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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朱元璋整顿“文风”有贡献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小时候没钱读书。当了和尚以后，才有机会“立志勤学”。有了权力和地位后，朱元璋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问益进。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更加喜欢文墨，他认为写文章要“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的明白清楚，要“通道术，达时务”，说白了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
据明太祖宝训卷六《务实》记载：1367年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又《明太祖实录》卷四0记载：1369年三月，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漠》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朱元璋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道明令。
1371年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对大臣们说：“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朱元璋再次强调了关于文风的主张。
1373年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了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并谕各部官员：“…朕常厌其（指唐宋文风）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务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还颁布了样板以供效仿，这比前期单纯的禁令更进了一步。
明初受元朝的影响，文犊主义盛行，案犊繁冗。朱元璋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明太祖实录》卷一一O记载：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庚戌朔，颁建言格式。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累万徐言。上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虚文多而实事少，次夕于宫中复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徐言。因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联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
洪武十二年（1379），又命令廷臣讨论研究，制定了《案犊减繁式》。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又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对于克服繁文之害，沉重打击文犊主义，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深化文风整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严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并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开创了公文的一代新风，使公文更加趋于简明通俗。明代公文制度的改革和进步，是与朱元璋对公文制度整顿是分不开的。清代（包括太平天国）的公文制度是对明代公文制度的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自“中华民国”之后，虽然传统的公文处理方法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有所变化，但是明代公文制度其中的一些公文思想、原则、手段，尤其是对公文工作严格、规范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公文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律、加强公文管理，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朱元璋时期曾发生过一件趣事，那就是他杖打朝臣茹太素，其原因是嫌弃奏折太长太罗嗦。
据明朝的《礼部志稿》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说五件事，朱元璋让中书侍郎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三百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听得腻烦难耐，不禁龙颜大怒，命宫中武士在文武百官面前将茹太素重打了五十大板，痛得茹太素哭爹叫娘。
朱元璋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事后，朱元璋对别的大臣说，其实茹太素所要反映的事有五百字足矣，何须堆砌那么多文词，使人听后如坠云雾，难明其意。
酸腐文人茹太素遇上嫉恶如仇的朱元璋，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朱无璋不愧是位有作为的开国皇帝，处理问题英明、果断。那打在茹太素P股上的五十大板，真可谓是对空洞无物之长文的最有力的批判。
根据《明史》中“茹太素传”的记载，茹太素“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一上任，茹太素就上书皇帝，要求充实御史台力量，以便更好加强对百官的察核与磨勘。“帝皆从之”。“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从续对来讲，茹太素是一个文心敏捷之人；从奏章来讲，茹太素又是一个忠于职守之人。这样一个以文章锦绣获得推荐而出任监察御史、且获得皇帝朱元璋欣赏之人，万不该将“有五百字足矣”的奏折写成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长文，挨五十大板活该。
据明太祖宝训卷六《务实》记载：1367年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又《明太祖实录》卷四0记载：1369年三月，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漠》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朱元璋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道明令。
1371年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对大臣们说：“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朱元璋再次强调了关于文风的主张。
1373年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了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并谕各部官员：“…朕常厌其（指唐宋文风）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务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还颁布了样板以供效仿，这比前期单纯的禁令更进了一步。
明初受元朝的影响，文犊主义盛行，案犊繁冗。朱元璋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明太祖实录》卷一一O记载：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庚戌朔，颁建言格式。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累万徐言。上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虚文多而实事少，次夕于宫中复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徐言。因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联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
洪武十二年（1379），又命令廷臣讨论研究，制定了《案犊减繁式》。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又亲自起草颁布了“御制行移减繁体式一册”。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对于克服繁文之害，沉重打击文犊主义，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深化文风整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严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并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开创了公文的一代新风，使公文更加趋于简明通俗。明代公文制度的改革和进步，是与朱元璋对公文制度整顿是分不开的。清代（包括太平天国）的公文制度是对明代公文制度的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自“中华民国”之后，虽然传统的公文处理方法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有所变化，但是明代公文制度其中的一些公文思想、原则、手段，尤其是对公文工作严格、规范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公文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律、加强公文管理，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朱元璋时期曾发生过一件趣事，那就是他杖打朝臣茹太素，其原因是嫌弃奏折太长太罗嗦。
据明朝的《礼部志稿》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说五件事，朱元璋让中书侍郎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三百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听得腻烦难耐，不禁龙颜大怒，命宫中武士在文武百官面前将茹太素重打了五十大板，痛得茹太素哭爹叫娘。
朱元璋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事后，朱元璋对别的大臣说，其实茹太素所要反映的事有五百字足矣，何须堆砌那么多文词，使人听后如坠云雾，难明其意。
酸腐文人茹太素遇上嫉恶如仇的朱元璋，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朱无璋不愧是位有作为的开国皇帝，处理问题英明、果断。那打在茹太素P股上的五十大板，真可谓是对空洞无物之长文的最有力的批判。
根据《明史》中“茹太素传”的记载，茹太素“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一上任，茹太素就上书皇帝，要求充实御史台力量，以便更好加强对百官的察核与磨勘。“帝皆从之”。“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从续对来讲，茹太素是一个文心敏捷之人；从奏章来讲，茹太素又是一个忠于职守之人。这样一个以文章锦绣获得推荐而出任监察御史、且获得皇帝朱元璋欣赏之人，万不该将“有五百字足矣”的奏折写成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长文，挨五十大板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