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人的人道主义之旅
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泰戈尔
为了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泰戈尔本来计划于1919年前往日本和美国以期筹款，后来未能成行。于是泰戈尔开始在祖国各地旅行。
泰戈尔先在南印度广泛游历，并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宣讲他的教育理想，随后他又前往印度西部漫游，而且曾在阿赫姆巴德担任古甲拉特文学大会的主席。
当时，泰戈尔还在他新建的别墅里，与圣雄甘地会见，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甘地主张的“非暴力反抗”的主张，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萧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
泰戈尔还为结交了新友人感到兴奋。虽然他在英国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
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文明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也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
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泰戈尔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返回伦敦后，泰戈尔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激烈的反宣传。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
同时，有些报纸指责泰戈尔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
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泰戈尔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桑地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应邀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发表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
当泰戈尔在卢塞恩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
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并在那里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
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泰戈尔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
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给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
泰戈尔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认真回答，人民对泰戈尔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14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
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为了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泰戈尔本来计划于1919年前往日本和美国以期筹款，后来未能成行。于是泰戈尔开始在祖国各地旅行。
泰戈尔先在南印度广泛游历，并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宣讲他的教育理想，随后他又前往印度西部漫游，而且曾在阿赫姆巴德担任古甲拉特文学大会的主席。
当时，泰戈尔还在他新建的别墅里，与圣雄甘地会见，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甘地主张的“非暴力反抗”的主张，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萧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
泰戈尔还为结交了新友人感到兴奋。虽然他在英国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
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文明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也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
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泰戈尔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返回伦敦后，泰戈尔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激烈的反宣传。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
同时，有些报纸指责泰戈尔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
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泰戈尔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桑地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应邀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发表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
当泰戈尔在卢塞恩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
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并在那里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
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泰戈尔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
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给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
泰戈尔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认真回答，人民对泰戈尔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14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
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