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失败的农业改革
托尔斯泰兄妹都已长大成人，大哥尼古拉在高加索当军官，二哥塞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都已经大学毕业，只有托尔斯泰没有念完大学，小妹玛丽亚虽然尚未满18岁，但已准备出嫁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决定分配家产了。
分家的时候，按照习惯，把他们住的地方雅斯纳亚·波良纳分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之所以要这个领地，主要是因为他生在这里，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母亲，都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爱的见证。
1847年7月，在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不久，哥哥们和妹妹也都陆续回来了。7月11日，他们一起在图拉法院办理了分配家产手续，分别在手续上签了字。离开之前，他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团聚了几天。
白天，他们一起到庄园附近的山林里散步，童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老扎兹树林里找过神秘的绿棒，一起在山上打过野兔，一起在白桦树下喝茶野餐。
晚上，大家又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壁炉旁边，听大哥尼古拉讲高加索的战争生活，这情景让兄妹们觉得又回到小时候相亲相爱、纯洁无瑕的童年。
相聚的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几天后，哥哥们都离开了家园，妹妹玛丽亚也在11月出嫁了。
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只有托尔斯泰和亲他爱他的姑姑塔姬雅娜，托尔斯泰已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纵情玩耍的孩童，而是一位年轻的农奴主了。
在正式开始管理田庄的时候，托尔斯泰还不满19岁，他要改善自己，要读书，管理他的财产，并且改进他的奴仆们的状况。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因而不能取得学位，这使他感到非常烦恼和失望，因此绝不要以为他离开喀山仅是为了生活得舒服或是不愿意学习。在决定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以后，他列下了一个学习提纲，一方面为了发展自己的智力，一方面为了取得大学学位。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是想要自己在庄园里独立学习，摆脱大学里那种刻板教条、死气沉沉的风气。但是这个自修计划是如此庞大，在短时期内根本完成不了。当他不能实现它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精力为他自己拟订新的生活计划和学习课程，这些计划足足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托尔斯泰在这一时期读了很多文学巨作，这些作品中有很多观点与托尔斯泰一生相随。他越到老年，对这些观点的信念也越坚定。
在这些作家中，对托尔斯泰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国思想家卢梭了，他读过卢梭的全部20卷作品，包括他的《音乐词典》。他不只是对卢梭满怀激情，而且还十分崇拜他。
在15岁的时候，托尔斯泰贴身佩戴了一个有卢梭画像的纪念章，来代替东正教的十字架。卢梭的作品中有许多地方是他十分熟悉的，以致他常常以为那是他自己写下的呢！
还有一位作家对托尔斯泰一生也有很大影响，他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
另外一个影响了托尔斯泰的作家是伏尔泰，虽然远不及前面两位，但在托尔斯泰很年轻的时候，伏尔泰对宗教的嘲笑不仅没有使他惊骇，反使他倍感有趣。
托尔斯泰一生做事都很专心，这点也表现在他年轻时对读书的态度上。在他70岁时所写的《艺术论》一书中，对他21岁以前或者他14岁以前读过的书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当然，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还有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农奴制度的问题。他在离开大学以前就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了。
19世纪40年代中期，俄国进步思想界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
1847年7月15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在给《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的公开信中写道：“现在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并不属于时代改革的激进人物，还不十分清楚地懂得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已开始意识到贵族与农奴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记得在他17岁的时候，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听到农奴叫他为“狗少爷”，于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农民是如何憎恨，并蔑视地主老爷这些寄生虫。他独自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每逢遇见农民，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强烈的不安，甚至想躲开不让他们看见。
成为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全权主人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接触到农奴的悲惨境况。他每天到田庄里散步，亲眼目睹他们是过着怎样的一贫如洗的生活，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男人；瘦弱不堪，面色黄白的女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年老的农奴，皮肤粗糙，皱纹深陷，脖子、手臂青筋暴露。从他们的驼背和弧形的双腿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生是怎样在极其繁重的劳动中把身体压迫成了这样畸形丑陋的形状。
