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国难家殇下的勇者
1930年，圣雄甘地再次发起了公民不合作运动，抵制英货、抵制政府委员。此次运动的规模较以前运动更为深广，全国城乡的人民群众几乎都被发动起来。
面对异常激烈的斗争局面，当时英国驻印政府采用极端的恐怖手段加紧镇压，一年间就逮捕了国大党领导人和爱国者共达60000多人。
成百上千的勇敢的孟加拉青年，仅仅因为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就被以嫌疑罪名投入了魔窟与地狱般的集中营。
泰戈尔曾写诗向被囚禁的青年们表示敬意。后来，在希吉利的监狱中，两名爱国青年还惨遭杀害。消息披露之后，泰戈尔十分愤怒。于是，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诗人严正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除了人为的残暴之外，北孟加拉的大自然也肆虐起来，那里发生了洪灾，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救济灾民，泰戈尔将诗歌《御子》改编为孟加拉戏剧，更名为《御子之圣地》，在加尔各答上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灾民。
1931年3月，泰戈尔归国之后完成了歌舞剧《新气息》的创作，这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戏剧在加尔各答的剧院中演出了。
第二年年初，正当加尔各答市民们为诗人的70寿辰准备之际，泰戈尔突然得知圣雄甘地因为进行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的消息。
泰戈尔立即请求中止庆祝准备活动，打电报给英国首相，抗议“盲目的镇压政策”。不久他又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但被新闻检查机构无理禁止刊登。
诗人心灵和感情都受到了重创，加之欧洲之行时对法西斯暴行的耳闻目睹，他一改以往顺从忍耐的谦恭态度，不再祈求自我牺牲才可以换来的和平。
当时，创作的《问》这首诗则表露出他态度的转变：
我的神，
一次又一次，
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
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从心底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
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
难道我不曾亲眼看见，
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
正义的声音被扼杀，
独自在暗中哭泣！
1932年，泰戈尔起程前往伊朗，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人民的诚挚的欢迎。泰戈尔参观了著名波斯人哈菲兹和萨迪的墓园。接着，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诗人而举办的群众欢迎大会，令他感动不已。
在返回印度途中，泰戈尔又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做了短暂停留，伊拉克国王亲自接见了他。泰戈尔还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帐篷中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一天，终于实现了他数十年以来的夙愿。
这一次两伊之行是泰戈尔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自玫瑰之乡返国后的泰戈尔，再度面临着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十分疼爱的唯一的外孙因患严重的肺炎而去世了。
泰戈尔非常喜欢这个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孩子，他的死使得泰戈尔再一次经受了悲哀的折磨和伤感的考验。
在国难家殇的双重打压下，泰戈尔没有低头，因为他是生活的勇者，当他身上的压力越大，成倍的动力也会随即诞生。
这一年，诗人出版了他的又一部诗集《终了》。他在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痛苦之后，想以此来象征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终了》集中的作品可谓是风格各异，喜怒忧悲，五味俱全。
1932年9月20日，圣雄甘地下定决心在狱中绝食至死，除非当局对决议作出修改。就在绝食的前一天，甘地曾写信给泰戈尔，请求他的支持。
泰戈尔在复电中赞扬了甘地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献出宝贵的生命是崇高的行为：
我们悲痛的心满怀虔诚和爱戴之情，关切着你崇高的苦修。
泰戈尔于9月24日长途跋涉到浦那的叶勒沃达监狱中去探望甘地。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同意了甘地的主要请求和全国各政党团体提出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9月26日，甘地才停止了绝食。此时，泰戈尔正在甘地的身边，当二人同时听到胜利的好消息，一下子拥抱在一起。泰戈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跑到街上买回一只烧鸡、一瓶白酒，两个好朋友就在狱中开怀畅饮起来。
随后，泰戈尔接受了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头衔，并作了一系列的精彩演讲。
他在桑地尼克坦欢迎波斯国王派来的客籍教授，还带领和平之乡的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去到孟买参加“泰戈尔周的活动”，在安得拉大学发表一组题为《人类》的演讲。
之后诗人还访问了海得拉巴邦，并在加尔各答会堂发表了《印度的巡礼者拉贾·莫罕》的著名演讲，盛赞了这位印度伟大的改革家。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比哈尔邦一些城镇的居民和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甘地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认为这一灾难是神明对不合理的贱民制度的报应。
虽然泰戈尔赞同甘地的政治主张，但对他利用大自然灾难的手段来印证革命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两个巨人朋友又发生一场舌战，泰戈尔为了反驳自己的好朋友，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声明书中说：
我的好朋友圣雄甘地，为了惩戒盲目遵从贱民制度的人们，公开指斥他们一身不是。
他说，正是这些人给印度招来神的惩罚，引起神的可怕的愤怒和不快，这种观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和震惊。
这是对大自然现象不科学的解释，可笑的是有些人竟然盲目接受了这种看法，尤其让人感到不幸！
当时，国际大学的发展由于经济拮据而受到了严重影响，这种境况使得泰戈尔不得不想尽办法，筹措资金。
一个新颖而大胆的想法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他想成立演出戏团，排练自己的剧作和歌舞。排练成熟后，再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赚得维持大学正常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印度当时那个社会，舞蹈是被人们视为非常低贱的职业，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是诗人还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对印度古老艺术的种种偏见。
1935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秋节》，在加尔各答则上演了泰戈尔根据《暗室之王》改编的剧本《看不见的宝物》，酷爱演戏的诗人泰戈尔也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剧的演出。
