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故史：谈资时代的历史爆料

晚清通才刘鹗的双面人生

　　通才者，通晓各个知识领域的人才也。人生有限，要成为通才委实不易。晚清时代，就出过这么一位通才，他就是刘鹗。他学识广博，精于考古，长于文学，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

　　胡适先生曾概括刘鹗的一生，称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胡先生没有提到刘鹗的另一件大事，即他还写过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残游记》。

　　作为罕见通才的刘鹗涉猎了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还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集《铁云诗存》等。

　　然而，刘鹗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精明强干的他屡遭官场陷害，同时又因为他贿赂官员，给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败”之讥。他参与洋人开矿等事情，又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其双面人生，令人欷歔不已。

　　一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也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全书共二十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十三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刘鹗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挖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误国，清官害民，指出有时清官的昏庸并不比贪官好多少。这一点对清廷官场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独具慧眼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赞之：“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刘鹗，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震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宦人家，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来曾任京中御史、河南知府与道台。刘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七岁读书，从小散漫，聪明过人，喜杂学，医学、数学、乐律、方技、词章等，学一行精一行，唯独对科举不感兴趣。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赴苏州，秋至南京应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终榜上无名。

　　科举失意后的刘鹗，从此便无意仕途，热衷于经商。作为官宦子弟的刘鹗要去闯风险甚大的商海，这在当时也算是惊世骇俗之举。但刘鹗说干就干，先后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开过诊所、在上海开过印刷厂，但是开一家赔一家，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此蹉跎到了三十一岁（1887年），他的人生机遇终于来了。

　　黄河在历史上频繁决堤，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历朝历代治理黄河始终是一大难题。这一年，开封、郑州段黄河决口，几位治河官员都束手无策，清政府调来了广东巡抚吴大澄。吴大澄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有旧交。刘成忠曾在开封当过知府，还将自己的治河经验写成了书，名叫《河防刍议》。刘鹗受其父之影响，从小喜好水利，并认真研读过父亲的此书，他认为这是一个自己施展身手的好机会，必须抓住。

　　于是，刘鹗果断地关闭了自己在上海的印刷厂，打点行李北上投奔吴大澄，出任河督局提调官，投身于治黄大业。果然不负所学，刘鹗治黄很有一套，他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鞭策自己，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身临一线，与河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采用科学方法及新材料进口水泥，功夫不负有心人，其“束水攻沙”的方略大获成功，终于令黄河河堤合龙，河复正流，可谓初战告捷。

　　看到刘鹗治理黄河卓有成效，喜出望外的吴大澄又聘请刘鹗担任了“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刘鹗不负吴之厚望，又苦干了近一年，天天“与波涛相出没”，他向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具体治理办法，得到采纳。第二年，张曜去世，福润继任山东巡抚，由于刘鹗治河有方，黄河大堤一直安然无恙，受到福润赏识。在治黄过程中，刘鹗写下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十卷。后来经福润两次推荐，刘鹗终于在1895年进了总理衙门，成了清政府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

　　刘鹗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在上海生活时，他就开始收购铜器，已“聚古器数十”。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刘鹗也很有见地，他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其见解最终被其后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说到刘鹗的甲骨文之缘，不能不提王懿荣。王懿荣是大清国子监祭酒，也是享誉北京城的著名金石学家。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的一场疟疾，改变了甲骨文被病人吃掉的命运。

　　王懿荣得病的时候，他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正住在他家。作为朋友的刘鹗不但过问他的病情，还关注他吃了什么药。当看药时，刘鹗惊奇地发现王懿荣吃的竟然是假药--这哪里是“龙骨”（真正的龙骨是古生物化石），分明是龟板！再仔细观察，刘鹗发现龟板上有影影绰绰的契刻的东西，形状奇怪，好似天书。他拿给王懿荣看，俩人“相与惊讶”。王懿荣认为这是古物，便问仆人龟板是从哪儿买来的。之后，他来到售卖龟甲的达仁堂药店“询其来历”，人家告诉他龟甲出自河南汤阴。刘鹗则找遍北京城的所有药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不少文字比较清晰的龟甲。

　　山东潍坊的古董商人范维卿深知王懿荣这位老乡“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1899年夏末，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把这些甲骨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二两，他还是全部收购。1900年春，范维卿又带来八百余片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五十二个字，王懿荣照例全数购下。后来，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甲骨，虽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尽收其囊。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过不久，王懿荣已收甲骨一千五百余片。

