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真情在柏林之约
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位学者一位是普朗克，一位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德国《物理学年鉴》的编辑委员。一天，当他在柏林大学的家中养病时，印刷厂送来了《物理学年鉴》的清样，上面登载着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他随手翻了翻，立即被爱因斯坦的思想吸引了。
他忘记了医生的忠告，急忙移到书桌边，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位素以严格稳重著称的教授猛然跳起来，叫道：“简直是哥白尼！作者是什么人？他在哪里？”
普朗克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马上按杂志提供的地址给从未见面的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也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
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腕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在扩张工业和军事竞争上。
威廉皇家协会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年纪小小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从。然而，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饵”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由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代表地位和荣誉。
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他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己决定。
这个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祈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地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并不是坦然的。
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离开出生地，就是希望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做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决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认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隐藏了他真正的目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些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和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送走他们后，爱因斯坦与妻子商量，希望全家人搬到柏林去，以便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物理研究。
可是，米列娃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坚决反对再一次搬家，而且是去她一直讨厌的德国。
“我是一个斯拉夫人，一直被德国人瞧不起，现在你却让我生活到他们中间去，你是想让我去找死吗？”
“怎么了，米列娃，你不喜欢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我喜欢，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去柏林。”
“可是那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一流的设备，对我的实验起着决定性作用。”
“不，如果你喜欢去，你自己去好了，我和孩子是坚决不会去的。”
两个人为此吵了很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此时的爱因斯坦深知，他与妻子的感情已走到了尽头，要想再走到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是，无论如何，爱因斯坦都已下定了决心，他一定要去柏林，他不能放弃一流的研究环境。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
1911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首要人选就是爱因斯坦。
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44票绝对优势，荣膺为正式院士。
1914年初，爱因斯坦只得孤身一人前往柏林了，他终究没能说服米列娃同行，这次告别，也正式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
春天的柏林是美丽的，刚刚走出柏林大火车站，爱因斯坦在迎接他的人群中，接到了一束火红的玫瑰。
“你好吗？阿尔伯特。”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爱因斯坦顿时一愣。
“是你吗？艾尔莎。”
在车站遇见了表妹艾尔莎，使得爱因斯坦的心情好受多了。
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带着他对科学研究的渴望，来到了柏林，只是他一再要求：
“我的瑞士国籍不能改变。”
他的要求没有被拒绝。
生活在这个洋溢着一派大都市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里，爱因斯坦最喜欢去树荫下散步，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
在日常生活里，他深居简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研究所。
会员们早就听说了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今日一见，却发现，他与别人实在是没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很善于发言。大半的科学界人士都会在那里专注地思考很久后，才会回答自己的想法，只有爱因斯坦是特殊的。他的嘴总会比别人快许多，人们会发现他特别喜欢独自一人散步。却不知道那正是他独立思考问题的最佳方法。
有一次，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约好一起去波茨坦天文台参观，可是在约定的时间里，普朗克并没有赶到。普朗克一路飞奔赶来，一路上懊悔不已，他深知科学家们每个人的分秒时间都是很珍贵的，自己却足足耽误了爱因斯坦整整半个时辰的时间。