农奴生活的种种惨状使托尔斯泰震惊而且非常不安。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农奴的命运，但这在当时是注定不能有什么成就的。
虽然我们绝不能把托尔斯泰的小说严格地当做自传体，但是《一个地主的早晨》却明显地说明了托尔斯泰对于改善他的农奴的命运所作的努力，和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与失败。在那部小说里，聂赫留道夫公爵19岁，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回到自己的领地以前，写信给姑姑说：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发现事情是难以形容地混乱。要想把它们处理好，我发现主要的罪恶来自于农奴们的真正可怜的不幸的状况，而这种罪恶是只能用工作和耐心来补救的。只要你看看我的农奴中的两个，大卫和伊凡，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过的生活，我相信这两个可怜虫的境遇，比我的一切解释都更能使你明白我的意图。
去关心这700个我必须向上帝交代的灵魂的福利，难道不是我的明白的、神圣的责任吗？假如我把他们丢给任性的长老和管家去任意处理，而去追随自己的快乐或野心，难道这不会是罪恶吗？既然我面前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光辉的、亲切的责任，我何须在任何旁的地方去找我能够有用和做好事的机会呢？
不只是这封信好像是托尔斯泰自己写的，而且聂赫留道夫试图去改变农奴们代代相传的陈规陋习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所遭遇的。
聂赫留道夫决定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地主的地位，这也是托尔斯泰本人青年时期的思想，他当时也坚持保护地主的财产所有权。
他后来回忆说：“19世纪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产生必须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还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田庄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经常到村子中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们的要求，并及时给予答复或帮助。这些举动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充实和无限快乐。
每天早上，他迎着朝阳到田野上、树林里散步，清凉的露珠弄湿了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和他那张年轻的面庞，有时，他突然激动得想哭，这种生活太美好了，令人多么愉快！
但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年过去了，托尔斯泰的改革毫无成效。他购置了很多农业机器，有播种机、脱粒机等，都无法让农奴们接受它并使用它们，劳动生产率丝毫不见提高，农庄的经营状况也根本不可能会有所改善。
房屋破旧不堪的农民强硬地拒绝住进新建的砖房里。托尔斯泰给他们帮助，而他们总是怀疑这位“善心”的主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阴险的目的，农奴对地主的敌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如果想通过仅仅给他们一点儿好处，就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这种敌意，那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托尔斯泰的农业改革失败表明，不推翻农奴制度，彻底地解放农奴，那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平，也不能真正平等起来。
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部小说中，有位农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平等的实质。聂赫留道夫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么穷呢？”
农民答道：“老爷，我们不穷又能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我们的土地是什么样的：黏土、沙丘，干旱得根本长不出粮食来，而且越来越少，好地全部归您所有，我们不穷又会怎么样呢？”
地主拥有良田，农民生活无靠，只有为地主服役才能得以糊口，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贫穷的原因是缺少土地和受地主剥削。地主购买新机器，想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除了彻底解放他们，分给他们土地，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是海市蜃楼，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改革的失败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家庭的出身、生活的习惯以及头脑中固定的观念，都使他无法接受并采取果决的措施。直至多年以后，他才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的私人占有制，满足了农民的根本要求。
农奴制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农奴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而托尔斯泰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努力，却产生了那么可怜的结果。农奴们如此顽固，以致他的一切努力不但不能使他得到道义上的满足，反而只使他产生了一种疲倦、羞怯、无能和后悔混杂的感情。为了消除这种精神的苦闷，他开始迷恋音乐，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弹钢琴。但这也无济于事。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度过了两个夏天之后，托尔斯泰终于在1848年10月去了莫斯科，把这个冬天闲散地消磨在莫斯科的社交界。