　　王懿荣把龟甲骨片逐一摊开，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档案，也就是史籍上所讲的“殷人典册”！王懿荣对甲骨文字的最初判断，为后来的研究所证实。他是揭示甲骨之谜的第一人，中国的文字史也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年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与皇帝仓皇逃命。王懿荣在庭院徘徊了一夜，于翌日清晨书绝命词一纸，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写完，他投井自尽！之后，他的妻子谢夫人带着长媳张氏也一起投井而亡。

　　王懿荣死后，他的长子为了还债，将父亲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售给了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刘鹗，计一千余片。刘鹗还委托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余片”。另外，刘鹗还派儿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后加起来，有五千多片。刘鹗宣称：“己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

　　1903年，刘鹗从他的五千余片甲骨片中精选了一千多片拓印成书，即大名鼎鼎的《铁云藏龟》，这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著录。从此，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摩挲的“古董”，变为可资社会上广大学者研究的珍贵史料，从而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促进了甲骨学的研究。

　　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也提到了发现甲骨文的过程：“龟板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民国年间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誉的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中，称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科的达尔文，把刘鹗比为赫胥黎。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到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刘鹗是第一个对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古文字进行整理、出版的人。

　　三

　　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晚清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

　　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

　　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

　　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5月21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刘鹗行贿翁同龢，自然是为了“承包”铁路工程，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

　　所以，当罗沙第来北京时，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经马建忠牵线，自然一拍即合，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

　　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他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

　　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边球，去绕开政策之限制。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便想了个办法：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于国于民皆不利。

　　刘鹗的此举，自然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大家义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强烈指责刘鹗的此举实为卖国行径。山西的窑主们广为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声势浩大，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于是，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刘鹗则被开除公职。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被迫停止运营，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重新运作，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山西之矿中饱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烦，使刘鹗吸取了教训。痛定思痛后，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变。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在河南，刘鹗低调地躲在幕后，让他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丰公司”，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红帽子”。随后便是“标准流程”：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由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很快获得朝廷批准，开设了焦作煤矿。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买办们”的工作和报酬等，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在为国人所痛恨的买办路上越走越远。

　　战果辉煌的福公司中国业务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刘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上蹿下跳，左右逢源，帮着福公司四处打点，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纺织厂，但都失败；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从中牟取暴利。又私自拜见日本使节要人，并多次东渡日本，这些都构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刘鹗的社会关系极广，为其帮忙者不少。他的买办活动受到舆论指责之后，同乡狄楚青的报社成为刘鹗为自己声辩的主要阵地。他的上海《时报》、《南方日报》，都曾为刘鹗的买办言行“鼓与呼”。

　　四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夏天，中国与当时世界上八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一百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之变发生，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恣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北京居民同时还面临饥饿威胁。刘鹗于八月冒险北上，九月初抵京后，致力救济并参与和议斡旋条款。当时北京市面上无粮可供，刘鹗从上海购粮食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运到北京。他创办了平粜局，一面粜，一面赈。时俄军占领北京太仓，因仓内有老鼠，俄军扬言要举火焚烧，刘鹗紧急联合其他赈济团体集款，将太仓存米全部买下，作为平粜，救下许多人的性命。不料后来此举成为刘鹗“盗卖太仓官米”的一大罪状。

　　1905年，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合伙买下江浦县九濮洲三千八百九十亩地皮，其中刘鹗名下为一千九百四十五亩，并办理了执照。刘鹗认为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商货吐纳之所。江浦有个豪绅陈浏，曾做过五品京官。这时朝廷决定筑津浦铁路，以浦口为终点，地价势将攀升，他见刘鹗买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设计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控告刘鹗“私集洋股，揽买土地”，欲将刘鹗置于死地。

　　也该刘鹗倒霉。恰巧此时，朝中权臣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奉诏入军机处，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便是控告刘鹗的，而袁世凯与刘鹗素有积怨，正好借此落井下石。刘鹗与袁世凯曾在山东巡府张曜麾下共事过，袁为自己长久不被重用，曾请刘向张请求提拔任用的事，而张却认为袁“才可爱而性未定，资可造而识未纯”，没有同意袁的要求，因此袁世凯以为刘鹗不肯为他出力，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袁世凯已权倾一时，刘鹗自然难逃厄运。

