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进步的外交官
读书和学习是在别人思想和知识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和知识。——普希金
1817年，19岁的普希金毕业了，按照官方规定，凡是持有皇村学校毕业文凭的人，都可以做十等文官。毕业5天后，普希金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八等文官。
对仕途毫无兴趣的诗人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除了看剧、跳舞和参加宴会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结交文学朋友上，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娜斯基等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当时，彼得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叫“绿灯社”，成员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普希金就是这个社团的核心人物。
他经常在这里朗读自己的新诗，与文艺界的朋友们谈论俄国戏剧发展状况，探讨社会政治问题。诗人决心在京城文坛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学事业。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这正是反动势力实行残酷迫害，国际宪兵神圣同盟的神秘主义猖獗和阿拉克切耶夫进行恐怖专政的时代。
然而，政府的白色恐怖越厉害，反抗的潮流也越强大。为了毁灭沙皇的独裁专制和农奴制度，各种秘密政治团体把其他国家的进步活动家联合到一起了。
猖獗的神秘主义成为政权的标志和作风。大学的学术报刊和中小学校，无一例外遭受官方神学者的打压。文学在疯狂的书刊检查的“文字狱”的压制下，已经快要崩溃了。
普希金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彼得堡度过了3年。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政论诗人和讽刺家。
诙谐的歌曲换成了钢铁一般的诗句，对学校的不满换成了反政府的宣传。
此时，普希金结识了许多人，有的成为他未来的好友。比如，格里鲍耶多夫和格涅季奇。格涅季奇在1805年写的政治抨击诗《秘管人致西班牙》借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南美的暴虐，尖刻揭露本国的农奴制度。
普希金还结识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诗人卡杰宁上尉。卡杰宁是一流的诗歌和戏剧鉴赏家。他不崇拜权威，敢于同盛行的潮流宣战，他的政治信念对青年听众很有影响。
普希金无数次地赞扬卡杰宁作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尤其是俄罗斯通俗叙事诗作者的功劳。
1818年秋，经卡杰宁的介绍，普希金认识了沙霍夫斯科伊。他是《椴树密水》的作者。他对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开头几章很感兴趣，而普希金对时髦的剧作家举办的热闹的晚会也很着迷。
每当演出结束后，就会聚集起许多青年演员、作家和批评家。和这些人的聚会，在普希金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随着思想上的成熟，普希金不仅仅是关心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他更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和社会的风浪也时常在他的诗作中掀起层层波澜。这一时期，诗人写下了《乡村》、《自由颂》、《致卡达耶夫》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篇有的寄予了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了改革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强烈愿望。
《自由颂》是普希金在和俄国著名文学家尼古拉·屠格涅夫交往过程中写的。屠格涅夫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教养的一个人，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他和卡达耶夫以及稍后的拉耶夫斯基兄弟一样，成为年轻的普希金的又一所“大学”。
尼古拉·屠格涅夫信仰自由经济主义。他长期旅居国外，于1816年秋回到祖国，俄国的专制制度给他以沉痛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他一直保留多年。国家政治管理的种种现象都是“悲惨和可怕的”，而被奴役的人民的一切表现都“似乎是伟大和光荣的”。
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交往，对普希金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他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痕迹。无疑，他从自己年长的好友那里接受了许多观点。
普希金住在彼得堡头3年当中写出的政治讽刺诗和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公民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和这位位置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谈话中受到启发的结果。
普希金的这首名叫《自由颂》的诗，是面对着“暴君荒废的纪念碑”写的。从屠格涅夫家的窗口可以看到米哈伊尔城堡，这是巴恢诺夫修建的一座独特的建筑，从1801年起便无人居住。几乎荒废的城堡的形象，在普希金的脑海里引起了对3月11日事件的联想。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
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压得沉重，
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在凝视暴君的荒芜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在雾里狰狞地安息。
这首自由的颂诗给普希金的诗歌增添了新的主题，他从浪漫的抒情诗、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写雄壮、勇敢的叛逆诗。《自由颂》不仅是他的政治宣言，而且也是他的创作宣言。
年轻的诗人普希金认为，国家最高权威应当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应居于一切执行机关之上。法律应该由人民的代表为保障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而制定出明确的条文。这些条文对君主说来，是神圣的和必须遵守的。君主行事必须同国家协商，君主要受法律的约束。
统治者！是法律而非上天，
给了你们宝座和帝号；
你们高踞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比你们更高。
普希金的诗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革命口号：公民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和人民做主的思想。
普希金为了表现这些革命口号，采用了拉吉合夫的创作方法。拉吉合夫作为第一个“自由曲预言家”，早在1781年就用简短、整齐、紧凑、像方阵一样的诗句，对沙皇、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发起冲锋，公开宣布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口号。
普希金的颂诗也是这样写的。他为表达激励拉吉舍夫的革命思想，使用了有力的挑战性词汇，如凶手、杀人犯、暴君、土耳其士兵等，并常常用抑扬顿挫的节奏，甚至伴以刺耳的呐喊。
普希金的语言具有动人的力量和强大的感染力，因此他的解放号召得以广泛流传。这一点正是拉吉舍夫的诗所缺少的。普希金的公民诗摆脱了女皇时期古语句式和庄严格律，节奏急促，情调昂扬。
关于国家政体的演说式宣言，变成了面向未来的战斗口号，政治论述变成了自由的颂歌。诗人的语言浅白易懂的特点，使俄国诗歌第一次起到成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
诗人深信，俄罗斯终有一天要从睡梦中苏醒，自由幸福的星辰必定会升起并照亮自己的祖国。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像寒冬里的火温暖了苦难中的民众，又像嘹亮的冲锋号鼓舞着为自由而战的仁人志士。
