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受到文化界追捧
在圣彼得堡，托尔斯泰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追捧。屠格涅夫说道：
俄国出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一种奇迹。不但如此，在枪林弹雨中能写出如此伟大的战记，并且是由一位职业军人所执笔，则更是奇迹。
对屠格涅夫的赞誉颇具同感的人们，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颗闪耀在文化界中的新星，热情地欢迎着托尔斯泰。
当时圣彼得堡的优秀文学力量都团结在《现代人》杂志周围，而莫斯科的优秀文学力量则集中于阿克萨科夫支持的《祖国纪事》杂志周围。
《现代人》杂志创办于1836年，普希金是它的创办人之一。别林斯基有一段时期曾经直接参与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稍后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购下了这个杂志，当时的优秀作家都参加编辑，使得杂志扶摇直上。
当时的作家们大概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没有想到他们共同创造了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些作家们各辟蹊径，描绘自己熟悉的生活，塑造新的性格和典型，熔铸自己独特的风格。
托尔斯泰是文坛的后起之秀，他非常珍爱正在产生的意念和形象，寻求自己独特的表达途径。然而这点却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托尔斯泰把《童年》送到《现代人》杂志社时，并没有使用托尔斯泰的本名，而是用了自己的笔名；待托尔斯泰摘下这一副假面具后，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本名发表时，文坛上的一切期待好像都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了。
这时，正当亚历山大二世农奴解放运动的前几年，俄国已进入觉醒时期。
知识分子或文学家都集中在首都圣彼得堡，等待着文艺解放的论战。人们也认为社会的进步或文明的进展，都得由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推动，而托尔斯泰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人们欢迎着。
那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上写着：“我认识了俄国人民对真正的功劳是如何地敏感，那些文化界人士都争相与我做朋友，热情地握手，又要我详细说明战争的激烈状况。他们以晚宴招待我，我感谢他们的招待，也兴奋地叙述了一些战争的情形。”
虽然托尔斯泰感到欣喜若狂，但是内心却一直隐藏着寂寞与空虚。这种心情在那些作家之间出现矛盾后表现得极为强烈。
托尔斯泰来到圣彼得堡时，《现代人》的作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不和，这种不和是由对祖国的前途和对废除农奴主特权的方法、途径的看法上的分歧而引起的。过了若干年，这种不和加剧了，从而导致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格里戈罗维奇退出《现代人》，接履于他们之后的还有年轻的托尔斯泰。
最早退出《现代人》的是自由主义者德鲁日宁，他主办《阅读丛书》杂志，和革命主义者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恶毒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挑动那些优秀作家和《现代人》争吵，并且竭力诱使托尔斯泰屈从于自己的影响。
最初托尔斯泰接受了批评家德鲁日宁、鲍特金和安年科夫的影响，这些人宣扬一种“纯”艺术的理论。但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些人所宣扬的“纯艺术”纯粹是胡说八道，只有为社会生活利益服务的艺术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巩固托尔斯泰这种艺术信念的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对托尔斯泰的才华推崇备至。涅克拉索夫在1856年8月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道：
我爱您，因为您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您为这个文学已经作出了贡献，并且还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您明白在我们祖国，作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导师，并且尽可能还是那些无声无息、备受欺凌的人们的一个保护者的时候。
屠格涅夫也有心保护这个年轻作家，尽力帮助他，同他交好，但是这位年轻作家却不需要保护，而且渐渐的，连这个炮兵准尉本人也不知不觉地，以其坚强有力的肩膀把屠格涅夫推到了第二位。屠格涅夫虽然品格高尚、胸怀坦荡，也不免有些耿耿于怀。
托尔斯泰年轻，性情急躁，持论激烈，不能忍受任何虚礼俗套。屠格涅夫对他那些与社会舆论和传统，有时甚至是通常礼节相抵触的轻率议论感到刺耳。
