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一节 成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1917年夏，鲁迅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他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

　　很少有客人来绍兴会馆拜访鲁迅，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鲁迅觉得自己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就是他此时唯一的愿望。

　　夏天的夜里，蚊子多了，鲁迅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地青天，晚上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头颈上。

　　当时，偶尔来谈天的是鲁迅的一个老朋友钱玄同。钱玄同于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次年加入同盟会。在留日期间，钱玄同与鲁迅等人一起师事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诂。

　　1910年，钱玄同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后，钱玄同任《新青年》编辑，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为《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一日，钱玄同来找鲁迅。一进门，他便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的那古碑的抄本，发出了研究的质问。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玄同又问道。

　　“没有什么意思。”鲁迅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建议道。

　　此时，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然而，鲁迅却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反驳说。

　　鲁迅很明白，虽然他有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于是，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做文章了。

　　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编辑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此，鲁迅置身于当时的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伟大斗争的前列。

　　同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把对社会生活的清醒描写和对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的刻画杂糅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彻底的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战斗史上新的开端。

　　鲁迅在谈小说创作体会时曾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狂人”的原型，是鲁迅的姨表弟阮久荪。阮久荪原在山西太原做文书工作，后来得了精神病，总疑心周围的人要谋害他，惶惶不安，于是就到北京来躲避。

　　鲁迅当时住在绍兴会馆，阮久荪来找他，鲁迅便把他留在会馆里暂住几天，两人间或谈起一点时事，阮久荪总是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

　　1916年10月的一天傍晚，阮久荪神色慌张地敲开了鲁迅的家门。落座后，他语无伦次地讲起自己被人跟踪，可能会被捉杀头的“遭遇”。讲述时，适逢隔壁传来了敲门声，他立即恐慌起来，急忙躲到了书橱后面。

　　鲁迅见此情形，便劝慰他说，别害怕，不是找我们的，他才瑟瑟地蹭出来。惊恐稍减后，阮久荪又告诉鲁迅，说他现住在“西沿河客栈”，每夜要换几个房间，还睡不安稳，生怕被人杀了。

　　第二天清晨，阮久荪又跑来了，进门后便瘫坐在椅上，凄惨地说：“今天就要被人捉去杀头了！”鲁迅知其精神错乱，便带他去看医生。在去医院的路上，见到背枪的警察，阮久荪就惶惶然。在池田医院住了一礼拜，阮久荪终日疑神疑鬼，昏语不断。鲁迅不放心，便寻一个可靠的人，把他送回了老家绍兴。

　　此事在鲁迅心头萦绕了许久，总想写点什么却又无从下笔。直至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才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于是就以表弟为原型，创作了著名的《狂人日记》。

　　陈独秀对鲁迅深刻的见解、鲜明的爱憎、幽默的风格和泼辣的文笔非常欣赏。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1918年7月9日，陈独秀又在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寄陈仲甫小说一篇。”仅过6天，陈独秀就于8月13日复信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2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陈独秀在把鲁迅的《风波》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八号后，立即致信周作人：“鲁迅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并且在考虑到鲁迅的小说应该结集出版时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将《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关心和支持。

　　后来，鲁迅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将创作的小说结集出版，这本小说集题名为《呐喊》。

　　鲁迅对陈独秀的关心和支持念念不忘。他曾满怀感激的心情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鲁迅以《新青年》作为阵地，他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中便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鲁迅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但是，鲁迅又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认识李大钊，是缘于陈独秀的关系。因为鲁迅是在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期间见到李大钊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看见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说明，鲁迅与李大钊的相识，陈独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评价陈独秀：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写出了《孔乙己》。“孔乙己”的原型是“孟夫子”和“跛脚鼓”。这两个人一个是他邻居酒店里的常客，一个是他的绰号叫“跛脚鼓”的本族伯父。

　　《孔乙己》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表达了鲁迅对于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挞。《孔乙己》是《呐喊》的第二篇，写于“五四”前夕，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又一篇声讨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

　　那时，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教育体系并未改变，许多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鲁迅认为要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改变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必须反对“国粹”，解放个性，把人民群众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因此，鲁迅提出了立国先“立人”，改造“国民性”，解放个性的战斗任务。鲁迅明确地说过，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写小说，就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呐喊》中，描绘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故乡》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本书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及回忆，描写旧中国农村急速破产的萧索、凄凉的生活图景。

　　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