“对不起。因为一些琐事缠着，却耽误了你的时间，真是抱歉。”普朗克匆匆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急忙向爱因斯坦道歉。
“什么，你怎么这么客气，时间已经到了吗？”
“怎么，你没有感觉已过了半个时辰了吗？”
“噢，我一直在这里思考问题了，这和在家里是没有区别的。”
普朗克因此而更加佩服爱因斯坦了，真是一个学术界的天才啊！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从同事口中得知心理学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于空间现象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同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爱因斯坦同这位心理学家曾经有过几次接触，只是不太熟悉。
听了同事的话后，爱因斯坦决定去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顺便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有关自己的相对论的问题。可是他并没有礼节性地预约，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他早早地来到了教授的家。
佣人惊奇地望着这位突然造访的客人，告诉他主人出门去了，请他留下话来，自己可以代为转告的。爱因斯坦对此毫不在意。他对佣人说：
“不必了，我去公园里转转吧。”
下午，爱因斯坦又一次敲开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你，你找谁啊？噢，不对，您是上午来过的先生吧！”
“是的，请问教授在家吗？”
“在家的，只是你没有预约，主人刚好已经去午睡了。”
爱因斯坦一点儿也不着急，他告诉佣人，他可以等。于是佣人让他在客厅里等着，自己去忙别的事去了。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爱因斯坦终于见到了教授、心理学家。
看见新来的院士前来看望自己，十分的高兴，虽然他没有预约让人有点意外的感觉。
谁知，令他更感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施图姆普夫教授礼节性地寒暄过后，本以为爱因斯坦也会说一些礼节性的问候语呢。
谁知，爱因斯坦坐下来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的相对论，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于数学是一窍不通的，客人的满嘴学术术语，使得心理学家十分尴尬，此刻他一句话也插不上去，而且爱因斯坦也始终没有停下他的长篇大论。
心理学家只好不停地回答着一句话：
“是的，是的。”
一直到爱因斯坦离开后，主人始终也没弄清他此行的目的。
如果是礼节性的看望吧，他却是始终没有一句寒暄语。如果是无意中路过吧，却又三番五次地来到他的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真是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914年这一年，爱因斯坦在柏林的科学研究还是有了一定的突破，他提出了牛顿的极限离心力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自己以往的错误认识。
在生活上，他是寂寞的，一有空，他仍然喜欢拉上一曲小提琴，以排解心中的孤独。
在柏林，他经常来往的就是他的表妹艾尔莎家，他们的亲戚关系虽然很远，但是由于从小一起长大，从小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因为十分担心爱因斯坦的生活状况，艾尔莎经常劝说爱因斯坦应该尽快把米列娃及孩子们接来拍林一起生活，但是爱因斯坦告诉她，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没有办法，艾尔莎只好经常让爱因斯坦来自己的家中吃饭，她的两个女儿也十分欢迎这位会拉小提琴的亲戚，她们待他像父亲般的亲密，爱因斯坦也把慈祥的父爱给了两个孩子，有了艾尔莎一家的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也算有了一点乐趣。
让爱因斯坦始料未及的是，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爆发了。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非常残酷的战争。德国立刻进入了战争状态。整个柏林都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了。
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议员们，都在拼命鼓吹着“保卫德意志，德意志万岁”的口号，市区内到处飘扬着国旗，即将出征的战士们则一遍遍地迈着整齐的步伐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随时准备开赴战场。
“不管哪里，都是德国的敌人。”狂热而愚蠢的口号，遍布整个德国上下，人们对于战争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柏林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也没能抵挡住这一狂潮，一向支持战争的能斯特教授甚至当上了战争顾问，穿上了军服。一位学者发明的一种轻体炸药，已经准备用到战场上去了。
一些文人学者们积极起草了一份战时告示书，希望科学家们也联合起来，积极支持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
一份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告示书最后也被送到了爱因斯坦的面前，普朗克教授也签了名，他劝告爱因斯坦：
“德国的安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不，教授，您说错了，我永远坚持我的原则，我不会支持战争的，更不会签名支持战争的。战争是野心家们的阴谋，遭受危害的都是无辜的人民。”
爱因斯坦不但没有支持战争，反而公开宣布，他坚决反对一切战争，并于10月中旬同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表了反战宣言，坚持自己的立场。
“战争会摧毁世界的一切文明，我们必须阻止它的蔓延。一切有教养的人，都不应该让自己投入到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当中去。整个欧洲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一切战争的发生。”
尽管爱因斯坦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
研究所再也不能去了，因为这时的研究所，已经成了战争的帮凶，人们纷纷谈论战争，许多教授都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一心帮助军队研究一些军事秘密化工武器，爱因斯坦没有能力阻止那一切，他只能以拒绝参加研究来表明自己是反对这一切的。
1914年11月，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们在柏林正式组成了“反战联盟”，旨在抗议德国军国主义的暴行，爱因斯坦不仅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也是积极的发起者。
