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于5月末请好了假,便立刻离开了基希涅夫,从比萨拉比亚中部往西南走。一路上景色凄凉,荒无人烟,路从一片无水的草原中间通过。
然而,这座黑海附近的城市风景宜人,市面热闹非凡,这让普希金又心情愉悦起来。据19世纪20年代居住在敖德萨的人观察,这座城市很像在荒野中展开的一条色彩缤纷的土耳其围巾。
这里跟基希涅夫不同,有书店、法文报纸和歌剧院。天蓝色的哈治贝深水港帆影点点,彩旗飘飘。每天都有大批商船来到这里,有的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希腊的岛屿,有的来自利凡特和亚得里亚海,有的来自马赛、热那亚和英美各大港口。
这些船只把殖民地商品送到普拉东诺夫防波堤上,同时也带来了最新的政治消息。普希金从来也没有像在敖德萨海岸漫步时这样渴望逃往海外,他也想能像他的偶像拜伦一样去希腊参加解放斗争。他希望摆脱沙皇政府迫害的计划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可能实现。
普希金的这次旅行也是因公事的关系。从敖德萨刚一建成就管理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从今天开始,就要由俄国行政长官来接替。这位长官肩负着在新地区建立俄国管理体制的任务。
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这片自由港已经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自由港的海关特点把敖德萨跟帝国的其他部分分开,因此,这里也是俄国最自由的地方。
外地来客都喜欢这座城市,所以才这么说。阳光和外国的黄金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涌进来,而警察和其他规则的限制非常少。外地来的人有一半是从内地省份逃出的难民,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必为没有身份证烦恼。
这里也有秘密团体。这里的秘密团体是由有反政府情绪的青年组织形成的。这个组织叫做“独立者协会”。他们的成员都把普希金的《自由颂》和其他革命诗篇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作为他们学习的内容。这些诗篇在当地黎塞留中学的学生中间也秘密流传了很长时间。
有一次普希金询问敖德萨的一个学生:“您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吗?”
学生回答:“学校禁止我们读他的作品。学校说他的作品是反动的,有辱于国家尊严的。”
这座新城市跟摩尔达维亚一样,最吸引普希金的地方不是总督办公室官吏的聚会或富豪的批发商人的客厅,而是敖德萨的劳动者阶层、十二月党人和文化界。
诗人在南方的游历之所以在他的传记中留下明显的痕迹,正是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社会新文化的源泉,找到了大无畏的进步人士。他们哺育着他的思想和创作。
普希金在这里迎接到了他的上司,担任全权总督的沃隆佐夫。他的官衔是侍从将军,爵位是伯爵。他出身于18世纪仕宦贵族中赫赫有名的沃隆佐夫家族。
他早就享有著名将领和行政要员的盛名。米哈伊尔·沃隆佐夫的父亲叫谢苗·沃隆佐夫,是位外交官,曾经担任俄国驻伦敦大使。
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友们,同沃隆佐夫进行过一些关于如何安排普希金工作的商谈。新任南俄长官同意让普希金到自己部下任职。于是,普希金便从基希涅夫调到敖德萨,被安排到诺沃罗西亚总督府外事处工作。
同普希金一起办公的是青年诗人图曼斯基。他出生在乌克兰,留在彼得堡读过书,并在彼得堡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同克雷洛夫、格里饱耶多夫、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戴里维格都有过接触。
他还是“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自由协会”的成员,他赞同阿尔扎马斯派对诗歌的观点和十二月党人对俄国政体的看法。图曼斯基作为诗人,对普希金佩服得五体投地。
普希金是在最优美的音乐伴奏之下完成他的克里米亚长诗的。意大利歌唱家从1805年开始在敖德萨演出滑稽歌剧。普希金来到这里时,恰好赶上比萨剧院老板布奥纳沃利奥的歌剧班子演出。他听到女歌唱家里科尔迪、维塔莉和卡塔拉妮的精彩演唱。
这里演得最多的还是年轻的剧作家罗西尼的作品。他的才华当时已使整个欧洲人民为之倾倒。他的歌剧经常演出的有《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切内伦托拉》、《喜鹊女贼》等。
这种新艺术使他的心灵得到新生。据普希金说,意大利歌剧让他想起了“往日的岁月”,即在彼得堡看歌剧的情景。如果说在希基涅夫克卢皮扬斯基剧场里,他常常想起谢苗诺娃和科洛索娃,如今在这古典式多层包厢的辉煌大厅里,既有交响乐队,又有一流的演奏家,那么他该想起的演员就更多了。
