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材。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的“党国栋梁”。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炼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
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刘继兴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1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做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定。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20余万字，分18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至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15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地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三十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前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做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当“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材。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的“党国栋梁”。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炼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
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刘继兴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1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做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定。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20余万字，分18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至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15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地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三十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前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做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