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十节 在厦门任教的日子

　　1926年9月，鲁迅抵达了厦门，暂时住在码头附近的旅馆，随即被林语堂、孙伏园接进了学校。

　　鲁迅来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厦门大学。他的到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外地也有一批青年，闻信转学到厦门。

　　在厦大，他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很冷清的。可是鲁迅每次来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

　　鲁迅的讲授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彻。他每周上4节课，有两节文学史需要新编写讲义，在厦大图书馆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编好讲义，他常常废寝忘食，锐意搜求。

　　鲁迅的这些讲义，从文字的起源到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讲过，后来整理在《鲁迅全集》中，它就是著名的文学史著作《汉文学史纲要》。

　　青年学生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更喜欢直接向他提出问题，寻求生活真理的指导。

　　有一次，一群学生同他谈起当地的文艺现状，感到很不满意。他们要求鲁迅指导创办刊物，想要提倡本地的新文艺和白话文，与封建思想做斗争。

　　鲁迅满口答应，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叫涣涣社，出版《波艇》月刊；另一个叫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

　　这些给青年很大的帮助和鼓舞。鲁迅是青年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仅学文学的青年，还有学法科、教育科以及其他学科的学生都乐于同他接近。他的思想光芒，照耀在这些青年身上，引导他们向前进。

　　鲁迅到厦门大学没多久，就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这里的世俗眼光是势利的，只重衣冠不重人，鲁迅却与此相反，对于生活和衣着毫不讲究。因为他跟一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学者不同，所以曾遭到一些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有一次，当鲁迅来到柜台，将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抬起眼睛一瞥，慢吞吞地说：“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点点头，那人便从上到下再瞟鲁迅一眼，不禁疑惑起来：“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衣着怎么这样寒碜？莫非是人家丢了支票，他捡来冒领？”

　　那个人要鲁迅先到一个房间里等候一下，然后背着鲁迅，给厦门大学的总务处打了电话，完全证实了鲁迅确是这个样子时，才满脸堆笑地领着他去办理领款手续。

　　学校当局也相当腐败，只认钱财，急功近利。鲁迅刚来学校，他们就问年底有什么文章发表。于是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来，但是刚送走不久，就退回来了，从此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事。

　　校长林文庆总是借鲁迅的名气来为他装点门面。有一次，一位银行家来到厦门大学，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列队欢迎，又是大摆宴席。

　　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他在给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我固然是‘北大同仁’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有的人不明底细，还要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校长更不识趣，他宴请银行家，又来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林文庆以为鲁迅这下给他面子了。可是依然落了场空欢喜，鲁迅没去。鲁迅后来解释说，那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

　　鲁迅本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即英国籍的中国人林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

　　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人物。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下课之后，同事们没有可与他交谈的。现实的芜杂状态使鲁迅看了很难过，整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

　　正在此时，北京未名社向鲁迅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到处排挤鲁迅，尤其是白果，他是林语堂的秘书。

　　有一天，白果突然走进鲁迅的宿舍，一脸假笑，说什么：“昨天吴教授的少爷已到，需要从这里搬走两张椅子。”说完，就伙同来人动手要搬。

　　鲁迅很气愤，反问说：“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吗？”

　　白果哑口无言，神情尴尬地溜走了。事后竟然攻击鲁迅“又发名士脾气了！”

　　鲁迅听到了，反问道：“难道厦门的‘天条’，只有名士才能多一个椅子？”

　　10月的一天，国学院要开古物展览会，要求鲁迅将他收藏的碑碣片拿去陈列。鲁迅就着手准备，但是他只有一张小方桌和小书桌，许多展品只好摊到地上，他便伏在地上一一选出。

　　拿去陈列时，白果又不让工友协助，鲁迅只好自己在桌子上放一把椅子，爬上去悬挂展品。孙伏园看着过意不去，曾来帮助陈列。中途，白果又将孙伏园叫走。

　　学校当局这种不尊重教员的态度令鲁迅十分不满，他愤而辞去国学院研究教授的职位，以示抗议。学校当局难以下台，又将聘书送了回来。白果则恼羞成怒，竟又借故生事。

　　这时，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最后接受了聘请。1926年12月31日，鲁迅向厦大当局提出辞职。

　　校长林文庆派秘书送来聘书，假意要挽留鲁迅。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也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能不与学校当局相背。

　　于是鲁迅把厦门大学的聘书退还了学校，离开了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