由于看歌剧入了迷,经常出入歌剧院的普希金很快认识了剧场经理、商务顾问伊凡·斯杰潘诺维奇·里兹尼奇。这个人原是达尔马提亚人,如今进入年轻的敖德萨社交界,并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人物之一。
不久,里兹尼奇就把普希金介绍给他的年轻妻子。她名叫阿玛莉亚,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美人。普希金非常欣赏她的病态美,那种娇柔的样子让普希金心里激动不已。
普希金在她的启发下写了很多爱情诗。普希金的赞赏之情一下子就变成了炽热的爱情,使他经历了一番苦痛和折磨。由这种感情所引出来的著名抒情怨诉诗《你会原谅我的妒忌的梦想吗?》证明,普希金第一次感受到爱情不是欢乐和享受,而是痛苦和烦恼。
的确,这种极度热烈的感情很快也就消失了。普希金的爱情跟他的恋人的生命之火熄灭得一样快。1824年春,阿玛莉亚·里兹尼奇回到意大利,不久就去世了。普希金为了纪念她,又写了一首《在她祖国的天空下》。这首诗也成为普希金比较著名的爱情诗。
对于使普希金“改恶从善”的任务,沃隆佐夫的理解跟英卓夫有些不同,他理解成是用他的崇高地位庇护这个被流放的诗人。一心追求独立的普希金,却无法理解上司的良苦用心,他自由惯了,接受不了这样的“爱护”。
他1824年6月7日于敖德萨写的一封信说:
那种古代的庇护关系早已不时兴了。我们谁也不想找一位文明的权贵来宽宏大度地庇护我们。我们现在的文学是高尚而独立的,也只能是这样。
普希金的上司有意安排他学习一些外交和外事方面的知识,普希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上司的藏书里学习了很多珍贵的著作。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外国的政治类书籍,还有一些珍贵的绘画手稿。在这些书籍的充实下,普希金的知识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非常积极的思想基础。
普希金在这里创作了一首浪漫长诗《茨冈人》。这部长诗是于1824年秋天完成的。《茨冈人》发挥了《高加索俘虏》的题材。这两部长诗的主人公极为相似。像高加索的俘虏一样,阿列哥逃离“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那里:
恋爱又害臊,压制新思想,
把自己的自由拿去拍卖,
对着偶像,顶礼膜拜,
求的无非是金钱和锁链。
阿列哥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不满、失望,他是“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他认为,他能在淳朴的宗法制的环境中,在不服从任何法律的自由人民中间找到幸福。阿列哥的情绪是对由于革命风暴和社会动荡引起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漫主义情绪。
普希金同情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因为他们一样都是被流放的犯人。与此同时,阿列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也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他爱情的不幸,他心中迸发的醋意,杀害茨冈女人的行为,说明阿列哥是个为了寻找到卸去枷锁的方法时却企图给另一个人戴上枷锁的个人主义者。普希金已不再把拥有自由的思想而实际上内心却并不自由的主人公联系起来了。因为这个可怜的主人公还受到个人主义心理的毒害。
为了与卢梭和夏多勃里昂辩论,普希金在长诗中还贯彻一个思想:一个“在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中”教育出来的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不可能平民化到适应宗教、法律生活的程度,也不可能摒弃文明对他所培养出来的结果。普希金把人放在对客观现实的一定的依赖地位上。
他指出,茨冈人的意愿是不可实现,茨冈老人的一生和泽姆菲拉的命运也都是悲惨的。长诗以下面的诗句结尾。
但是,大自然的贫穷子孙,
在你们中间也没有幸福。
在那破破烂烂的帐篷底下,
你们做的是痛苦的梦。
你们到处流浪的帐篷,
在荒原里也未能免于不幸,
到处是无法摆脱的激情,
谁也无法与命运抗争。
在长诗《茨冈人》中,刚刚勾勒出普希金向现实主义过渡的轮廓。对人物性格的描述更为有血有肉,多姿多彩。长诗虽然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但是它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更为紧密。
