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书生气：文化名士们的真性情
苏东坡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所谓书生气，就是指一个人过于认真，再带一点点天真。由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讲究经世致用八面玲珑，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其实，书生气表现的是真性情，有其迂腐与天真的一面，但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田汉性格浪漫，书生气十足。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都如此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大学者古直（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胡适曾声称最重视学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数年之后，他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们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第二”。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经常增加工作时间，严格执行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好坏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堂哗笑。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容如此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当教授，上课前先由校役为他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1946年，国民党把持的伪“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这两位老兄的书生义气，把老蒋气得够戗。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
正是这些岁月磨不灭的书生气，使得我们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田汉性格浪漫，书生气十足。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都如此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大学者古直（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胡适曾声称最重视学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数年之后，他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们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第二”。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经常增加工作时间，严格执行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好坏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堂哗笑。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容如此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当教授，上课前先由校役为他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1946年，国民党把持的伪“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这两位老兄的书生义气，把老蒋气得够戗。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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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岁月磨不灭的书生气，使得我们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