其实，托尔斯泰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是想准备功课参加副博士的考试，可是不久就被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所吸引。那时候，他独自一人住在莫斯科，没有工作，没有学业，也没有目的，生活没有规律。
我之所以这样生活，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那样，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生活，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样生活。部分的原因则在于在莫斯科一个青年人所处的地位往往使他倾向于疏懒。我说的这个青年人，他本身具备有这样一些条件，这就是：好的教育、好的家世，外加上10000至20000卢布的收入。
具备这种条件的青年人生活当然是无忧无虑、愉快不过的了，如果他不去供职，而只是挂了名并且疏懒成性的话。所有的客厅都是对他开放的，所有的未婚女人他都有权去博取青睐；再没有任何别的青年在社会的公众舆论看来比他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从小性格活泼的托尔斯泰，到了青年时代却不止一次地用他那种种古怪和胡闹行为使亲友和熟人们感到惊异。有一次，托尔斯泰需要钱用，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并且从真正的流浪乐师那里借来了“乐器”，便径直来到阿尔巴特区佩尔费里耶娃母亲居住的房前，乞讨式地演奏开手摇风琴。女主人开始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人们告诉她这是个什么样的流浪乐师，他需要什么。她这才开心地大笑起来，打发这个“乐师”25卢布。
这年冬天，在莫斯科托尔斯泰交上了一帮“朋友”，这帮人引诱他去玩牌。他冲动、狂热，决定试一试。但他却不精于此道，往牌桌边上一坐，输了个一塌糊涂。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喜欢那种“输钱的过程”。
尼古拉发觉他“挥金如土”，向他说明了危险，告诫他这样会把自己弄到破产的境地。没等弄清楚弟弟挥霍的原因，尼古拉就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称他为“最不值钱的小东西”。
这种他自认为很喜欢的生活，不久也令他十分厌倦，于是他在1849年初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当时俄国的京都圣彼得堡，在那里准备进圣彼得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且通知尼古拉说他打算“永远留在”这个城市里。
托尔斯泰发现圣彼得堡的生活给了他最好的影响：“它教会我如何行动，使我不由自主地更改了时间表；再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谁都有事，谁都在奔走忙碌，你找不到一个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在狂热的紧张之中，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用功学习，结果考中了。
“我通宵不眠，终于在公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上顺利通过了候补博士的分数线，这两门课中的每一门我都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
5月1日，他给哥哥写信，抱怨在圣彼得堡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只是浪费了一大笔钱而已，他认为这愚蠢透顶。
还有在莫斯科欠下的债务，他也必须马上偿还，否则又会对他的名誉不利。
他认为他为自己的自由和哲理付出太昂贵的代价，却又无法摆脱这种虚伪可怕的处境了。本来，托尔斯泰已经在大学里考过两门课，但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想完成考试了，而是想进骑兵联队，当一名士官生，然后在两年期满以前被任命为军官。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战争的后果太严重了，他不能照这个计划做下去了。
1848年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是有两条路可走：进军队，去参加匈牙利战役；或在大学里完成学习，去服文职。但在他通过了两门考试以后，他求上进的决心又烟消云散了。春天到来的时候，乡村的诱惑又把他拉回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托尔斯泰热情地致力于音乐，具备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能够很好配合的钢琴伴奏家的技巧，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明显地想要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对于音乐的影响，他总是最敏感的；他对音乐，也和对文学一样，有着强烈的爱憎。
塔姬雅娜姑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可是已经差不多30年没有弹过了。她现年53岁，又重新练习起来，托尔斯泰和她弹二重奏，她的演奏准确而且优美使托尔斯泰甚是惊异。
托尔斯泰一生中充当著名角色的事情，以致人们很少有机会注意到从他青年时期到老年，音乐对于他的影响。
除了韦伯、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舒曼、巴赫、肖邦、贝多芬的早期作品和维尼奥夫斯基以外，托尔斯泰还特别偏爱俄罗斯民歌，如《沿着我们的母亲河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偏爱哥萨克歌和军歌，以及那些茨冈人歌唱队常常唱的歌。
他断言茨冈民歌是真诚的，能打动听众的，因此是真正的艺术，即使它可能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艺术。
1850年至1851年的冬天，托尔斯泰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居住，他这时就预先尝试了简单的生活，这是他晚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这里，一种不可名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他创作的最初尝试。