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所体现的与不同文化互相抵触的思想,也贯穿于《茨冈人》之中,但体现得更为深刻。普希金对其中的地方习俗的描写可能比《高加索的俘虏》中的更加满意。与《高加索的俘虏》不同,在《茨冈人》中,茨冈人风俗的描写和民族风俗的细节是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表现的。
这里,普希金由描写激情中的浪漫主义抽象性转变为对激情作现实主义的说明。在《茨冈人》中,除了抒情长诗的抒情用语和风格之外,也可以见到那些后来发展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成分。这些现实主义主要是体现在描写茨冈人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的大车半围着壁毯,
就在车轮之间拢起篝火;
一家人围着火做晚饭;
马儿在野地里放牧;
驯熊躺在帐篷外面,
自由自在,不用锁住。
在泽姆菲拉热情洋溢的歌声中,有着比切尔凯斯女神之歌更为浓郁的民族色彩。长诗中的情节加工较为细腻,抒情要素起的作用较小。
在《茨冈人》中,我们还可发现叙事性文体。普希金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中发展这一文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发现,戏剧性的对话这一客观地、艺术地表现生活的手段加强了。茹科夫斯基给诗人写信道:
我没有见过在文体上比你的《茨冈人》更加完美的作品了。
普希金在这里还经常和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士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最经常接触的就是上司的医生,人们叫他威廉·古特琴逊博士。他不仅仅是一位医生,还是一位学者和作家。普希金跟他学到了“纯无神论的课程。”
在这里普希金还结交了一些社会名媛,其中有总督夫人伊丽莎白·克萨维里耶芙娜·沃隆佐娃。她是积极乐观又有才华的女人。普希金对她非常钦佩。普希金的很多诗都是在她的启发下写成的。比如《天使》、《护身符》、《你可爱倩影的最后一次》等。
另外他还认识了社交美人卡洛琳娜·索班斯卡娅和她的妹妹埃维利娜·甘斯卡娅。与这些社交美人的交往扩大了普希金的视野,让他在创作中接触到新的人物素材。
当地的历史学家把宾捷雷比作圣爱伦岛。圣爱伦岛是拿破仑覆灭的象征。
宾捷雷的城墙令旅行家想起另一个征服者生平中的一段浪漫故事。这个征服者貌似强大,不可抗拒,却也为自己过分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
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向来吸引普希金的创作注意力,并激发他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
不久,他在利普兰基的陪同下,到达德涅斯特。利普兰基随身带着几本关于瑞典国王在宾捷雷驻留的古书,古书中有诺尔登贝格附有地图的大开本著述和德·拉·莫特莱配有版画的旅行记。
利普兰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们出发到瓦尔尼查村的遗址去,随身带着诺尔登贝格文集的第二卷和莫特莱的著作,书上有几幅查理十二的全身画像,一张画着营垒、战壕的平面图和瓦尔尼查工事建筑的正面图……野地里一些高低不平的地方,正是古时堡垒的遗迹。
普希金在他的第一首北方长诗中,记述了关于这次在南方寻找当地古迹的旅行回忆。
在宾捷雷荒凉的工事四周,
如今有一长排磨坊的风车,
好像和平的围墙将它围住。
在那些武士的坟墓旁边,
成群的水牛在任意漫步。
只有古城的断壁残垣和长满苔藓的
深深陷入地下的三磴石级,
是瑞典王的遗迹……
这部长诗的结尾反映出普希金对于古代土耳其监狱的印象。然而,1824年诗人已经产生了新的创作欲望。在他的想象中,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
有一次,普希金和当地的一个老人打听有关马泽帕的故事。他问道:“慈祥的老人啊,您知道马泽帕的故事吗?听说这里还有些历史遗迹,您能讲讲吗?看您的年纪,一定有很深的阅历,希望您能跟我这个年轻人讲讲这些故事。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谢谢您了!”
但是这位老人却说:“我也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从来就没听过什么‘马泽帕的故事’,也不知道什么古墓或者遗迹。”
无论普希金怎么说都没有得到最终他想要的答案。
一位忧郁的异乡人来到此地,
徒然寻我盖特曼的坟墓:
马泽帕早已被人们忘记……
普希金在长诗的结尾满怀惆怅地说明,他1824年的考古调查毫无结果。但是,这一次学术考察也不是没有一点用处。正像克里米亚是《奥涅金》的摇篮一样,宾捷雷是《鲍尔塔瓦》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