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电话是在我们搬入刚装修好的房子里的第一天晚上打来的。已经半夜了,大约是凌晨的一两点左右,家里的电话忽然间铃声大作,我首先被吵醒,伸手拿起床头边的分机按了接听:喂?谁呀?
家里的电话刚按好没几天,不太可能有陌生人知道我们家的号码,我猜打来的应该不是熟人就是亲人,所以,没怎么发床火。
但电话那头痛愣是没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以为电话出了问题,可电话明显是通着的,对方不说话而已。
赵轼之也醒了,把电话接了过去:喂。
对方仍然没有说话。凌晨夜半,我很清楚地知道电话里没有传出来任何声响。
赵轼之说: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家伙乱打着玩,别理他,咱继续睡。
赵轼之没去把电话线也拔掉。而那个电话也没有再打来,所以我也就真的以为什么事也没有。
这时候的我,又开始像刘胡兰那样坚贞地相信赵轼之决不会再次背叛我。搬进新房子后不久,就到零七年的农历年关了。因为赵轼之刚巧轮上在医院里值班,我们就打算打电话把赵轼之的父母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也算庆祝我们今年搬入了新居,虽然是二手房,但被我们装修得很漂亮,跟新的一样。赵轼之的父母愉快的答应了,还问我要不要去把我的奶奶也接过来,我打电话去问了老太太,老太太一句话就把我堵了:去什么去,想折腾死我这把老骨头呀,给我寄钱回来就成。
我真的就只给老太太寄了五千块钱回去了事。其实这一年我应该回去陪老太太过年的,因为那是她一生中过的最后一个年了,她的儿子不在身边,她所有的亲人都不在身边,她自己过年,自己从麻将中寻找乐趣。零八年的秋天,她就走了,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后,回家一睡就没再起来。她死后第二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之后第三天,她这一天觉得最亲的人她的孙女我才回去,他死之后第五天,她的儿子才回来和她见面,没带她的儿媳妇,也没带她没见过面的孙子。老太太躺在殡仪馆的太平间,被人化了一个奇艳丽无比的妆,她大概看见也会喜欢,她素来热爱老来俏。我想上前去抱一抱她,最终没付诸行动。收拾她的遗物的时候,我把她最喜欢的一副麻将放进了她的骨灰盒。
后来我很多次想起老太太,都觉得自己真是混蛋极了,简直跟我那个混蛋父亲差不多的混。
年过得非常和谐,赵轼之的父母对我还是一样的好,我对他们也不差,又是陪着玩又是买这买那,比亲生女儿还亲生女儿。他们明地暗地开始告诉我和赵轼之,现在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赵轼之成了正式的外科医生,他手里那把手术刀,将会给我们挣来越来越多的钱,我呢,也算工作稳定,正是最适合要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过的。这时候是该要孩子的时候了。但赵轼之对于杜蕾丝有着非同一般的坚持。赵轼之坚持的理由有两个:一,我还不想要一个孩子和我抢你。二,去年你流产对身体影响太大了,再休养一两年再说。
赵轼之的理由很充足。我想想其实也是,现在的状态太好了,要一个孩子还得适应身份,再等等也不迟。
我对我的人生的总结是:当一件事情到达了一种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最没有缺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一支寒芒闪闪的针,远远地,恶狠狠地刺过来。它刺过来的姿势和速度,以及方向,我明明看得很清楚,却无法阻挡它的来势。在这支针刺破我自以为是的美梦的同时,我在尖利的破裂声中醒悟过来,疼痛,茫然,束手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像一个毫无依傍的婴儿到达了世界,没有其它的方法,唯有用自己的哭泣和挣扎来拒斥未知的疼痛和恐惧。
这支针,还是叫做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