于是，他们两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尔斯泰说：“人是平等的，为了要使人类获得幸福，思想家要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在这些思想家当中，尤其是艺术家和诗人，他们应该以领导世人进入正确的人生道路为使命。”
但是，依托尔斯泰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艺术家或诗人，大都是不道德而无人格的奉承者，而托尔斯泰在军队中所认识的下层人物，他们才是真正具有高度热忱及牺牲精神的人。
当托尔斯泰想起了克里米亚敢死队战士们的英勇气概时，就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话，以冲淡蕴藏在心中对那些讨厌伪君子产生的阴影。
屠格涅夫听到这些话后，就立刻反驳道：“你不但是贵族出身，而且是克里米亚的勇士，这样说也不无道理。这点我很明白，你的口气中带有一些傲慢，但是不论你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我也要纠正你说的话。”
托尔斯泰争辩说：“你们都在想什么？你们能教导别人些什么呢？你们对这些疑问都不了解，更没有自问自答的意愿。你们该不会装做不知道来欺骗自己吧？你们难道不是认为艺术家或诗人们就可以在无形中领导、教导世人，而没有必要自省吗？”
屠格涅夫又反问道：“你为何不相信人们的诚实呢？艺术家才是真正在挤对人的。请不要用那种让人讨厌的眼神看我？我快要受不了！”
托尔斯泰的眼神本来就是锐利而具有权威性，如今又从战场上回来，所以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猛兽般的光芒。屠格涅夫一定是不愿看到他的这种眼神，才会大加驳斥的。
“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举动是合乎情理的，”屠格涅夫说，“他老是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一个聪明人卖弄自己身上没落的伯爵作风，这种愚蠢的自负实在令我无法解释。”“哪怕是把这个俄国军官放在碱水里泡上三天三夜，也去不掉他身上那种贵族士官的鲁莽；不管你往这种人身上镀一层什么样的教育金，他身上仍然流露出野性。”
然而，屠格涅夫却是许多成名作家中，最先欣赏托尔斯泰作品的人，但是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从来都不客气。
托尔斯泰认为：“屠格涅夫说话时那种长者式的、‘父亲般的’口吻，就像淘气的孩子要挣脱羁绊一样，存心捣乱，继续跟拿笔杆子的同行们争执不休，发表一些甚至使得他的同情者都为之目瞪口呆的意见。”
这使得屠格涅夫极为生气。其他人也极力说道：“托尔斯泰并不是我们的伙伴，他好像时时刻刻在监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他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牢的。”
托尔斯泰听到他们这样说，连忙解释说：“不，我不会把你们送进监牢的，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们没有去体验人生，并且自认为特殊、优越，甚至以人类的领导者自居；我不喜欢你们的很得意的样子，我对你们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托尔斯泰并没有说错，他只是不加斟酌、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当托尔斯泰从乡下来到这繁华都市时，的确把这里的文学家看成是很神圣的人物。但他们并非是理想中的人，反而都是些轻薄之士、光会说理论的人，况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受累。
托尔斯泰从小就轻视众所公认的准则。“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做”这句话对他从来不具有约束力，有时甚至只要一听到“大家都这么做”这句话，托尔斯泰就如临大敌，对那种论调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驳。
他常常不沉着，甚至近乎粗鲁；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特有的腼腆消失了，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事后又追悔莫及。心平气和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激烈抨击不能说服人，而只有激怒人。
1865年12月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
愿上帝保佑，不要像破坏蛹壳而留下赤裸裸的蛆虫那样，生硬地对对方施加影响；而应当哺养蛆虫，让它在蛹里长大，变成飞蛾之后脱壳而出。
托尔斯泰虽然这样批判他们，但是内心里也在不断自我反省。他每天都在不断反省，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了解到。他于1854年7月7日写道：
我对谦虚不是十分了解，这是我最大的缺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退役中校的儿子，小时候双亲去世，受到姑母的精心照顾，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社交修养。