当时许多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来劝阻他，希望他保持中立。不要卷入这场战争中，可是爱因斯坦却说：
“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每个人都应该为它的安定付出自己的努力的。”
战时的拍林，物品短缺，物价也飞速上涨，甚至许多人都出现了吃不上饭的危险，爱因斯坦由于国际友人的支持，还能和艾尔莎一家人勉强度日。
爱因斯坦还经常写信给国际友人，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力量来阻止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
善良的爱因斯坦，希望借助于良知的呼吁来唤醒那些冲动的行动，可见，他对于这场战争曾经抱有怎样“天真”的想法。
1915年初，爱因斯坦还曾与法国作家、一位积极的反战主义者罗曼·罗兰取得了书信联系，他们双方互相鼓励，试图借助媒体的力量使得双方停战。
可是，这只是他个人的善良的想法罢了，战火却越烧越旺了。
德国政府部门对于他的举动并不赞成，并一举摧毁了“反战联盟”，组织的成员也都遭到了迫害。爱因斯坦之所以一直都能够平安无事，主要得益于他的瑞士国籍，作为中立国的公民。再加上他的学术名声，使得他还没有被列入屠杀的行列。
1915年的秋天，由于十分担心米列娃及孩子们的安危，爱因斯坦离开了柏林准备回到瑞士。
一位朋友问他：
“阿尔伯特，你听过罗曼·罗兰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过，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的推动者。”
“你早就听说过他，那你现在是否想来见一见他呢？”
“怎么？你认识他吗？”爱因斯坦惊奇地问道。
“我知道他住的地方，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朋友十分肯定地告诉爱因斯坦。
“那可太好啦，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呢！”
“那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就能去了。”
于是，在朋友的陪同下，爱因斯坦见到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反战同盟军。
“你好，我是爱因斯坦，见到你很高兴。”
爱因斯坦向罗兰伸出了他的友谊之手。
“您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今天却没想到在寒舍得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太客气了，作为一个反战主义者，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早点实现。”
“是的，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两个反战主义者坐在了一起，他们的心声得到了交流，他们的心灵不再孤独。他们知道，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战争在继续，爱因斯坦的信心也变得悲观起来，战争、绝望使他的身体状况又恶化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整个人也瘦了一大圈。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科学研究的脚步，在隆隆的炮火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1919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他的新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从而使他的相对论的研究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普朗克是德国《物理学年鉴》的编辑委员。一天，当他在柏林大学的家中养病时，印刷厂送来了《物理学年鉴》的清样，上面登载着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他随手翻了翻，立即被爱因斯坦的思想吸引了。
他忘记了医生的忠告，急忙移到书桌边，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位素以严格稳重著称的教授猛然跳起来，叫道：“简直是哥白尼！作者是什么人？他在哪里？”
普朗克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马上按杂志提供的地址给从未见面的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也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
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腕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在扩张工业和军事竞争上。
威廉皇家协会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年纪小小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从。然而，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饵”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由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代表地位和荣誉。
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他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己决定。
这个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祈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地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并不是坦然的。
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离开出生地，就是希望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做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决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认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隐藏了他真正的目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些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和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送走他们后，爱因斯坦与妻子商量，希望全家人搬到柏林去，以便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物理研究。
