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8——皇帝迷踪

原后记

　　拙著《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简称《建文帝卷》）自2009年初出版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了《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系列之《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卷》的研究与写作当中去，按照规矩，书一旦出版后我就不用过问了，因此对拙著的反响我也没有去想得太多。记得在书稿成型时，出版界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这书的选题不好，建文帝只当了4年皇帝，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说它的销量不会好。我听后也没当回事，除了继续将明史写下去外，就是在江苏、安徽、福建等地来回做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时至2009年初夏，有人告诉我《建文帝卷》第一次印刷可能要不够了（8月加印时笔者新考古发现——支提寺云锦袈裟没来得及加上，在此向广大的读者致歉），消息振奋人心。更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去年夏天东南大学出版社与上海图书博览会谈定，让我到上海展览馆去现场签名售书。说实在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没底气，尽管我是从上海研究生毕业的，但离开这片土地已经快要20年了，当年的同学几乎都快“奔五”了，而我的受众群主要是在江苏、安徽以及福建等地，因为大家都从电视里认识我，上海，我确实有些陌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那天的签名售书大获成功，原定半小时的签名活动被迫延长，我的手都签酸了，结束时有好多热情的读者朋友，包括大爷大妈和少男少女们都要跟我合影留念，有个年轻朋友说自己在读大学，他问我哪个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我随口而出：“华东师范大学！”他马上说：“我大学毕业后就要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您的研究生。”此时我十分尴尬，无奈之下只得遗憾地告诉他：“我现在不在那儿了，而是从事非本专业的电子音像出版，因此也不招研究生。”说到这里，只见他一脸的失望，但我不能不说啊，读者们寄予我厚望，我应该将自己确实的信息告诉他们，将我个人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大家。

　　读者朋友的厚爱本是件好事，是个动力，但又是种压力，坦率而言，《建文帝卷》书稿成型时，我并没有将建文帝最终下落的答案告诉给大家，只是觉得“苏州说”相对证据充实点，权作该书的结尾。但有朋友还是十分认真地追问笔者：建文帝到底会出亡哪儿？

　　这是一个看似甚小但关系甚大的有着600年历史的大明第一疑案，作为历史学者要想确切地给出答案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史实依据与考古实物为凭。而史实依据范围很宽泛，就文献史料来说，有正史、有野史、有方志，等等；就实物依据来讲，有古碑、古墓、石刻、绘画等等。如何取舍？潘群教授经常告诫我：“思想要解放，视野要开阔，在学术上没有高低、贵贱与岁数大小之分，坚决摒绝学霸作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潘老的这番治学精神与我的初衷不谋而合，正如笔者在《建文帝卷》中所说的，“有时一个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一丝线索或传说或许是未来揭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金钥匙”。没想到的是在《建文帝卷》成书一年后，笔者原本的理想竟在一定程度上化为了现实。

　　2009年初夏笔者正在苏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时，突然接到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福建发现疑似建文帝墓。这样的消息近年来太多了，或许是出于当地经济旅游开发的需要，各地争相爆料发现了建文帝墓，见怪不怪，我压根儿也没太在意。回宁后看到郑宽涛先生和宁德方面发来的照片与视频，我的兴奋点逐渐地被吸引过去了。

　　没过多久，应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我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前往福建宁德进行实地考古。本来南大潘群教授也要去的，但不巧的是他老人家身体不适，于是就委托我多看、多听、多收集考古资料。

　　三天后回到南京，我将收集到的所有考古实物资料与照片拿给潘老看，随后我们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宁德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那些怪异的规制与石刻构件，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2008年秋天我与潘群教授曾在凤阳明中都与明皇陵看到的莲座之类和明孝陵上的石刻就与它们有几分相类，于是赶紧前往东郊明孝陵拍摄照片与视频，将其与宁德带回来的古墓照片进行比对，再上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发现手头考古资料不够，我就马上打电话到福建去求助，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王道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吴泽金、组织部孙绍祥、余新汉等先生都成了我研究的合作伙伴，最令人难忘的是宁德市委组织部郑民生部长始终如一地关怀和支持我们的研究，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一遇到什么考古新发现就及时打电话通报给我。

　　紧张、忙碌的查找比对与艰辛的考证工作持续了近四个月，大约到2009年8月下旬，我与潘群教授等人基本上理出了头绪，刚好潘老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就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应宁德市之邀再次踏上了宁德考古之路。

