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正是莫泊桑为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而苦心磨砺的年代。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特别曲折而又艰难。
在海军部的工作中,困扰莫泊桑的不仅是办公室的劳顿,还有无可奈何的寂寞和闲适,然而莫泊桑却满怀信心。他的文学志向没有片刻动摇,他的写作练习没有一日间断。尽管海军部的公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可他还是能见缝插针。为了排遣多余的时间和孤寂,莫泊桑在闲暇时间里开始搞创作。
可这是不被允许的,他曾经因此多次被上司点名批评。
有一次,科长冯奇先生见莫泊桑低头不语好半天,知道他又在写东西,就十分不满地对莫泊桑说:“您在做什么,莫泊桑先生?我很少见您这样积极过!莫泊桑先生,您是由国家付钱替国家办事的。”
莫泊桑勉强辩解道:“但是,先生,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了。”
冯奇严肃地说:“在7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明确禁止您干公务以外的事。”
莫泊桑也略带不满地说:“可是,先生,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
冯奇对他这种态度很生气,他大声说:“那就把我们10年的公函拿出来,读一读,这对您有好处。”
刚开始,莫泊桑还虚心接受上司的批评,认为他这是履行职责。但到后来,他发现上司们对人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就在人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批评他人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在干着更为恶劣的事。他们与女职员打情骂俏,甚至做下流的事,但回过头来却在职员面前装正人君子。
莫泊桑一直痛恨这种阳奉阴违的人,觉得与他们相比,自己活得更坦率。所以,他也就不再理会冯奇先生的“谆谆教诲”了。
为了使自己的工作更出色,不让上司挑出毛病,莫泊桑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冯奇先生仍然不放过他。在一次大会上,他避而不谈莫泊桑办公之辛勤、快捷,反而大加训斥:“这里我不得不谈到莫泊桑先生。身为国家雇员,莫泊桑都干了些什么?他在公事文件下面藏着稿纸,以办公为幌子,一心营私,真是利欲熏心!”
冯奇先生或许认为仅仅从行政角度加以痛骂,不足以使这位部下“浪子回头”,于是他以文学行家的口吻对莫泊桑大加讽刺:“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莫泊桑先生的才能吧!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长篇小说的雄心壮志。可是据我看来,他可能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小说。”
莫泊桑退伍以后,母亲一直在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小儿子艾尔维喜欢种植花木蔬菜,愿意待在乡间做一个农民也倒罢了。但洛尔知道,吉是在文学上怀有远大志向的,他将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1872年1月29日,洛尔在给老友福楼拜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吉要找到适合于他的道路,也许就困难得多了。”
莫泊桑脱下军装以后,立刻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对老师福楼拜的每周拜访。虽然塞纳河上的浪游令他迷恋,然而福楼拜大师的吸引力胜过这一切。
福楼拜来巴黎,莫泊桑每星期日都是慕柳街4号的座上客。即使福楼拜住在克鲁瓦塞,莫泊桑也远道赶去,几乎一周都没有爽约。好在海军部职员乘火车只需打1/4票。
每当这时,福楼拜总是很开心,他拉着莫泊桑的手,“到这里来。”说着就把他带着窗前,一面点头,一面细细地注视着莫泊桑的脸,眼中却充满了怀念的神情:“难得难得,不错,你已经长得和已故的阿尔弗莱德一模一样了。听你母亲说过了。”
两家的世交且不说,单是大师的慈祥、睿智,门徒的聪慧、刻苦,就足以把这一老一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在慕柳街福楼拜家里,他与往常一样,穿着褐色便袍。在公园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从窗口传进来。
福楼拜问:“仍然还在上班吧?”
“是的,最近被任命为事务官,以后在海军部印刷科。”
“知道了,知道了。”
莫泊桑补充道:“是内务部辅佐股长。”
福楼拜故意张大了嘴巴,露出高兴或厌恶的神情:“真有意思。印在你的名片上好了。”
接着,他又故意庄重地问:“究竟是怎样一种工作呢?”
莫泊桑沮丧地回答道:“那是粮食调查局的一个部门,我的工作大概是核对文书,检查每天从国立印刷局送来的公文程式和印刷品,交给接受请求的各部门。其实,这种工作顶多只需要小学六年级的水平就可以胜任。”
福楼拜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莫泊桑无奈地说:“而为了这责任重大的职务,我接受1650法郎的年薪。”
福楼拜冷笑着说:“那是你甘愿固守清贫的生活喽?”
两个人相对无语,沉默了一会。
福楼拜再次打破沉寂:“可怜。我同情你,真的同情你。喏,坐下吧,要喝咖啡吗?艾密尔,给我咖啡和香烟。”
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莫泊桑在广阔的文学领域里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他不知疲倦地习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细加品评。他对莫泊桑的各种尝试都给以鼓励,从不轻率断言他只能作哪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