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被逮捕流放他乡
正当普希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他的同行眼红了。
1820年4月2日，内务部大臣科楚别收到政论作家卡拉津对普希金的政治告密信，信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有侮辱沙皇、讽刺政府的内容。这件事立即就报告了沙皇。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得到命令，要暗查普希金的住处并将他逮捕。
1820年4月中旬，有一个化装的密探来到普希金家里，找到照看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求他给搞到一份少爷的大作以便“拜读”，为此愿意付500卢布作为酬金。
科兹洛夫没有答应。普希金当天晚上得知有位崇拜自己诗歌的“神秘”来客，使决定采取预防措施：销毁所有的讽刺诗的诗稿。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决定。或许这就是他的家族长期在政治战场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二天早晨，他接到首都警察局长的传票，叫他马上去见总督。幸亏普希金同米洛拉多维奇的特任官费多尔·格林卡上校私人关系很好。格林卡在这类场合，的确可以给他出些好的主意。
“您直接去见米洛拉多维奇，不要难为情，一点儿不要害怕。他不会滥用您对他的信任。”这个幸福会的秘密成员说。
诗人到总督办公厅去了。米洛拉多维奇在摆着土耳其式沙发、塑像、绘画和大镜子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普希金。他非常喜爱奢侈品、华丽的陈设和东方的地毯。他像女人似的用花披肩裹着身子。因为他是个南方人，有点儿怕冷，披肩多少能为他抵挡一些寒风的侵袭。这个娇气十足的首都军事长官向普希金宣布：“我接到命令，是抓捕你的命令，还要搞到你写的一切反动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您请到我这里来。”
普希金说：“我的诗稿已经销毁了，但我愿意为您米洛拉多维奇写出必要的材料，这样你我都不会太难做。”
“这才是骑士作风！”总督惊奇地叫道。
不一会儿，普希金就在总督办公厅的公文纸上写满了《自由颂》和各种讽刺诗。他把所有的反政府诗都写下来了，只有一首讽刺诗没有写，因为如果那首诗果真被沙皇看见，那他就死定了。
第二天，米洛拉多维奇就把这本抨击时政的诗集上交给沙皇亚历山大，恳求他不必看这些诗，最好能赦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在审讯时表现勇敢而坦率。
他说：“皇帝陛下，希望您能用您博爱、仁慈的心宽恕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吧！普希金只是个年轻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写了些批评陛下的诗，但是我觉得他敢作敢当，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他言谈举止很文雅、高尚，非常令人敬佩。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希望陛下不要计较了。”
然而，皇帝的意见跟他完全不同。亚历山大说：“我并不是不仁慈的君主。对于普希金我也早有耳闻，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参加过他在皇村的考试，他的诗写得确实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轻易地宽恕他的错误。至于怎么处置他，我还需要考虑一下。你先下去吧！”
社会上对诗人普希金非常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得罪沙皇的下场。尤其是普希金的上司卡波季斯特里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积极。他同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商谈，并把他们的意见作为自己写结论的基础。
与此同时，诗人的朋友们也进行活动。格林卡说，格涅季奇“哭红了眼睛”，去找有一定势力的奥列宁。卡达耶夫也求他的长官、近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帮忙，同时还极力对卡拉姆辛施加影响。他的这些朋友都在努力地想办法为普希金脱罪。
政府对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不得不加以考虑。他们开始曾准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索洛夫基那样荒凉寒冷的地方，作为对污辱沙皇的惩罚；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改成把普希金调到南方省份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对普希金进行一次流放。米洛拉多维奇的老同事和卡波季斯特里亚的好友英卓夫将军是德高望重的人，他管理诺沃罗西亚的移民局事务。普希金将被派到他的手下工作。
诗人第一阶段的仕途结束了。5月4日，他来到英吉利河岸街，从外交部财务主任处领到1000卢布纸币，作为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路费。
在办公楼里，外交部长涅谢耳罗德亲自接见了普希金。他对部里的译员说，根据皇上的旨意，派遣他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送交俄国南方移民委员会监督官英卓夫中将，今后他就作为额外人员留在英卓夫手下，直至另有调任为止。
普希金得到的指令是毫不迟延地执行皇帝的旨意。这样，政治流放看起来就是工作调动。按官方说法，普希金是以信使身份被派到南方工作的。
5月6日，戴里维格和亚科夫列夫把普希金送到皇村。这一次他们一路上心事重重，默默不语。因为那些诗，他得罪了沙皇，得罪沙皇的下场他也无数次地考虑过。他也希望自己像真正的英雄一样“抛洒热血”，但是沙皇却没有过分追究他的责任。
他不在乎前途和命运怎样，就算真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他要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他要离开身边的家人、朋友。这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事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普希金在哀诗里回忆的大概就是戴里维格在告别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
在他的好友即将流放之前，
他满怀友情默默地拥抱了友人……
四轮马车沿着白俄罗斯大路向南驶去。只有他的仆人、农奴尼基塔·科兹洛夫跟他一起到放逐地去。正如他后来在给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尔·格林卡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没有眼泪，却满怀惆怅，
