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在位时,越地官员送来一支女乐队,其中一名女子姿色冠代。唐宣宗初见此女,甚是欢喜,一时间缠绵缱绻,宠爱异常,赏赐无数,没过多久,唐宣宗突然变脸,一杯毒酒把她送上了黄泉路。大概是因为事件太小,或涉及宫闱秘事,史官们没有载入正史,而不少笔记、札录却当作花边新闻记了下来。
--越守尝进女乐,有绝色者。上(宣宗)初悦之,数月,锡赉盈积。一旦晨兴,忽不乐曰:“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乃召美人曰:“应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命赐酖一杯。”(《续贞陵遗事》)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唐语林》引《续贞陵遗事》)
--唐宣宗时,越守献美人,姿色冠代。上初悦之,忽曰:“明皇以一杨贵妃,天下怨之,我岂敢忘。”召美人,谓曰:“应留汝不得。”左右请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令饮鸩而死。(《绿窗新话》引《续贞陵遗事》)
贞陵,即唐宣宗李忱之陵墓。《续贞陵遗事》为唐人柳玭所著,该书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一部小说性质的杂史,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多有采用,特别是在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三年”八月《考异》中,就引用了《续贞陵遗事》关于唐宣宗鸩杀越女一事,可见此事不虚。
一个当礼物送来的无辜美女,唐宣宗爱也爱了,睡也睡了,即使突然不想要了,完全可以像他即位之初“出宫女五百人”(《新唐书》)那样把这名女子遣返回乡,或将其冷落不加理睬,为何不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呢?笔者分析,原因有三。
其一,唐宣宗是一位比较有思想的君主,他对唐朝由盛到衰作过反思,得出美女即祸水的结论。他没有从封建君主自身找原因,却把唐朝败落的罪责推给了杨贵妃,认为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的导火索,而他身边那位越女无异于现实版的杨贵妃。虽然越女既没有祸国,也没有殃民,既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可唐宣宗知道自己好色而缺乏自控力,如不以祖先为戒,迟早会被美色迷住,耽误国事,所以对这名越女心存芥蒂。应该说,唐宣宗的头脑还算清醒,在其表层意识中,认为只要及早将身边这位曾让他爱不释手的“女祸”除掉,天下自会太平。
其二,唐代中叶后,国势转衰,执政者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积极倡导儒学,提倡妇女守贞节,唐宣宗亦然。即位后,唐宣宗对前面的穆、敬、文、武四位皇帝全部予以否定,偏偏对武宗的王才人“嘉其节,赠贤妃”(《新唐书》),究其原因,王才人主动要求为唐武宗殉葬,是个难得的节烈女子。对于女子守节一事,唐宣宗也曾专门下过“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新唐书》)的诏令。在这种提倡贞节的大环境下,唐宣宗若将越女遣之出宫,既怕此女再嫁,又怕自己戴了绿帽子,坏了名声,索性将其鸩杀。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唐宣宗鸩杀越女应该是一种矫饰,一项表演。笔者认为,唐宣宗此举,决非单纯地担心自己沉溺于声色而误国事,实际上是在通过杀掉绝色美女,向臣民表示他不荒淫,不贪色,不受女色诱惑,如此姿色冠代的美女我都不稀罕,我李忱还留恋别的女子吗?说白了,唐宣宗是利用越女的鲜血和生命来掩饰其贪色的丑名声,以赢得其一心励精图治、不为女色所动的赞誉和口碑。男人好色是天性,唐宣宗忍痛割爱,毒死无辜美女,既说明皇权、男权的极端专制、自私、残忍与狭隘,也说明唐宣宗在情欲问题上的矛盾、困惑与无奈。
事实上,唐宣宗是一个非常贪色荒淫的皇帝,这一点从他终生不立皇后、恣意宠幸后宫方面就略见一斑。另外,从唐宣宗生有二十三个子女,而后人除了知晓其继任者李漼和爱女万寿公主为晁美人所出外,竟不知其他儿女生母是谁的史实来看,唐宣宗在私生活方面确实很乱。绝色越女死了,但成千上万个美女还云集后宫,为了享受“性福”生活,唐宣宗不惜服用秘药,纵情床笫,甚至过了不惑之年仍然乐此不疲,锲而不舍,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春药皇帝”。
春药,给唐宣宗带来了快感,也给他带来了病痛。为了能够长生,唐宣宗于大中十二年(858)正月召道士轩辕集进京问话,得到的答案就是“彻声色”(《旧唐书》),即结束声色之欢,但唐宣宗并未在意。次年(859)正月,已被美色和春药折磨得病入膏肓的唐宣宗似乎有所醒悟,宣布再次“放宫人”(《新唐书》),但为时已晚。同年八月,唐宣宗这位被后人称作“小太宗”的皇帝因为滥用春药而“疽发于背”(《资治通鉴》),最终一命呜呼,时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