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在处理好母亲的丧事之后消沉了一段时间。此时他还作为上议院的议员不时地参加一下上议院的议会。此时英国正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变革过程中。
英国爆发了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1812年春,英国国会制定《编织机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工人们认为是机器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他们原来都是手工作坊的劳动者。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先进的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进行一些生产活动。
工人们仇恨先进的机器,他们千方百计地捣毁它,好让自己能重新发挥价值。这样的行动让统治者很不满,他们决定制定法案来解决工人们捣毁机器的问题。
拜伦本来在议会上几乎不发言的,他喜欢当看客。但是这一次,他再也坐不住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同情惨遭镇压的工人们,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镇压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杰克·马斯特斯是他喜欢的玛丽·安的丈夫。
杰克·马斯特斯对有漂亮媳妇的农户非常友善,但是对可怜的纺织工人却很冷血,他在镇压纺织工人运动过程中残害了不少人。拜伦在母亲不知不觉地影响下已经变成非常进步的辉格党成员。他用异常激动的语调在议会上进行了一番演说:
人们动辄被定罪,动机是最明显不过的:贫穷就是死罪。你们的补救方法是什么?这些骚动必须以死亡告终……你们法令中的死刑还不够多吗?这些不畏你们刺刀的,忍饥挨饿的不幸的人会被绞刑架吓倒吗?
这次成功的演说轰动了全场,大家都开始注意起这位平时很少说话的年轻议员。辉格党也开始注意这位年轻的贵族爵士了。荷兰德府的大门向他敞开了,在这里他可以成为社交界的焦点。
一个好的出版商约翰·墨瑞同意出版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墨瑞在出版之前,先把这本书的名气在伦敦播散。他印了诗中的名句分发给各方面人士,又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的评论家,请他们评论。这时候,拜伦最幸运的是,两个知名诗人成了他的好朋友,一个是托马斯·穆尔,一个是塞缪尔·罗杰斯。
穆尔是和拜伦同一类型的讽刺诗人。像冤家一样,他们是有过矛盾的。以前,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曾经攻击过他,他也想要和拜伦一决高下,下了挑战书。但那时拜伦已经登上东方的旅途,这封信两年来留在霍积生手上。
后来穆尔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结了婚,不再想挑战的时候,拜伦才从东方旅行回来。穆尔问起霍积生信的事情,才知道挑战信没有送到拜伦手上,这样,两人便和解了。为了和解,穆尔在朋友罗杰斯家里招待拜伦。
罗杰斯是伦敦大银行家的儿子,子承父业,他也和父亲一样从事银行事业。27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诗集,便被人们称为“银行家诗人”。因为本来是大财团的有钱人,所以他常以豪奢的佳肴盛宴款待朋友,成为伦敦社交界的名人。
那天晚上的宴会,除了穆尔之外,罗杰斯还请了一位诗人坎贝尔作陪,并且准备了精美的肴馔。坐下的时候,汤来了。
主人看见拜伦一点也不喝,便问:“不喝汤吗?”
“是的,我不喝。”
“鱼呢?”
“不吃鱼。”
“羊肉呢?”
“一切肉类都不吃。”
“葡萄酒呢?”
“一点也不喝。”
罗杰斯完全呆住了,他没想到拜伦是素食主义者。
“那么,您吃些什么呢?”罗杰斯冒着汗问。
“饼干和苏打水。”拜伦平静地回答。
罗杰斯慌张起来,因为家里恰恰没有饼干和苏打水。罗杰斯有点束手无策了。拜伦自己切碎了几个马铃薯,加上点醋,吃下了一些。
拜伦和他们两人成了至交好友,他和穆尔的友谊更是一天天加深了。穆尔是都柏林食品商的儿子,生来有着文艺天才,是都柏林社交界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来到了伦敦,也由于他那活泼的个性和颇懂人情世故的态度而被朋友们深深喜爱。拜伦也很乐于和这位平易近人的平民诗人交往。
他和穆尔的友情终生不变。现今留存的拜伦传记中最详细的一部,就是穆尔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