可是，米列娃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坚决反对再一次搬家，而且是去她一直讨厌的德国。
“我是一个斯拉夫人，一直被德国人瞧不起，现在你却让我生活到他们中间去，你是想让我去找死吗？”
“怎么了，米列娃，你不喜欢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我喜欢，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去柏林。”
“可是那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一流的设备，对我的实验起着决定性作用。”
“不，如果你喜欢去，你自己去好了，我和孩子是坚决不会去的。”
两个人为此吵了很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此时的爱因斯坦深知，他与妻子的感情已走到了尽头，要想再走到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是，无论如何，爱因斯坦都已下定了决心，他一定要去柏林，他不能放弃一流的研究环境。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
1911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首要人选就是爱因斯坦。
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44票绝对优势，荣膺为正式院士。
1914年初，爱因斯坦只得孤身一人前往柏林了，他终究没能说服米列娃同行，这次告别，也正式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
春天的柏林是美丽的，刚刚走出柏林大火车站，爱因斯坦在迎接他的人群中，接到了一束火红的玫瑰。
“你好吗？阿尔伯特。”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爱因斯坦顿时一愣。
“是你吗？艾尔莎。”
在车站遇见了表妹艾尔莎，使得爱因斯坦的心情好受多了。
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带着他对科学研究的渴望，来到了柏林，只是他一再要求：
“我的瑞士国籍不能改变。”
他的要求没有被拒绝。
生活在这个洋溢着一派大都市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里，爱因斯坦最喜欢去树荫下散步，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
在日常生活里，他深居简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研究所。
会员们早就听说了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今日一见，却发现，他与别人实在是没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很善于发言。大半的科学界人士都会在那里专注地思考很久后，才会回答自己的想法，只有爱因斯坦是特殊的。他的嘴总会比别人快许多，人们会发现他特别喜欢独自一人散步。却不知道那正是他独立思考问题的最佳方法。
有一次，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约好一起去波茨坦天文台参观，可是在约定的时间里，普朗克并没有赶到。普朗克一路飞奔赶来，一路上懊悔不已，他深知科学家们每个人的分秒时间都是很珍贵的，自己却足足耽误了爱因斯坦整整半个时辰的时间。
“对不起。因为一些琐事缠着，却耽误了你的时间，真是抱歉。”普朗克匆匆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急忙向爱因斯坦道歉。
“什么，你怎么这么客气，时间已经到了吗？”
“怎么，你没有感觉已过了半个时辰了吗？”
“噢，我一直在这里思考问题了，这和在家里是没有区别的。”
普朗克因此而更加佩服爱因斯坦了，真是一个学术界的天才啊！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从同事口中得知心理学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于空间现象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同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爱因斯坦同这位心理学家曾经有过几次接触，只是不太熟悉。
听了同事的话后，爱因斯坦决定去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顺便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有关自己的相对论的问题。可是他并没有礼节性地预约，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他早早地来到了教授的家。
佣人惊奇地望着这位突然造访的客人，告诉他主人出门去了，请他留下话来，自己可以代为转告的。爱因斯坦对此毫不在意。他对佣人说：
“不必了，我去公园里转转吧。”
下午，爱因斯坦又一次敲开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你，你找谁啊？噢，不对，您是上午来过的先生吧！”
“是的，请问教授在家吗？”
“在家的，只是你没有预约，主人刚好已经去午睡了。”
爱因斯坦一点儿也不着急，他告诉佣人，他可以等。于是佣人让他在客厅里等着，自己去忙别的事去了。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爱因斯坦终于见到了教授、心理学家。
看见新来的院士前来看望自己，十分的高兴，虽然他没有预约让人有点意外的感觉。
谁知，令他更感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施图姆普夫教授礼节性地寒暄过后，本以为爱因斯坦也会说一些礼节性的问候语呢。
谁知，爱因斯坦坐下来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的相对论，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于数学是一窍不通的，客人的满嘴学术术语，使得心理学家十分尴尬，此刻他一句话也插不上去，而且爱因斯坦也始终没有停下他的长篇大论。
心理学家只好不停地回答着一句话：
“是的，是的。”
一直到爱因斯坦离开后，主人始终也没弄清他此行的目的。
如果是礼节性的看望吧，他却是始终没有一句寒暄语。如果是无意中路过吧，却又三番五次地来到他的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真是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914年这一年，爱因斯坦在柏林的科学研究还是有了一定的突破，他提出了牛顿的极限离心力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自己以往的错误认识。
在生活上，他是寂寞的，一有空，他仍然喜欢拉上一曲小提琴，以排解心中的孤独。
在柏林，他经常来往的就是他的表妹艾尔莎家，他们的亲戚关系虽然很远，但是由于从小一起长大，从小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因为十分担心爱因斯坦的生活状况，艾尔莎经常劝说爱因斯坦应该尽快把米列娃及孩子们接来拍林一起生活，但是爱因斯坦告诉她，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没有办法，艾尔莎只好经常让爱因斯坦来自己的家中吃饭，她的两个女儿也十分欢迎这位会拉小提琴的亲戚，她们待他像父亲般的亲密，爱因斯坦也把慈祥的父爱给了两个孩子，有了艾尔莎一家的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也算有了一点乐趣。