面对异常激烈的斗争局面，当时英国驻印政府采用极端的恐怖手段加紧镇压，一年间就逮捕了国大党领导人和爱国者共达60000多人。
成百上千的勇敢的孟加拉青年，仅仅因为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就被以嫌疑罪名投入了魔窟与地狱般的集中营。
泰戈尔曾写诗向被囚禁的青年们表示敬意。后来，在希吉利的监狱中，两名爱国青年还惨遭杀害。消息披露之后，泰戈尔十分愤怒。于是，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诗人严正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除了人为的残暴之外，北孟加拉的大自然也肆虐起来，那里发生了洪灾，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救济灾民，泰戈尔将诗歌《御子》改编为孟加拉戏剧，更名为《御子之圣地》，在加尔各答上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灾民。
1931年3月，泰戈尔归国之后完成了歌舞剧《新气息》的创作，这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戏剧在加尔各答的剧院中演出了。
第二年年初，正当加尔各答市民们为诗人的70寿辰准备之际，泰戈尔突然得知圣雄甘地因为进行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的消息。
泰戈尔立即请求中止庆祝准备活动，打电报给英国首相，抗议“盲目的镇压政策”。不久他又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但被新闻检查机构无理禁止刊登。
诗人心灵和感情都受到了重创，加之欧洲之行时对法西斯暴行的耳闻目睹，他一改以往顺从忍耐的谦恭态度，不再祈求自我牺牲才可以换来的和平。
当时，创作的《问》这首诗则表露出他态度的转变：
我的神，
一次又一次，
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
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从心底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
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
难道我不曾亲眼看见，
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
正义的声音被扼杀，
独自在暗中哭泣！
1932年，泰戈尔起程前往伊朗，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人民的诚挚的欢迎。泰戈尔参观了著名波斯人哈菲兹和萨迪的墓园。接着，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诗人而举办的群众欢迎大会，令他感动不已。
在返回印度途中，泰戈尔又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做了短暂停留，伊拉克国王亲自接见了他。泰戈尔还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帐篷中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一天，终于实现了他数十年以来的夙愿。
这一次两伊之行是泰戈尔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自玫瑰之乡返国后的泰戈尔，再度面临着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十分疼爱的唯一的外孙因患严重的肺炎而去世了。
泰戈尔非常喜欢这个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孩子，他的死使得泰戈尔再一次经受了悲哀的折磨和伤感的考验。
在国难家殇的双重打压下，泰戈尔没有低头，因为他是生活的勇者，当他身上的压力越大，成倍的动力也会随即诞生。
这一年，诗人出版了他的又一部诗集《终了》。他在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痛苦之后，想以此来象征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终了》集中的作品可谓是风格各异，喜怒忧悲，五味俱全。
1932年9月20日，圣雄甘地下定决心在狱中绝食至死，除非当局对决议作出修改。就在绝食的前一天，甘地曾写信给泰戈尔，请求他的支持。
泰戈尔在复电中赞扬了甘地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献出宝贵的生命是崇高的行为：
我们悲痛的心满怀虔诚和爱戴之情，关切着你崇高的苦修。
泰戈尔于9月24日长途跋涉到浦那的叶勒沃达监狱中去探望甘地。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同意了甘地的主要请求和全国各政党团体提出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9月26日，甘地才停止了绝食。此时，泰戈尔正在甘地的身边，当二人同时听到胜利的好消息，一下子拥抱在一起。泰戈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跑到街上买回一只烧鸡、一瓶白酒，两个好朋友就在狱中开怀畅饮起来。
随后，泰戈尔接受了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头衔，并作了一系列的精彩演讲。
他在桑地尼克坦欢迎波斯国王派来的客籍教授，还带领和平之乡的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去到孟买参加“泰戈尔周的活动”，在安得拉大学发表一组题为《人类》的演讲。
之后诗人还访问了海得拉巴邦，并在加尔各答会堂发表了《印度的巡礼者拉贾·莫罕》的著名演讲，盛赞了这位印度伟大的改革家。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比哈尔邦一些城镇的居民和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甘地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认为这一灾难是神明对不合理的贱民制度的报应。
虽然泰戈尔赞同甘地的政治主张，但对他利用大自然灾难的手段来印证革命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两个巨人朋友又发生一场舌战，泰戈尔为了反驳自己的好朋友，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声明书中说：
我的好朋友圣雄甘地，为了惩戒盲目遵从贱民制度的人们，公开指斥他们一身不是。
他说，正是这些人给印度招来神的惩罚，引起神的可怕的愤怒和不快，这种观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和震惊。
这是对大自然现象不科学的解释，可笑的是有些人竟然盲目接受了这种看法，尤其让人感到不幸！
当时，国际大学的发展由于经济拮据而受到了严重影响，这种境况使得泰戈尔不得不想尽办法，筹措资金。
一个新颖而大胆的想法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他想成立演出戏团，排练自己的剧作和歌舞。排练成熟后，再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赚得维持大学正常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印度当时那个社会，舞蹈是被人们视为非常低贱的职业，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是诗人还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对印度古老艺术的种种偏见。
1935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秋节》，在加尔各答则上演了泰戈尔根据《暗室之王》改编的剧本《看不见的宝物》，酷爱演戏的诗人泰戈尔也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剧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