17岁时，我便获得了自由，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只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既没有目的也没有乐趣，从而浪费了美好的时光。最后为了逃避债务的困扰，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而把自己放逐于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依赖先父与军队司令员的关系，在26岁时，当了掌旗官，不久便加入了达纽市部队。
我现在只有一份薪水，来作为维持生活的资本，别的没有任何金钱收入，因为我所有的钱还需要还债。我失去了监护人，也失去了社交能力，更是缺少知识与技能，但是我却有一颗赤诚的心。
我的面貌丑陋，脾气又不好，在别人眼里是个不知趣的人，更不懂得谦虚，总而言之，我在别人眼里没有好感，是个让人讨厌的人物。由于我具有孩子般的害羞，又没有学问，所知道的也只是短浅的一点知识而已。
我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我也不懂得什么是节制，更缺乏做事的果断力，情绪不太稳定；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虚荣心太强，又容易激动，这些都好像成了无修养人的条件。我不是那么勇敢，生活也没有任何规律，而且懒惰、散漫。
不过，我是一位非常廉洁的人，也就是说我喜爱善；由于我养成了爱善的习惯，一旦远离了善，我就会感到心神不宁。但我对声名的喜爱更胜于善。我对荣誉强烈苛求，如果有人问我声名与善行选择哪一种，那最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声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虚伪的人。
托尔斯泰不断与文学家们进行辩论，他还不断地自我反省。对于前辈屠格涅夫，也毫不留情地以严词相对，尤其是他的那双锐利的眼光更应该反省。
最后，他不断地祈求神：“您要常留在我身边，保护我啊！我非常感谢您，真的，您会引导我走向善；如果神不愿意帮我，抛弃我的话，那我不久就成了无功的尸骸。请您赐福给我，请您赐给我善。这是我毕生的伟大心愿！”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以使者的身份来到了贝德尔普鲁格，他一面接受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一面和屠格涅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是因为他的心情深受冷酷的战争所影响。
经过那流血的战争，不单是托尔斯泰本人，任何人的心都会变得冷酷无情。
在这期间，托尔斯泰完成军事任务后，又接到了新的命令，他被编入了坎史坦基洛夫将军的炮兵部队，不用再回到克里米亚了。
没有多久，克里米亚也获救了，8月俄国与土耳其签了和约。
世界恢复了和平，托尔斯泰也就向军队告别，退伍返乡了。
俄国出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一种奇迹。不但如此，在枪林弹雨中能写出如此伟大的战记，并且是由一位职业军人所执笔，则更是奇迹。
对屠格涅夫的赞誉颇具同感的人们，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颗闪耀在文化界中的新星，热情地欢迎着托尔斯泰。
当时圣彼得堡的优秀文学力量都团结在《现代人》杂志周围，而莫斯科的优秀文学力量则集中于阿克萨科夫支持的《祖国纪事》杂志周围。
《现代人》杂志创办于1836年，普希金是它的创办人之一。别林斯基有一段时期曾经直接参与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稍后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购下了这个杂志，当时的优秀作家都参加编辑，使得杂志扶摇直上。
当时的作家们大概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没有想到他们共同创造了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些作家们各辟蹊径，描绘自己熟悉的生活，塑造新的性格和典型，熔铸自己独特的风格。
托尔斯泰是文坛的后起之秀，他非常珍爱正在产生的意念和形象，寻求自己独特的表达途径。然而这点却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托尔斯泰把《童年》送到《现代人》杂志社时，并没有使用托尔斯泰的本名，而是用了自己的笔名；待托尔斯泰摘下这一副假面具后，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本名发表时，文坛上的一切期待好像都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了。
这时，正当亚历山大二世农奴解放运动的前几年，俄国已进入觉醒时期。
知识分子或文学家都集中在首都圣彼得堡，等待着文艺解放的论战。人们也认为社会的进步或文明的进展，都得由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推动，而托尔斯泰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人们欢迎着。
那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上写着：“我认识了俄国人民对真正的功劳是如何地敏感，那些文化界人士都争相与我做朋友，热情地握手，又要我详细说明战争的激烈状况。他们以晚宴招待我，我感谢他们的招待，也兴奋地叙述了一些战争的情形。”