1851年3月，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以后又去了莫斯科。他称自己去那儿有三个目的：玩纸牌、结婚和服文职。但这三个目标，他一个也没达到。姑姑劝说他别再玩纸牌以后，他就厌恶了赌博。
分家的时候，按照习惯，把他们住的地方雅斯纳亚·波良纳分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之所以要这个领地，主要是因为他生在这里，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母亲，都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爱的见证。
1847年7月，在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不久，哥哥们和妹妹也都陆续回来了。7月11日，他们一起在图拉法院办理了分配家产手续，分别在手续上签了字。离开之前，他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团聚了几天。
白天，他们一起到庄园附近的山林里散步，童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老扎兹树林里找过神秘的绿棒，一起在山上打过野兔，一起在白桦树下喝茶野餐。
晚上，大家又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壁炉旁边，听大哥尼古拉讲高加索的战争生活，这情景让兄妹们觉得又回到小时候相亲相爱、纯洁无瑕的童年。
相聚的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几天后，哥哥们都离开了家园，妹妹玛丽亚也在11月出嫁了。
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只有托尔斯泰和亲他爱他的姑姑塔姬雅娜，托尔斯泰已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纵情玩耍的孩童，而是一位年轻的农奴主了。
在正式开始管理田庄的时候，托尔斯泰还不满19岁，他要改善自己，要读书，管理他的财产，并且改进他的奴仆们的状况。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因而不能取得学位，这使他感到非常烦恼和失望，因此绝不要以为他离开喀山仅是为了生活得舒服或是不愿意学习。在决定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以后，他列下了一个学习提纲，一方面为了发展自己的智力，一方面为了取得大学学位。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是想要自己在庄园里独立学习，摆脱大学里那种刻板教条、死气沉沉的风气。但是这个自修计划是如此庞大，在短时期内根本完成不了。当他不能实现它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精力为他自己拟订新的生活计划和学习课程，这些计划足足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托尔斯泰在这一时期读了很多文学巨作，这些作品中有很多观点与托尔斯泰一生相随。他越到老年，对这些观点的信念也越坚定。
在这些作家中，对托尔斯泰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国思想家卢梭了，他读过卢梭的全部20卷作品，包括他的《音乐词典》。他不只是对卢梭满怀激情，而且还十分崇拜他。
在15岁的时候，托尔斯泰贴身佩戴了一个有卢梭画像的纪念章，来代替东正教的十字架。卢梭的作品中有许多地方是他十分熟悉的，以致他常常以为那是他自己写下的呢！
还有一位作家对托尔斯泰一生也有很大影响，他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
另外一个影响了托尔斯泰的作家是伏尔泰，虽然远不及前面两位，但在托尔斯泰很年轻的时候，伏尔泰对宗教的嘲笑不仅没有使他惊骇，反使他倍感有趣。
托尔斯泰一生做事都很专心，这点也表现在他年轻时对读书的态度上。在他70岁时所写的《艺术论》一书中，对他21岁以前或者他14岁以前读过的书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当然，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还有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农奴制度的问题。他在离开大学以前就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了。
19世纪40年代中期，俄国进步思想界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
1847年7月15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在给《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的公开信中写道：“现在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并不属于时代改革的激进人物，还不十分清楚地懂得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已开始意识到贵族与农奴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记得在他17岁的时候，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听到农奴叫他为“狗少爷”，于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农民是如何憎恨，并蔑视地主老爷这些寄生虫。他独自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每逢遇见农民，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强烈的不安，甚至想躲开不让他们看见。
成为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全权主人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接触到农奴的悲惨境况。他每天到田庄里散步，亲眼目睹他们是过着怎样的一贫如洗的生活，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男人；瘦弱不堪，面色黄白的女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年老的农奴，皮肤粗糙，皱纹深陷，脖子、手臂青筋暴露。从他们的驼背和弧形的双腿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生是怎样在极其繁重的劳动中把身体压迫成了这样畸形丑陋的形状。