1817年，19岁的普希金毕业了，按照官方规定，凡是持有皇村学校毕业文凭的人，都可以做十等文官。毕业5天后，普希金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八等文官。
对仕途毫无兴趣的诗人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除了看剧、跳舞和参加宴会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结交文学朋友上，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娜斯基等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当时，彼得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叫“绿灯社”，成员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普希金就是这个社团的核心人物。
他经常在这里朗读自己的新诗，与文艺界的朋友们谈论俄国戏剧发展状况，探讨社会政治问题。诗人决心在京城文坛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学事业。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这正是反动势力实行残酷迫害，国际宪兵神圣同盟的神秘主义猖獗和阿拉克切耶夫进行恐怖专政的时代。
然而，政府的白色恐怖越厉害，反抗的潮流也越强大。为了毁灭沙皇的独裁专制和农奴制度，各种秘密政治团体把其他国家的进步活动家联合到一起了。
猖獗的神秘主义成为政权的标志和作风。大学的学术报刊和中小学校，无一例外遭受官方神学者的打压。文学在疯狂的书刊检查的“文字狱”的压制下，已经快要崩溃了。
普希金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彼得堡度过了3年。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政论诗人和讽刺家。
诙谐的歌曲换成了钢铁一般的诗句，对学校的不满换成了反政府的宣传。
此时，普希金结识了许多人，有的成为他未来的好友。比如，格里鲍耶多夫和格涅季奇。格涅季奇在1805年写的政治抨击诗《秘管人致西班牙》借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南美的暴虐，尖刻揭露本国的农奴制度。
普希金还结识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诗人卡杰宁上尉。卡杰宁是一流的诗歌和戏剧鉴赏家。他不崇拜权威，敢于同盛行的潮流宣战，他的政治信念对青年听众很有影响。
普希金无数次地赞扬卡杰宁作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尤其是俄罗斯通俗叙事诗作者的功劳。
1818年秋，经卡杰宁的介绍，普希金认识了沙霍夫斯科伊。他是《椴树密水》的作者。他对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开头几章很感兴趣，而普希金对时髦的剧作家举办的热闹的晚会也很着迷。
每当演出结束后，就会聚集起许多青年演员、作家和批评家。和这些人的聚会，在普希金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随着思想上的成熟，普希金不仅仅是关心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他更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和社会的风浪也时常在他的诗作中掀起层层波澜。这一时期，诗人写下了《乡村》、《自由颂》、《致卡达耶夫》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篇有的寄予了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了改革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强烈愿望。
《自由颂》是普希金在和俄国著名文学家尼古拉·屠格涅夫交往过程中写的。屠格涅夫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教养的一个人，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他和卡达耶夫以及稍后的拉耶夫斯基兄弟一样，成为年轻的普希金的又一所“大学”。
尼古拉·屠格涅夫信仰自由经济主义。他长期旅居国外，于1816年秋回到祖国，俄国的专制制度给他以沉痛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他一直保留多年。国家政治管理的种种现象都是“悲惨和可怕的”，而被奴役的人民的一切表现都“似乎是伟大和光荣的”。
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交往，对普希金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他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痕迹。无疑，他从自己年长的好友那里接受了许多观点。
普希金住在彼得堡头3年当中写出的政治讽刺诗和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公民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和这位位置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谈话中受到启发的结果。
普希金的这首名叫《自由颂》的诗，是面对着“暴君荒废的纪念碑”写的。从屠格涅夫家的窗口可以看到米哈伊尔城堡，这是巴恢诺夫修建的一座独特的建筑，从1801年起便无人居住。几乎荒废的城堡的形象，在普希金的脑海里引起了对3月11日事件的联想。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
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压得沉重，
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在凝视暴君的荒芜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在雾里狰狞地安息。
这首自由的颂诗给普希金的诗歌增添了新的主题，他从浪漫的抒情诗、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写雄壮、勇敢的叛逆诗。《自由颂》不仅是他的政治宣言，而且也是他的创作宣言。
年轻的诗人普希金认为，国家最高权威应当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应居于一切执行机关之上。法律应该由人民的代表为保障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而制定出明确的条文。这些条文对君主说来，是神圣的和必须遵守的。君主行事必须同国家协商，君主要受法律的约束。
统治者！是法律而非上天，
给了你们宝座和帝号；
你们高踞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比你们更高。
普希金的诗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革命口号：公民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和人民做主的思想。
普希金为了表现这些革命口号，采用了拉吉合夫的创作方法。拉吉合夫作为第一个“自由曲预言家”，早在1781年就用简短、整齐、紧凑、像方阵一样的诗句，对沙皇、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发起冲锋，公开宣布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口号。
普希金的颂诗也是这样写的。他为表达激励拉吉舍夫的革命思想，使用了有力的挑战性词汇，如凶手、杀人犯、暴君、土耳其士兵等，并常常用抑扬顿挫的节奏，甚至伴以刺耳的呐喊。
普希金的语言具有动人的力量和强大的感染力，因此他的解放号召得以广泛流传。这一点正是拉吉舍夫的诗所缺少的。普希金的公民诗摆脱了女皇时期古语句式和庄严格律，节奏急促，情调昂扬。
关于国家政体的演说式宣言，变成了面向未来的战斗口号，政治论述变成了自由的颂歌。诗人的语言浅白易懂的特点，使俄国诗歌第一次起到成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
诗人深信，俄罗斯终有一天要从睡梦中苏醒，自由幸福的星辰必定会升起并照亮自己的祖国。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像寒冬里的火温暖了苦难中的民众，又像嘹亮的冲锋号鼓舞着为自由而战的仁人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