离别了酒宴的花环和雅典的辉煌，
但你的声音对我是莫大欢乐，
伟大高尚的公民！
1820年4月2日，内务部大臣科楚别收到政论作家卡拉津对普希金的政治告密信，信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有侮辱沙皇、讽刺政府的内容。这件事立即就报告了沙皇。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得到命令，要暗查普希金的住处并将他逮捕。
1820年4月中旬，有一个化装的密探来到普希金家里，找到照看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求他给搞到一份少爷的大作以便“拜读”，为此愿意付500卢布作为酬金。
科兹洛夫没有答应。普希金当天晚上得知有位崇拜自己诗歌的“神秘”来客，使决定采取预防措施：销毁所有的讽刺诗的诗稿。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决定。或许这就是他的家族长期在政治战场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二天早晨，他接到首都警察局长的传票，叫他马上去见总督。幸亏普希金同米洛拉多维奇的特任官费多尔·格林卡上校私人关系很好。格林卡在这类场合，的确可以给他出些好的主意。
“您直接去见米洛拉多维奇，不要难为情，一点儿不要害怕。他不会滥用您对他的信任。”这个幸福会的秘密成员说。
诗人到总督办公厅去了。米洛拉多维奇在摆着土耳其式沙发、塑像、绘画和大镜子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普希金。他非常喜爱奢侈品、华丽的陈设和东方的地毯。他像女人似的用花披肩裹着身子。因为他是个南方人，有点儿怕冷，披肩多少能为他抵挡一些寒风的侵袭。这个娇气十足的首都军事长官向普希金宣布：“我接到命令，是抓捕你的命令，还要搞到你写的一切反动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您请到我这里来。”
普希金说：“我的诗稿已经销毁了，但我愿意为您米洛拉多维奇写出必要的材料，这样你我都不会太难做。”
“这才是骑士作风！”总督惊奇地叫道。
不一会儿，普希金就在总督办公厅的公文纸上写满了《自由颂》和各种讽刺诗。他把所有的反政府诗都写下来了，只有一首讽刺诗没有写，因为如果那首诗果真被沙皇看见，那他就死定了。
第二天，米洛拉多维奇就把这本抨击时政的诗集上交给沙皇亚历山大，恳求他不必看这些诗，最好能赦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在审讯时表现勇敢而坦率。
他说：“皇帝陛下，希望您能用您博爱、仁慈的心宽恕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吧！普希金只是个年轻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写了些批评陛下的诗，但是我觉得他敢作敢当，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他言谈举止很文雅、高尚，非常令人敬佩。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希望陛下不要计较了。”
然而，皇帝的意见跟他完全不同。亚历山大说：“我并不是不仁慈的君主。对于普希金我也早有耳闻，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参加过他在皇村的考试，他的诗写得确实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轻易地宽恕他的错误。至于怎么处置他，我还需要考虑一下。你先下去吧！”
社会上对诗人普希金非常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得罪沙皇的下场。尤其是普希金的上司卡波季斯特里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积极。他同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商谈，并把他们的意见作为自己写结论的基础。
与此同时，诗人的朋友们也进行活动。格林卡说，格涅季奇“哭红了眼睛”，去找有一定势力的奥列宁。卡达耶夫也求他的长官、近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帮忙，同时还极力对卡拉姆辛施加影响。他的这些朋友都在努力地想办法为普希金脱罪。
政府对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不得不加以考虑。他们开始曾准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索洛夫基那样荒凉寒冷的地方，作为对污辱沙皇的惩罚；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改成把普希金调到南方省份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对普希金进行一次流放。米洛拉多维奇的老同事和卡波季斯特里亚的好友英卓夫将军是德高望重的人，他管理诺沃罗西亚的移民局事务。普希金将被派到他的手下工作。
诗人第一阶段的仕途结束了。5月4日，他来到英吉利河岸街，从外交部财务主任处领到1000卢布纸币，作为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路费。
在办公楼里，外交部长涅谢耳罗德亲自接见了普希金。他对部里的译员说，根据皇上的旨意，派遣他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送交俄国南方移民委员会监督官英卓夫中将，今后他就作为额外人员留在英卓夫手下，直至另有调任为止。
普希金得到的指令是毫不迟延地执行皇帝的旨意。这样，政治流放看起来就是工作调动。按官方说法，普希金是以信使身份被派到南方工作的。
5月6日，戴里维格和亚科夫列夫把普希金送到皇村。这一次他们一路上心事重重，默默不语。因为那些诗，他得罪了沙皇，得罪沙皇的下场他也无数次地考虑过。他也希望自己像真正的英雄一样“抛洒热血”，但是沙皇却没有过分追究他的责任。
他不在乎前途和命运怎样，就算真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他要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他要离开身边的家人、朋友。这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事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普希金在哀诗里回忆的大概就是戴里维格在告别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
在他的好友即将流放之前，
他满怀友情默默地拥抱了友人……
四轮马车沿着白俄罗斯大路向南驶去。只有他的仆人、农奴尼基塔·科兹洛夫跟他一起到放逐地去。正如他后来在给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尔·格林卡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没有眼泪，却满怀惆怅，
离别了酒宴的花环和雅典的辉煌，
但你的声音对我是莫大欢乐，
伟大高尚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