让爱因斯坦始料未及的是，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爆发了。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非常残酷的战争。德国立刻进入了战争状态。整个柏林都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了。
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议员们，都在拼命鼓吹着“保卫德意志，德意志万岁”的口号，市区内到处飘扬着国旗，即将出征的战士们则一遍遍地迈着整齐的步伐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随时准备开赴战场。
“不管哪里，都是德国的敌人。”狂热而愚蠢的口号，遍布整个德国上下，人们对于战争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柏林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也没能抵挡住这一狂潮，一向支持战争的能斯特教授甚至当上了战争顾问，穿上了军服。一位学者发明的一种轻体炸药，已经准备用到战场上去了。
一些文人学者们积极起草了一份战时告示书，希望科学家们也联合起来，积极支持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
一份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告示书最后也被送到了爱因斯坦的面前，普朗克教授也签了名，他劝告爱因斯坦：
“德国的安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不，教授，您说错了，我永远坚持我的原则，我不会支持战争的，更不会签名支持战争的。战争是野心家们的阴谋，遭受危害的都是无辜的人民。”
爱因斯坦不但没有支持战争，反而公开宣布，他坚决反对一切战争，并于10月中旬同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表了反战宣言，坚持自己的立场。
“战争会摧毁世界的一切文明，我们必须阻止它的蔓延。一切有教养的人，都不应该让自己投入到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当中去。整个欧洲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一切战争的发生。”
尽管爱因斯坦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
研究所再也不能去了，因为这时的研究所，已经成了战争的帮凶，人们纷纷谈论战争，许多教授都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一心帮助军队研究一些军事秘密化工武器，爱因斯坦没有能力阻止那一切，他只能以拒绝参加研究来表明自己是反对这一切的。
1914年11月，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们在柏林正式组成了“反战联盟”，旨在抗议德国军国主义的暴行，爱因斯坦不仅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也是积极的发起者。
当时许多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来劝阻他，希望他保持中立。不要卷入这场战争中，可是爱因斯坦却说：
“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每个人都应该为它的安定付出自己的努力的。”
战时的拍林，物品短缺，物价也飞速上涨，甚至许多人都出现了吃不上饭的危险，爱因斯坦由于国际友人的支持，还能和艾尔莎一家人勉强度日。
爱因斯坦还经常写信给国际友人，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力量来阻止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
善良的爱因斯坦，希望借助于良知的呼吁来唤醒那些冲动的行动，可见，他对于这场战争曾经抱有怎样“天真”的想法。
1915年初，爱因斯坦还曾与法国作家、一位积极的反战主义者罗曼·罗兰取得了书信联系，他们双方互相鼓励，试图借助媒体的力量使得双方停战。
可是，这只是他个人的善良的想法罢了，战火却越烧越旺了。
德国政府部门对于他的举动并不赞成，并一举摧毁了“反战联盟”，组织的成员也都遭到了迫害。爱因斯坦之所以一直都能够平安无事，主要得益于他的瑞士国籍，作为中立国的公民。再加上他的学术名声，使得他还没有被列入屠杀的行列。
1915年的秋天，由于十分担心米列娃及孩子们的安危，爱因斯坦离开了柏林准备回到瑞士。
一位朋友问他：
“阿尔伯特，你听过罗曼·罗兰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过，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的推动者。”
“你早就听说过他，那你现在是否想来见一见他呢？”
“怎么？你认识他吗？”爱因斯坦惊奇地问道。
“我知道他住的地方，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朋友十分肯定地告诉爱因斯坦。
“那可太好啦，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呢！”
“那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就能去了。”
于是，在朋友的陪同下，爱因斯坦见到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反战同盟军。
“你好，我是爱因斯坦，见到你很高兴。”
爱因斯坦向罗兰伸出了他的友谊之手。
“您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今天却没想到在寒舍得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太客气了，作为一个反战主义者，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早点实现。”
“是的，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两个反战主义者坐在了一起，他们的心声得到了交流，他们的心灵不再孤独。他们知道，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战争在继续，爱因斯坦的信心也变得悲观起来，战争、绝望使他的身体状况又恶化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整个人也瘦了一大圈。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科学研究的脚步，在隆隆的炮火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1919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他的新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从而使他的相对论的研究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