　　当袁世凯将控告刘鹗的奏折带到会上时，参加会议的新授文渊阁大学士世续闻知是控告刘鹗，也来劲了。原来世续的父亲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是好朋友，当年世续考中举人后，也像一般读书人一样，向亲友“打秋风”。世续带了一块家藏端石，来到刘成忠府上请谒，以求资助。谁知刘成忠见了世续，摆出老辈面孔，教训他：“你方年少，前程不可限量，却为何学起世俗子弟？你到京后，如果真的发生困难，我当会汇款接济。”年轻气盛的世续从此跟刘家结下冤仇。如今刘家儿子落在自己手里，正好公报私仇，当即同袁世凯唱起一个调子，主张密饬两江总督端方严密查报，如系属实，应即请旨逮捕法办。

　　军机处领班庆亲王奕劻对刘鹗一案尚存疑虑，故持谨慎态度。经过一番了解，并无证据证明刘鹗私集洋股购买地皮，就将此事搁了下来。袁世凯、世续两人认为庆亲王庇护刘鹗。袁世凯对世续说：“刘鹗这汉奸是饶他不得的，辛丑那年，他和俄军勾勾搭搭，以办赈为名，盗卖仓粟牟利，现在户部里报失的案子还没结呢！中堂（指世续）见到肃王（善耆）和泽公（载泽）时提一提，叫他们报了上来，来个并案办理，好歹总有个结束。”

　　善耆和载泽都执掌着户部，皆与世续是好友，于是，户部很快奏报刘鹗“擅卖太仓存谷牟利”之罪，再加上为外人在浦口购地一案，庆亲王奕劻便同意依议处理了。袁世凯立即以外务部名义密饬两江总督端方，将刘鹗密捕归案，时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

　　两江总督端方和刘鹗有些交情，接到复电，知道不抓捕刘鹗已不可能，便想法在捉拿过程中做手脚，他一面布置巡警道总监去拘捕刘鹗，一面又说这是袁世凯奉密旨交办之事，不能打草惊蛇，抓捕行动放在后半夜更为妥当，故留巡警道总监吃饭喝酒，同时又让王孝禹急速派人通知刘鹗，赶快逃离南京避祸。谁知阴错阳差，刘鹗当晚外出未归，通知之事又为刘鹗仆人所误，当刘鹗半夜归家后，正好被抓拿归案。

　　1908年6月25日，巡警总监委员许炳璈亲自乘兵船将刘鹗押至汉口，随后改由湖广总督督标亲兵押送，取道陆路北上，然后由沿途河南、陕西、甘肃巡抚派兵接差。当年秋天，刘鹗被押解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被流放到迪化后，刘鹗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万般无奈，只好来到了西门里的一座城隍庙，将之作为栖身之所，当时住在庙里的人大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他们白天上街乞讨，晚上回庙住宿。刘鹗虽然落难，但他终究是个做过官且有文章传世的斯文之人，不便沿街乞讨，生活几无着落。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恰好城隍庙里有一寄宿道士，人称“刘长腿”，此人精于医道，来庙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听说刘鹗懂医学还开过诊所，便邀请刘鹗帮忙一同为人治病，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他们轮流上山采药，轮流在庙应诊，倒也相得益彰。刘鹗非常佩服“刘长腿”的为人，曾专门为其题诗一首：“道人居市不居山，治病救人岂等闲。凭得阳春两只脚，一生九度玉门关。”不久“刘长腿”应朋友之邀投奔山西五台山，后在庙中坐化。

　　“刘长腿”离开后，刘鹗就独自在城隍庙应诊，他本来就通达医学且又在内地游医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且收费低廉，对贫穷患者有时还分文不取，所以很快便誉满全城。迪化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城隍庙里住着一位“菩萨大夫”，便慕名前来就诊，病人的信任和需要，对于“负罪”谪戍边疆的刘鹗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在迪化期间，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可惜现已大多失传。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令人叹为观止：“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风深巷卖花声。”

　　1909年七月初八，刘鹗突然中风，于贫病交加中逝于新疆迪化，凄凉辞世，享年五十二岁。三年后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