虽然托尔斯泰感到欣喜若狂，但是内心却一直隐藏着寂寞与空虚。这种心情在那些作家之间出现矛盾后表现得极为强烈。
托尔斯泰来到圣彼得堡时，《现代人》的作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不和，这种不和是由对祖国的前途和对废除农奴主特权的方法、途径的看法上的分歧而引起的。过了若干年，这种不和加剧了，从而导致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格里戈罗维奇退出《现代人》，接履于他们之后的还有年轻的托尔斯泰。
最早退出《现代人》的是自由主义者德鲁日宁，他主办《阅读丛书》杂志，和革命主义者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恶毒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挑动那些优秀作家和《现代人》争吵，并且竭力诱使托尔斯泰屈从于自己的影响。
最初托尔斯泰接受了批评家德鲁日宁、鲍特金和安年科夫的影响，这些人宣扬一种“纯”艺术的理论。但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些人所宣扬的“纯艺术”纯粹是胡说八道，只有为社会生活利益服务的艺术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巩固托尔斯泰这种艺术信念的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对托尔斯泰的才华推崇备至。涅克拉索夫在1856年8月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道：
我爱您，因为您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您为这个文学已经作出了贡献，并且还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您明白在我们祖国，作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导师，并且尽可能还是那些无声无息、备受欺凌的人们的一个保护者的时候。
屠格涅夫也有心保护这个年轻作家，尽力帮助他，同他交好，但是这位年轻作家却不需要保护，而且渐渐的，连这个炮兵准尉本人也不知不觉地，以其坚强有力的肩膀把屠格涅夫推到了第二位。屠格涅夫虽然品格高尚、胸怀坦荡，也不免有些耿耿于怀。
托尔斯泰年轻，性情急躁，持论激烈，不能忍受任何虚礼俗套。屠格涅夫对他那些与社会舆论和传统，有时甚至是通常礼节相抵触的轻率议论感到刺耳。
于是，他们两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尔斯泰说：“人是平等的，为了要使人类获得幸福，思想家要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在这些思想家当中，尤其是艺术家和诗人，他们应该以领导世人进入正确的人生道路为使命。”
但是，依托尔斯泰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艺术家或诗人，大都是不道德而无人格的奉承者，而托尔斯泰在军队中所认识的下层人物，他们才是真正具有高度热忱及牺牲精神的人。
当托尔斯泰想起了克里米亚敢死队战士们的英勇气概时，就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话，以冲淡蕴藏在心中对那些讨厌伪君子产生的阴影。
屠格涅夫听到这些话后，就立刻反驳道：“你不但是贵族出身，而且是克里米亚的勇士，这样说也不无道理。这点我很明白，你的口气中带有一些傲慢，但是不论你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我也要纠正你说的话。”
托尔斯泰争辩说：“你们都在想什么？你们能教导别人些什么呢？你们对这些疑问都不了解，更没有自问自答的意愿。你们该不会装做不知道来欺骗自己吧？你们难道不是认为艺术家或诗人们就可以在无形中领导、教导世人，而没有必要自省吗？”
屠格涅夫又反问道：“你为何不相信人们的诚实呢？艺术家才是真正在挤对人的。请不要用那种让人讨厌的眼神看我？我快要受不了！”
托尔斯泰的眼神本来就是锐利而具有权威性，如今又从战场上回来，所以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猛兽般的光芒。屠格涅夫一定是不愿看到他的这种眼神，才会大加驳斥的。
“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举动是合乎情理的，”屠格涅夫说，“他老是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一个聪明人卖弄自己身上没落的伯爵作风，这种愚蠢的自负实在令我无法解释。”“哪怕是把这个俄国军官放在碱水里泡上三天三夜，也去不掉他身上那种贵族士官的鲁莽；不管你往这种人身上镀一层什么样的教育金，他身上仍然流露出野性。”
然而，屠格涅夫却是许多成名作家中，最先欣赏托尔斯泰作品的人，但是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从来都不客气。
托尔斯泰认为：“屠格涅夫说话时那种长者式的、‘父亲般的’口吻，就像淘气的孩子要挣脱羁绊一样，存心捣乱，继续跟拿笔杆子的同行们争执不休，发表一些甚至使得他的同情者都为之目瞪口呆的意见。”
这使得屠格涅夫极为生气。其他人也极力说道：“托尔斯泰并不是我们的伙伴，他好像时时刻刻在监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他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牢的。”