农奴生活的种种惨状使托尔斯泰震惊而且非常不安。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农奴的命运，但这在当时是注定不能有什么成就的。
虽然我们绝不能把托尔斯泰的小说严格地当做自传体，但是《一个地主的早晨》却明显地说明了托尔斯泰对于改善他的农奴的命运所作的努力，和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与失败。在那部小说里，聂赫留道夫公爵19岁，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回到自己的领地以前，写信给姑姑说：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发现事情是难以形容地混乱。要想把它们处理好，我发现主要的罪恶来自于农奴们的真正可怜的不幸的状况，而这种罪恶是只能用工作和耐心来补救的。只要你看看我的农奴中的两个，大卫和伊凡，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过的生活，我相信这两个可怜虫的境遇，比我的一切解释都更能使你明白我的意图。
去关心这700个我必须向上帝交代的灵魂的福利，难道不是我的明白的、神圣的责任吗？假如我把他们丢给任性的长老和管家去任意处理，而去追随自己的快乐或野心，难道这不会是罪恶吗？既然我面前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光辉的、亲切的责任，我何须在任何旁的地方去找我能够有用和做好事的机会呢？
不只是这封信好像是托尔斯泰自己写的，而且聂赫留道夫试图去改变农奴们代代相传的陈规陋习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所遭遇的。
聂赫留道夫决定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地主的地位，这也是托尔斯泰本人青年时期的思想，他当时也坚持保护地主的财产所有权。
他后来回忆说：“19世纪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产生必须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还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田庄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经常到村子中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们的要求，并及时给予答复或帮助。这些举动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充实和无限快乐。
每天早上，他迎着朝阳到田野上、树林里散步，清凉的露珠弄湿了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和他那张年轻的面庞，有时，他突然激动得想哭，这种生活太美好了，令人多么愉快！
但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年过去了，托尔斯泰的改革毫无成效。他购置了很多农业机器，有播种机、脱粒机等，都无法让农奴们接受它并使用它们，劳动生产率丝毫不见提高，农庄的经营状况也根本不可能会有所改善。
房屋破旧不堪的农民强硬地拒绝住进新建的砖房里。托尔斯泰给他们帮助，而他们总是怀疑这位“善心”的主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阴险的目的，农奴对地主的敌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如果想通过仅仅给他们一点儿好处，就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这种敌意，那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托尔斯泰的农业改革失败表明，不推翻农奴制度，彻底地解放农奴，那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平，也不能真正平等起来。
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部小说中，有位农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平等的实质。聂赫留道夫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么穷呢？”
农民答道：“老爷，我们不穷又能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我们的土地是什么样的：黏土、沙丘，干旱得根本长不出粮食来，而且越来越少，好地全部归您所有，我们不穷又会怎么样呢？”
地主拥有良田，农民生活无靠，只有为地主服役才能得以糊口，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贫穷的原因是缺少土地和受地主剥削。地主购买新机器，想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除了彻底解放他们，分给他们土地，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是海市蜃楼，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改革的失败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家庭的出身、生活的习惯以及头脑中固定的观念，都使他无法接受并采取果决的措施。直至多年以后，他才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的私人占有制，满足了农民的根本要求。
农奴制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农奴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而托尔斯泰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努力，却产生了那么可怜的结果。农奴们如此顽固，以致他的一切努力不但不能使他得到道义上的满足，反而只使他产生了一种疲倦、羞怯、无能和后悔混杂的感情。为了消除这种精神的苦闷，他开始迷恋音乐，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弹钢琴。但这也无济于事。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度过了两个夏天之后，托尔斯泰终于在1848年10月去了莫斯科，把这个冬天闲散地消磨在莫斯科的社交界。
其实，托尔斯泰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是想准备功课参加副博士的考试，可是不久就被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所吸引。那时候，他独自一人住在莫斯科，没有工作，没有学业，也没有目的，生活没有规律。
