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听取并且顺应了社会舆论。
于是，贵族中的优秀和先进分子都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民。
托尔斯泰听了沙皇的演说后，便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失败。1855年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地主的早晨》，他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
沙皇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奴制的态度使我不安。”
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圣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
“从卡韦林那儿回来之后，我挺高兴，充满信心，非常得意，”托尔斯泰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
可是，托尔斯泰遇到了许多障碍。在把该草案呈送内政部之后，托尔斯泰碰到了政府通常的敷衍拖拉作风，弄得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总算带着自己的草案，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地动身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因为他摆脱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托尔斯泰途径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辗转回到家乡。进村后，他毫不迟疑，便召集农奴宣布自己的决定：将制订的草案付诸实现。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所收租金的1/2.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截然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沙皇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通过契约把他们束缚住。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我很恼火，勉强克制住自己。”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6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尝试，就此告吹。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当40多年后写《复活》时，他与农奴对答的内容全部写了进去。
这段时期他的《两个骠骑兵》脱稿了，这部作品按其心理分析的深刻性而言是一部天才之作，书中塑造了两类军人：父亲，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彪悍勇士，胸怀坦荡，放纵不羁，读者不由得对他发生好感；儿子，工于心计，低级庸俗，不讨人喜欢，这种人现在仍然可以见到。
托尔斯泰生机蓬勃，大自然、音乐、美女有如香槟酒似的使他陶醉，有时促进他的写作，有时勾起他追求个人幸福的强烈愿望和对异性的爱慕。他很清楚，医治他心灵和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结婚。
当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时，他偶然与他的朋友季米科夫的妹妹亚历山德琳·奥鲍连斯卡娅相遇，并像孩子似的热烈地爱上了她。
“我不认得奥鲍连斯卡娅了，”托尔斯泰在5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她变得这样厉害。我没料到会同她见面，因而她在我身上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感情波涛。就是现在，我一旦回忆起那个幸福曾经有可能属于我，而我失之交臂时，总会感到痛心疾首。”
尽管他觉得奥鲍连斯卡娅也会与他具有同感，他仍然决定起程。
从莫斯科回家乡的途中，托尔斯泰顺便拜访了阿尔谢尼耶夫一家人，此后便经常做客。在长期的接触中，托尔斯泰对阿尔谢尼耶夫小姐瓦列里娅产生爱慕之心。
托尔斯泰对她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观察，并把观察的结果记到了日记里，从6月15日至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也曾经是犹豫不决的。
他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一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托尔斯泰甚至想到了和瓦列里娅结婚，甚至他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他们谈到了结婚的仪式怎么举行，将来要生几个孩子之类的话。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我自己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是怎么样的看法。
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和托尔斯泰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他们的爱好刚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
他们是因为自己和对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而相互吸引着。他就是这样为自己和瓦列里娅的结合做准备。当他突然得到瓦列里娅同法国音乐教师莫尔蒂T情的消息时，心里一阵酸痛。
后来，他们的通信时断时续，最后，逐渐地没有了书信来往。
托尔斯泰想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因为他们没有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贸然在一起也会最终造成两个人的痛苦。直到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在信中说道：
我对您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感到我将永远像过去那样爱您，就是说对您怀着真挚的友谊。因为我从来不曾像爱您一样爱过任何女人。可是对于您的善良性格准备惠赐给我们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回报，又有什么办法呢？
托尔斯泰希望出国远游，与瓦列里娅天各一方，能够最终检验出自己对她的感情。
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沙皇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1856年3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他提到：“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沙皇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当时沙皇政府同英法等国的和约已经签订，如今感到进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听取并且顺应了社会舆论。
于是，贵族中的优秀和先进分子都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民。
托尔斯泰听了沙皇的演说后，便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失败。1855年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地主的早晨》，他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
沙皇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奴制的态度使我不安。”
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圣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
“从卡韦林那儿回来之后，我挺高兴，充满信心，非常得意，”托尔斯泰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
可是，托尔斯泰遇到了许多障碍。在把该草案呈送内政部之后，托尔斯泰碰到了政府通常的敷衍拖拉作风，弄得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总算带着自己的草案，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地动身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因为他摆脱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托尔斯泰途径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辗转回到家乡。进村后，他毫不迟疑，便召集农奴宣布自己的决定：将制订的草案付诸实现。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所收租金的1/2.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截然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沙皇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通过契约把他们束缚住。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我很恼火，勉强克制住自己。”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6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尝试，就此告吹。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当40多年后写《复活》时，他与农奴对答的内容全部写了进去。
这段时期他的《两个骠骑兵》脱稿了，这部作品按其心理分析的深刻性而言是一部天才之作，书中塑造了两类军人：父亲，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彪悍勇士，胸怀坦荡，放纵不羁，读者不由得对他发生好感；儿子，工于心计，低级庸俗，不讨人喜欢，这种人现在仍然可以见到。
托尔斯泰生机蓬勃，大自然、音乐、美女有如香槟酒似的使他陶醉，有时促进他的写作，有时勾起他追求个人幸福的强烈愿望和对异性的爱慕。他很清楚，医治他心灵和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结婚。
当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时，他偶然与他的朋友季米科夫的妹妹亚历山德琳·奥鲍连斯卡娅相遇，并像孩子似的热烈地爱上了她。
“我不认得奥鲍连斯卡娅了，”托尔斯泰在5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她变得这样厉害。我没料到会同她见面，因而她在我身上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感情波涛。就是现在，我一旦回忆起那个幸福曾经有可能属于我，而我失之交臂时，总会感到痛心疾首。”
尽管他觉得奥鲍连斯卡娅也会与他具有同感，他仍然决定起程。
从莫斯科回家乡的途中，托尔斯泰顺便拜访了阿尔谢尼耶夫一家人，此后便经常做客。在长期的接触中，托尔斯泰对阿尔谢尼耶夫小姐瓦列里娅产生爱慕之心。
托尔斯泰对她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观察，并把观察的结果记到了日记里，从6月15日至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也曾经是犹豫不决的。
他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一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托尔斯泰甚至想到了和瓦列里娅结婚，甚至他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他们谈到了结婚的仪式怎么举行，将来要生几个孩子之类的话。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我自己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是怎么样的看法。
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和托尔斯泰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他们的爱好刚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
他们是因为自己和对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而相互吸引着。他就是这样为自己和瓦列里娅的结合做准备。当他突然得到瓦列里娅同法国音乐教师莫尔蒂T情的消息时，心里一阵酸痛。
后来，他们的通信时断时续，最后，逐渐地没有了书信来往。
托尔斯泰想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因为他们没有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贸然在一起也会最终造成两个人的痛苦。直到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在信中说道：
我对您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感到我将永远像过去那样爱您，就是说对您怀着真挚的友谊。因为我从来不曾像爱您一样爱过任何女人。可是对于您的善良性格准备惠赐给我们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回报，又有什么办法呢？
托尔斯泰希望出国远游，与瓦列里娅天各一方，能够最终检验出自己对她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