托尔斯泰听到他们这样说，连忙解释说：“不，我不会把你们送进监牢的，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们没有去体验人生，并且自认为特殊、优越，甚至以人类的领导者自居；我不喜欢你们的很得意的样子，我对你们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托尔斯泰并没有说错，他只是不加斟酌、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当托尔斯泰从乡下来到这繁华都市时，的确把这里的文学家看成是很神圣的人物。但他们并非是理想中的人，反而都是些轻薄之士、光会说理论的人，况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受累。
托尔斯泰从小就轻视众所公认的准则。“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做”这句话对他从来不具有约束力，有时甚至只要一听到“大家都这么做”这句话，托尔斯泰就如临大敌，对那种论调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驳。
他常常不沉着，甚至近乎粗鲁；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特有的腼腆消失了，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事后又追悔莫及。心平气和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激烈抨击不能说服人，而只有激怒人。
1865年12月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
愿上帝保佑，不要像破坏蛹壳而留下赤裸裸的蛆虫那样，生硬地对对方施加影响；而应当哺养蛆虫，让它在蛹里长大，变成飞蛾之后脱壳而出。
托尔斯泰虽然这样批判他们，但是内心里也在不断自我反省。他每天都在不断反省，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了解到。他于1854年7月7日写道：
我对谦虚不是十分了解，这是我最大的缺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退役中校的儿子，小时候双亲去世，受到姑母的精心照顾，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社交修养。
17岁时，我便获得了自由，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只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既没有目的也没有乐趣，从而浪费了美好的时光。最后为了逃避债务的困扰，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而把自己放逐于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依赖先父与军队司令员的关系，在26岁时，当了掌旗官，不久便加入了达纽市部队。
我现在只有一份薪水，来作为维持生活的资本，别的没有任何金钱收入，因为我所有的钱还需要还债。我失去了监护人，也失去了社交能力，更是缺少知识与技能，但是我却有一颗赤诚的心。
我的面貌丑陋，脾气又不好，在别人眼里是个不知趣的人，更不懂得谦虚，总而言之，我在别人眼里没有好感，是个让人讨厌的人物。由于我具有孩子般的害羞，又没有学问，所知道的也只是短浅的一点知识而已。
我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我也不懂得什么是节制，更缺乏做事的果断力，情绪不太稳定；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虚荣心太强，又容易激动，这些都好像成了无修养人的条件。我不是那么勇敢，生活也没有任何规律，而且懒惰、散漫。
不过，我是一位非常廉洁的人，也就是说我喜爱善；由于我养成了爱善的习惯，一旦远离了善，我就会感到心神不宁。但我对声名的喜爱更胜于善。我对荣誉强烈苛求，如果有人问我声名与善行选择哪一种，那最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声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虚伪的人。
托尔斯泰不断与文学家们进行辩论，他还不断地自我反省。对于前辈屠格涅夫，也毫不留情地以严词相对，尤其是他的那双锐利的眼光更应该反省。
最后，他不断地祈求神：“您要常留在我身边，保护我啊！我非常感谢您，真的，您会引导我走向善；如果神不愿意帮我，抛弃我的话，那我不久就成了无功的尸骸。请您赐福给我，请您赐给我善。这是我毕生的伟大心愿！”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以使者的身份来到了贝德尔普鲁格，他一面接受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一面和屠格涅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是因为他的心情深受冷酷的战争所影响。
经过那流血的战争，不单是托尔斯泰本人，任何人的心都会变得冷酷无情。
在这期间，托尔斯泰完成军事任务后，又接到了新的命令，他被编入了坎史坦基洛夫将军的炮兵部队，不用再回到克里米亚了。
没有多久，克里米亚也获救了，8月俄国与土耳其签了和约。
世界恢复了和平，托尔斯泰也就向军队告别，退伍返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