我之所以这样生活，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那样，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生活，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样生活。部分的原因则在于在莫斯科一个青年人所处的地位往往使他倾向于疏懒。我说的这个青年人，他本身具备有这样一些条件，这就是：好的教育、好的家世，外加上10000至20000卢布的收入。
具备这种条件的青年人生活当然是无忧无虑、愉快不过的了，如果他不去供职，而只是挂了名并且疏懒成性的话。所有的客厅都是对他开放的，所有的未婚女人他都有权去博取青睐；再没有任何别的青年在社会的公众舆论看来比他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从小性格活泼的托尔斯泰，到了青年时代却不止一次地用他那种种古怪和胡闹行为使亲友和熟人们感到惊异。有一次，托尔斯泰需要钱用，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并且从真正的流浪乐师那里借来了“乐器”，便径直来到阿尔巴特区佩尔费里耶娃母亲居住的房前，乞讨式地演奏开手摇风琴。女主人开始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人们告诉她这是个什么样的流浪乐师，他需要什么。她这才开心地大笑起来，打发这个“乐师”25卢布。
这年冬天，在莫斯科托尔斯泰交上了一帮“朋友”，这帮人引诱他去玩牌。他冲动、狂热，决定试一试。但他却不精于此道，往牌桌边上一坐，输了个一塌糊涂。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喜欢那种“输钱的过程”。
尼古拉发觉他“挥金如土”，向他说明了危险，告诫他这样会把自己弄到破产的境地。没等弄清楚弟弟挥霍的原因，尼古拉就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称他为“最不值钱的小东西”。
这种他自认为很喜欢的生活，不久也令他十分厌倦，于是他在1849年初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当时俄国的京都圣彼得堡，在那里准备进圣彼得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且通知尼古拉说他打算“永远留在”这个城市里。
托尔斯泰发现圣彼得堡的生活给了他最好的影响：“它教会我如何行动，使我不由自主地更改了时间表；再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谁都有事，谁都在奔走忙碌，你找不到一个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在狂热的紧张之中，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用功学习，结果考中了。
“我通宵不眠，终于在公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上顺利通过了候补博士的分数线，这两门课中的每一门我都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
5月1日，他给哥哥写信，抱怨在圣彼得堡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只是浪费了一大笔钱而已，他认为这愚蠢透顶。
还有在莫斯科欠下的债务，他也必须马上偿还，否则又会对他的名誉不利。
他认为他为自己的自由和哲理付出太昂贵的代价，却又无法摆脱这种虚伪可怕的处境了。本来，托尔斯泰已经在大学里考过两门课，但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想完成考试了，而是想进骑兵联队，当一名士官生，然后在两年期满以前被任命为军官。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战争的后果太严重了，他不能照这个计划做下去了。
1848年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是有两条路可走：进军队，去参加匈牙利战役；或在大学里完成学习，去服文职。但在他通过了两门考试以后，他求上进的决心又烟消云散了。春天到来的时候，乡村的诱惑又把他拉回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托尔斯泰热情地致力于音乐，具备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能够很好配合的钢琴伴奏家的技巧，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明显地想要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对于音乐的影响，他总是最敏感的；他对音乐，也和对文学一样，有着强烈的爱憎。
塔姬雅娜姑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可是已经差不多30年没有弹过了。她现年53岁，又重新练习起来，托尔斯泰和她弹二重奏，她的演奏准确而且优美使托尔斯泰甚是惊异。
托尔斯泰一生中充当著名角色的事情，以致人们很少有机会注意到从他青年时期到老年，音乐对于他的影响。
除了韦伯、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舒曼、巴赫、肖邦、贝多芬的早期作品和维尼奥夫斯基以外，托尔斯泰还特别偏爱俄罗斯民歌，如《沿着我们的母亲河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偏爱哥萨克歌和军歌，以及那些茨冈人歌唱队常常唱的歌。
他断言茨冈民歌是真诚的，能打动听众的，因此是真正的艺术，即使它可能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艺术。
1850年至1851年的冬天，托尔斯泰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居住，他这时就预先尝试了简单的生活，这是他晚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这里，一种不可名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他创作的最初尝试。
1851年3月，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以后又去了莫斯科。他称自己去那儿有三个目的：玩纸牌、结婚和服文职。但这三个目标，他一个也没达到。姑姑劝说他别再玩纸牌以后，他就厌恶了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