　　本来这也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考古之旅，我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求证酝酿了几个月的判断与看法，年迈的潘群教授为了亲眼目睹考古现场竟然不顾羸弱的身体跟着我们一同爬上了危险的高坡，其求实认真劲着实感动了当地的畲族老乡，他们拿出了笔墨，要潘老留个墨宝，年逾古稀的潘老此时忘却了自己的疲劳，毫不犹豫地泼墨挥毫……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当我们回到南京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新闻频道对我们的宁德考古作了报道，一时间我们几个人的电话、手机响个不歇，新闻媒体争相前来采访。对此，我们只谈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有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对我们的学术观点甚至人身进行了攻击，说：“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在没有确凿实证时，不能草率地发表什么定论。否则会产生误导，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举动。”

　　学术本该是自由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敞开来理性探讨，当然必须是有根有据，而不是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就妄下论断。历史学是一门唯史实为依据的学科，与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先导性与补充性、核实性等作用，考古正确与否就必须要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和核实。所以在此笔者奉劝某些人先把史料、史实理理清楚；而对于人身攻击，我们决不会等闲视之，作为公民，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探索与努力除了极个别“杂音”外还是得到了许多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广大的电视观众和读者朋友给予我们相当多的关注与帮助，江苏、福建甚至江西、湖南等地的网友们在网上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意见书，素昧平生远在美国的华人记者柯伊文先生赶写了1 400多字的新闻稿，分别发给全球几百家新闻媒体。最令人感动的是，承蒙中央电视台的厚爱，我与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学教育》频道的《百科探秘》，当电视上播出我们的节目时，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都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研究。即使如此，潘老还是不断地叮咛我：不论怎么忙，都要尽早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考证和揭秘过程公之于世，别辜负了朋友们的厚望！

　　2009年8、9月间，我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九五礼数”与龙饰主题等方面入手，相继撰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闽东日报》和南京《静海寺》杂志的创刊号上，然而事后又觉得意犹未尽，特别是对南京云锦研究相当不足，于是通过寻访和朋友介绍，查找南京云锦老前辈、老专家，向他们求教，由此展开对云锦袈裟更为深入的研究，八吉祥图饰、卍字图案、“福寿”字样的灯笼、云龙纹、五爪龙和“九五礼数”等等，凡是能看清的图饰、纹样（云锦的织法与用料）及其所隐含的信息，我都给它们一一查找史料依据，结果意外地发现它们的指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与明初大明皇家甚至可以说是皇帝有关。至此有关支提寺云锦袈裟的研究暂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在福建当地引起极大争议的上金贝古墓的定性问题，其难点有三：第一，先前地方上有关文物部门将其定性为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但其实问题并没解决，就在上金贝不远的明代宁德籍一品高官林聪墓也没上金贝古墓那么大，这是为何？第二，上金贝古墓规制奇特，除了古墓外还有舍利塔，不僧不俗，这又是为何？第三，该墓舍利塔上的碑文“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从正史与方志来看都无法真正查实古墓与舍利塔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只能如一些人猜测那般，但猜测是不能代替历史的，历史学是一门讲究实证的科学。在碑文解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笔者想到了石刻艺术的时代特点——它们体现出自身时代特殊的审美情趣与美学价值，于是我就从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上的莲座、吉祥云、须弥座造型、龙刻构件等方面入手展开研究，查阅网上资料，寻找正史上的依据，结果发现这些造型艺术与刻件风格也“不约而同”地指向明初皇家，加上笔者第一次去宁德时从考古现场获悉的只有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才有的“金水桥”与“金水河”等地名，由此渐渐将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的主人“锁定”在下落不明的明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的身上，在此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古墓与舍利塔上的如意云居然与支提寺云锦袈裟上的如意云有着极大的相似或言相同，这就更加证实了笔者的观点——建文帝最终出亡到了福建宁德！有史有论，特别是正史的引入使得单薄的宁德考古得以丰实。

　　大约到了去年的11月份，长篇论文《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终亡福建宁德》终于完稿，我马上送给潘老指正，没想到年近八十的潘老不仅认认真真地审读了一番，而且还就拙文中的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核对，不仅对我的观点与论据予以充分的肯定——文中将正史史料与宁德考古实物比对联系起来，克服了以往建文帝研究的不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珍贵的意见和补充了部分史料依据，让我充实进去。我原本就想整理好了在报刊上发表，但鉴于以前极个别媒体的恶炒甚至夹带人身攻击，也鉴于刊物对于论文字数的限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其扩大成书，向世人做个交代。潘老闻之甚喜，他不顾虚弱的身体马上给我赶写序言，想来实在让人感动。

　　前后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探索与努力，一份“答卷”做好了，但是不是令广大读者朋友满意？只得由大家来评述了，我静心倾听着。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的是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南京市委宣传部网控中心的龚冬梅主任，中央电视台池建新总监，南京电视台陈正荣副台长、新闻综合频道傅萌总监，江苏教育电视台张宜迁主任、薄其芳主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吴小平副总经理和东南大学出版社江建中社长、张新建总编，南京市政协副主席余明博士，南京阅江楼风景区管理委员会韩剑锋主任，南京明孝陵周钰雯馆长，南京静海寺纪念馆田践馆长，南京阅江楼邱健乐经理、钱琪小姐，南京市社科院、社科联的陈正奎院长、严建强主任、顾兆禄主任，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蔡健处长等领导的关怀；感谢我在南京的学业师长、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群教授对我的谆谆教导和无私的帮助以及潘老的老朋友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南京晓庄师范学院陈平平教授；感谢南京云锦老前辈及他们的后人，尤其是李少卿先生和不久前过世的南京云锦权威徐仲杰先生及其著作《南京云锦史》对我的云锦研究的启迪和帮助；感谢中央电视台裴丽蓉编导、徐盈盈编导、戚锰编导以及主持人张腾岳、江苏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贾威编导，江苏教育电视台的苍粟编导、赵志辉编导、夏恬编导，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制片人张环女士、舒晓峰编导、海外中心的吴卓编导，南京电视台主持人周学先生、常征主任、编导刘云峰先生、李健先生、柏新民先生、卞昌荣先生，江苏广播电台的吕凤华女士、陆正国先生，新华报业集团的邹尚主任、黄燕萍女士、吴昌红女士，《现代快报》的胡玉梅女士，《金陵晚报》的郑璐璐主任、记者于峰先生，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倩主任和郁希老师，南京静海寺纪念馆的钟跻荣老师，南京明孝陵向阳鸣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和郑宽涛先生，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的黄雁鸿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孙邦华教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财经大学的霍训根主任，江苏经贸学院的胡强主任、吴之洪教授，南京出版社的卢海鸣主任，南京城墙办的朱明娥女士，中年篆刻专家潘方尔先生等朋友给我的帮助，还要感谢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和他的弟弟北京大学教授让庆澜先生对我写作的关心，根据让氏家族先祖口授心传的描述和家中所藏的中元节烧包单上的名录修成的《让氏家谱》所载，两位让老是建文帝的第15代子孙，尽管今年他俩已经八旬有余，但听到我在写建文帝出亡之谜的著作时，他们立即给予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在此我衷心地祝愿两位让老健康长寿！当然更要感谢福建宁德的朋友，他们是现蕉城区委书记郑民生，蕉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承东，统战部的杨向辉部长，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王道亨副主任，宁德市委宣传部吴泽金、组织部孙绍祥、余新汉和宁德“蕉城在线”黄镇平、福建宁德三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池致春等先生，不可想象，要是没有宁德朋友的帮助，拙著是否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

　　大明第一谜案经过600年的是是非非，现在终可以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了。欢迎海内外的朋友一同参与到建文帝问题研究当中来。潘群先生曾说：“建文帝是个好皇帝！”正因为建文帝是个好皇帝，才有600年来这么多的人在关注他；建文帝最后出亡了，是历史上福建人民收留了这位不多见的好皇帝，笔者聊以本书献给可敬的福建人民和喜爱我的读者！

　　最后要说的是，下列同志参与了本书的图片收集、资料整理、文稿起草等工作，他们是马宇阳、陈友初、吴艳萍、顾友彪、车侠、伏毅、马允成、殷风娟、薛镇芬、徐建华、朱险峰、陈瑾、高建平、陈昊、车云飞、刘世梅、万发军、车超、金太霞、万时绪、顾介凤等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宇阳、陈友初、吴艳萍、吴金生、唐庆健、顾友彪、车侠、伏毅、马允成、殷凤娟、薛镇芬、徐建华、朱险峰、陈瑾、高建平、陈昊、辛继鹏等人参与了本书的图片收集、资料整理与部分写作等工作。

　　马渭源

　　于南京大明帝国黄册库畔

　　2010.4.8